契柯瓦尼，С.И.

[拼音]：Zhongguo xinwen shiyeshi

[英文]：history of Chinese journalism

中國各種新聞傳播手段產生、發展和演變的歷史。包括 8世紀以來中國報刊的歷史，也包括19世紀以來中國通訊社、廣播、電視的歷史。

中國古代報紙

中國的新聞事業始於唐代中葉。傳發於唐代末年的敦煌進奏院狀，是現存中國最古老的報紙，也是現存世界上最古老的報紙。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裡，報紙的發展非常緩慢。邸報(或稱“邸抄”、“朝報”等) 有手抄的，有印刷的，長期以來是封建王朝的官方報紙，傳發受到控制。此外，也出現過一些非官方的小報和民間報房辦的報紙(見中國古代報紙)。直到19世紀初，中國才出現了類似近代報刊的定期出版物。中國早期的近代報刊是外國傳教士和商人創辦的。

中國近代報刊

清嘉慶二十年(1815)，英國傳教士於馬來亞半島西岸的馬六甲創辦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在東南亞華僑中散發，並有一部分傳入廣州。這是第1份用中文出版的近代報刊。由此開始，至1842年鴉片戰爭結束，外國人在東南亞、香港、澳門和廣州等地先後創辦了 6種中文報刊和10多種外文報刊。鴉片戰爭後，外國傳教士、商人、官吏紛紛湧入中國，外國人在華辦報的數量激增。其中發行較廣、影響較大的外文報紙有《字林西報》(1864年創辦)，中文報紙有《萬國公報》(1868年創辦)、《申報》(1872年創辦)和《新聞報》(中國)(1893年創辦)等。在此期間，英國路透社於1872年起在上海建立分社，並開始向報紙發稿。 (見中國近代早期報刊)

資產階級改良派主辦的報刊

中國人自己辦的近代報刊始於19世紀中葉，是隨著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潮的興起而逐漸登上歷史舞臺的。早期影響較大的是王韜於1874年在香港創辦的《迴圈日報》。甲午戰爭(1894～1895) 後到戊戌變法(1898)期間，中國出現了自辦報刊的高潮，據統計，從1896年《時務報》創刊到1898年戊戌政變發生，兩年多的時間內，各地創辦中文報刊70多種，比這之前30多年所辦中文報刊增加了一倍多。這些報刊絕大多數是資產階級改良派創辦的，其代表人物康有為、梁啟超等利用報刊宣傳維新變法，其主要報刊有《時務報》、《知新報》、《湘學報》、《國聞報》和《湘報》。戊戌變法的 100多天內，資產階級改良派報刊的出版達到高潮。不久戊戌政變發生，改良派在國內的宣傳陣地喪失殆盡。他們的宣傳據點暫時移向國外。(見戊戌維新時期改良派報刊)

資產階級革命派主辦的報刊

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報刊活動始於1894年。他們先後在國內外創辦了 120多種報刊。革命派早期辦的報刊大多在國外創辦。同盟會機關報《民報》1905年創刊於日本東京。《民報》同資產階級改良派《新民叢報》關於中國走什麼道路的論戰，有力地擴大了革命思想的傳播。 1907年以後，革命派報刊的出版重心逐漸由國外轉移到國內，上海、武漢、廣州等地出現了一批革命報刊，其中以《神州日報》、《民呼日報》、《民立報》、《大江報》、《可報》等最有代表性。這些報刊對於辛亥革命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見資產階級革命派報刊)

中華民國成立以後，報刊事業一度繁榮。中國自辦的通訊社也有了新的發展。但不久，即受到北洋軍閥的嚴重摧殘，形成了中國近代新聞史上的低潮階段。

五四運動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的新聞事業

1919年五四運動前後，一批新型報刊出現，是中國現代新聞事業的開端。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的《新青年》(第 1卷名《青年雜誌》)和1918年陳獨秀、李大釗在北京創辦的《每週評論》等刊物，積極宣傳科學與民主思想，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為五四運動作了思想準備。在五四運動的影響和推動下，1919年全國各地新出版的報刊約 500種。北京、上海、天津、武漢、湖南等地湧現的為數眾多的學界報刊尤具特色，著名的有毛澤東主編的《湘江評論》、周恩來主編的《天津學生聯合會報》。五四運動時期，中國報刊工作有了重大改革，報紙副刊的變化最大。著名的北京《晨報》副刊、上海《時事新報》的副刊“學燈”、《民國日報》(上海)的副刊“覺悟”和《京報》副刊，被稱為五四運動時期的“四大副刊”。這個時期的進步報刊有力地促進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的發展。(見五四運動時期報刊)

中國共產黨成立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新聞事業

在中國共產黨建黨的過程中，中國出現了第 1批無產階級報刊。1920年8月，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將《新青年》改組為它的理論刊物。同年11月又創辦了另一理論刊物《共產黨》月刊。同時，上海、北京、廣州等地的共產主義小組也辦起了一些小型的工人報刊。中國共產黨成立後，1922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創辦了第1個機關報──《嚮導》週報，由蔡和森主編。1925年“五卅”運動中，瞿秋白主編了黨的第 1個日報──《熱血日報》。這些報刊對宣傳中國共產黨早期的綱領、政策和革命的三民主義，以及推動反帝反封建的群眾運動，起了積極的作用(見中國共產黨早期機關報刊)。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和幫助下，中國國民黨的報刊也有了較快的發展。國民黨中央宣傳部辦的《政治週報》就是由毛澤東主編的。廣州、漢口、上海等地的《民國日報》曾積極宣傳國民革命。此外，還出現了一批以工人、農民、士兵和婦女為讀者物件的報刊，如《革命軍人》、《中國農民》和《中國工人》等。

這一時期，民營報紙在擴充事業規模和改進新聞業務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1924年和1925年，成舍我在北京先後創辦《世界晚報》、《世界日報》和《世界》畫報；1926年，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新記公司，接辦天津《大公報》；上海的《申報》、《新聞報》等實行企業化經營，加強新聞報道，增出專刊。各報逐漸形成自己的特色。通訊社和廣播電臺也有了初步發展。據1926年統計，全國有通訊社 155家，其中初具規模的有國聞通訊社、申時通訊社和中央通訊社等。1923年1月，美國人在上海創辦的廣播電臺開始播音，這是中國最早的廣播電臺。1926 年10月開始播音的哈爾濱廣播電臺，是中國人自已辦的最早的廣播電臺。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新聞事業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國民黨當局逐步建立了以《中央日報》、中央通訊社和中央廣播電臺為代表的新聞宣傳網。這個時期，《申報》、《大公報》、《時報》、《時事新報》等資產階級民營報刊也有了較大的發展。據1936年統計，這一時期，國民黨統治地區共有各種報刊1763種。

1927年以後，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陸續辦起了《布林塞維克》、《紅旗》和《紅旗日報》等祕密刊物。由於革命根據地的開闢，中國共產黨的新聞事業開闢了在農村環境中發展的新道路。1931年11月，中國共產黨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建立起紅色中華通訊社 (見中國通訊事業)。各革命根據地的報刊均有增多，據1933年統計，僅中央革命根據地就有《紅色中華》、《紅星報》(中國)等報刊34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以後，1937年1月，《紅色中華》改名《新中華報》，紅中社改稱新華通訊社。4月，中國共產黨創辦了《解放》(延安)週刊。1931年“九一八”事變至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的加緊，呼籲國民黨當局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抗日救亡報刊大量湧現。其中著名的有鄒韜奮主編的《生活》週刊和《生活日報》以及《立報》等。史量才主持的《申報》也改變政治態度，開始反對國民黨當局的不抵抗政策，支援抗日救亡，並從多方面改進報紙工作。在“一二九”運動中，還出現了一批學生報刊。外國人在中國辦的《密勒氏評論報》、《中國呼聲》等報刊積極宣傳中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字林西報》、《大美晚報》等也作了報道。

抗日戰爭時期的新聞事業

抗日戰爭初期，抗日的新聞事業有了很大發展。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公開出版的《新華日報》、《群眾》雜誌，成為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旗幟。《救亡日報》、《全民抗戰》和國際新聞社等，都發揮了積極作用。國民黨主辦的報刊和廣播電臺增加了抗日宣傳的內容。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新聞事業也迅速發展。1939～1940年間、在延安先後創辦了《共產黨人》、《八路軍軍政雜誌》等刊物和延安新華廣播電臺。1941年5月，中共中央辦起了大型機關報──延安《解放日報》(延安)。1942年《解放日報》改版，帶動了各個抗日民主根據地新聞事業的改革，使中國共產黨的新聞事業走上了成熟的發展道路 (見延安報刊(抗日戰爭時期))、抗日民主根據地報刊)。抗日戰爭時期在大後方出版的《大公報》、《大剛報》、《新蜀報》、《國民公報》等報紙，也積極地進行了抗日宣傳。眾多的愛國新聞工作者團結奮鬥，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見國民黨統治區報刊(1937～1945))。在淪陷區，日偽辦的報刊受到人民群眾的抵制。一些地方出現了抗日的祕密報刊(見淪陷區報刊)。

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新聞事業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當局接管大批日偽新聞機構，在國民黨統治區(包括原淪陷區)重新恢復了官方新聞事業壟斷的局面。解放區的新聞事業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抗戰時期一度停播的延安新華廣播電臺恢復播音。新創辦了《東北日報》、《新華日報》(華中版)、《人民日報》(晉冀魯豫)等報刊。內戰全面爆發後，國民黨當局加強對新聞事業的控制。《新華日報》和《群眾》雜誌分別於1947年2月及 3月被迫停刊。隨後，《文匯報》、《聯合晚報》、《新民報》南京版和上海版等大批報刊，被勒令停刊。解放區的新聞事業也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過程。1947年3月，延安《解放日報》停刊。新華總社和延安新華廣播電臺先後轉移到陝西瓦窯堡和河北涉縣、平山等地堅持工作。新華社兼代了中共中央機關報的任務 (見解放區報刊)。隨著人民解放戰爭不斷勝利和新解放區的不斷擴大，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陸續接管了大批國民黨的報紙、通訊社和廣播電臺，利用原有裝置擴建了人民的新聞事業。1949年3月，新華總社和陝北新華廣播電臺(原延安臺)隨中共中央遷進北平(今北京)；8月，華北《人民日報》改為中共中央機關報。至此，建成了面向全國的中央一級的三大新聞機構，完成了中國共產黨的新聞事業由鄉村向城市的轉移。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的新聞事業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中國的新聞事業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

建國後最初 7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有步驟地進行了新聞事業的恢復、改造工作，建立起初具規模的社會主義新聞事業體系，為以後新聞事業的全面發展奠定了基礎。

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時期的新聞事業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召開全國新聞工作會議，討論在全國轉入以生產建設為中心任務的情況下，改進新聞工作的問題。會後，各級報紙開始以首要篇幅報道生產勞動；積極建立通訊員網路和讀報組，進一步加強報紙和人民群眾的聯絡；注意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根據會議的決定，新華通訊社結束了戰爭年代各分支機構的分散狀態，完成了組織上和工作上的集中統一，逐步建成為國家通訊社。通過建立城鄉廣播收音網和農村廣播站，使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各級地方廣播電臺的廣播擴大了收聽範圍，人民廣播開始進入工廠、農村和部隊。據統計，1957年全國有報紙 364種，廣播電臺61座，縣廣播站近1700個。

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的新聞事業

1957～1966年間，中國新聞事業有了很大發展。1958～1960年，適應社會主義建設全面發展的需要，報紙和廣播電臺的數量有了較大增長，同時開辦了電視事業。1958年全國有報紙491種，廣播電臺91座，電視臺2座。1961年起，由於調整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新聞事業隨之壓縮規模。1961年全國報紙減少為 260種，廣播電視事業的規模也有所縮減。60年代中期，隨著國民經濟的好轉，新聞事業又得到恢復。到1965年，報紙增加到 413種，廣播電臺87座，電視臺12座。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新聞事業

“文化大革命”時期，大批報刊被迫停辦，報刊發行量大幅度下降。據1968年統計，全國省級以上報刊僅42種，其中全國性報刊只有 4種。1971年以後，報紙數量略有回升，但增長有限。與此同時，新華社和廣播電視事業也受“文化大革命”的影響，效率低、效益差，遠未達到應有的水平。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新聞事業

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從1979年起，報紙的種類和期刊總髮行量成倍增長，收音機和電視機的社會擁有量急劇增加。中國的新聞事業已由以報紙為主體逐漸轉到通訊社、報紙、廣播、電視、新聞電影、新聞攝影等多種新聞工具互相配合、互相促進的新格局。一個多層次、多品種、多功能的遍及全國的新聞宣傳網已經形成。報刊、通訊社、廣播、電視等已經成為建設社會主義的強有力的工具。據1987年統計，除臺灣省外，全國共有登記公開發行的報紙1482家，期總髮行量為 18600萬份；廣播電臺 386座，發射臺和轉播臺1016座，收音機、收錄機社會擁有量 3.3億架，縣級廣播站2576個，廣播喇叭8316萬隻；電視臺 366座，發射臺、轉播臺 17570座，電視機社會擁有量1.16億臺。新華通訊社已成為國際性通訊社之一，在國內外有分社 120多個，派駐國內外的記者1100多人。以海外華僑、臺港同胞和外籍華人為物件的中國新聞社也有了很大發展。

中國的新聞事業作為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喉舌，在傳播新聞，溝通情況；宣傳思想，影響群眾；反映輿論，引導輿論；傳授知識；提供娛樂等方面，正在發揮著日益巨大的作用。

參考書目

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1981。

方漢奇、陳業劭、張之華:《中國新聞事業簡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1983。

樑家祿、鍾紫、趙玉明、韓鬆:《中國新聞業史》，廣西人民出版社，南寧，1984。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中國新聞出版社，北京，1986。

丁淦林：《簡明中國新聞史》，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1986。

趙玉明：《中國現代廣播簡史》，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北京，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