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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Yan Fu

中國近代思想家、翻譯家、教育家。字又陵，號幾道。福建侯官縣（今閩侯縣）人。他在青少年時代，曾考入福州船政學堂，後被保送到英國留學，回國後，任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後升總辦，曾協助張元濟辦北京通藝學堂，並在天津主辦《國聞報》。

嚴復是中國最早系統地介紹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理論和學術思想，宣傳“西學”、“新學”並以它與封建主義的“中學”、“舊學”相抗衡的首要代表人物。他先後翻譯了英國生物學家T.H.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嚴復譯其中一部分名為《天演論》），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原富》，哲學、經濟學家J.S.米爾(舊譯穆勒)的《邏輯體系》（嚴復譯其中一半名為《穆勒名學》)，法國思想家 C.de S.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嚴復譯本名為《法意》），社會學、教育學家H.斯賓塞的《社會學原理》(嚴復譯本名為《群學肄言》)等。特別是他所宣傳“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思想，對當時影響較大。

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嚴復認為既不能依靠舊的法制，也不能單依靠興辦洋務的治標辦法，應該從中國最根本的文化教育入手。“以今日要政，統於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三曰新民德”。“鼓民力”就是要增強人民的體質；要注意操練、飲食，提倡醫學，尤其是應當嚴禁鴉片和禁止纏足。“開民智”就是提高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學習西方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學習西方科學家研究學問的方法。“新民德”就是提高人民的道德，極力主張採用西方資產階級“自由”、“平等”的社會道德。

嚴復對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進行了深刻的揭露，並指出它所造成的三大禍害:即“錮智慧”、“壞心術”、“滋遊手”。所以，嚴復斷然指出：欲使國家富強，多出胸有實學的人才，則非“廢八股，試帖，策論諸制科不可”。

與此同時，嚴復嚴厲批判中國傳統的“舊學”── “漢學”、“宋學”等種種封建主義文化，不但是“無實”、“無用”，而且是“謬種流傳，羌無一是”，“徇高論而遠事情，尚氣矜而忘實禍”的高談闊論和脫離實際的主觀主義的東西。他認為這些“舊學”不能拯救國家的危亡，是“學術末流之大患”，“皆宜且束高閣”。

因而，他呼籲：“求才為學二者，皆必以有用為宗。而有用之效，徵之富強，富強之基，本諸格致”。應把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之類的教學內容引進學校的課程中來，設立新式學堂，建立新的教育制度。

1902年，嚴復在《與外交報主人論教育書》中，提出了一個比較詳細的學校教育制度的藍圖，並對各級學校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和要求：

（1）初等教育：“學生未進中學之先，舊學功課，十當處九”。學習的目的是執筆能為“條達妥適之文”，“而於經義史事亦粗通曉”。但也應該用明白易懂的文字翻譯一些西學方面“最淺最實之普通學”做為輔助讀物。對舊的教學方法也應有所改革，“減其記誦之功”而“益以講解之業”。

（2）中學教育：中學堂的功課，應以“西學”為重點，“洋文功課居十之七，中文功課居十之三”，並且規定：“一切皆用洋文授課”。

（3）高等教育：中學堂學習四五年後，“使可升入高等學堂為預備科，三四年後，便可分治專門之業”，即學習各種專門的學科。高等教育的教學內容主要是“西學”，至於“中文”則是“有考核，無功課，有書籍，無講席。聽學者以餘力自治之”，即讓學生在課餘時間通過自學來解決。

嚴復又是一位在近代中國積極介紹西方科學研究方法的思想家。他指出西方科學家研究學問的根本精神不外“實”和“用”兩個方面，就是根據客觀事實探求真理的態度和學以致用的研究精神。他還讚美西方科學家研究自然科學都是以實驗方法為基礎的，通過客觀事實的普遍證明，然後建立公理或原則。他說：“西學格致……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驗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後定之為不易，其所驗也貴多，故博大”。嚴復當時所傳播的這種初步具有科學觀點研究學問的思想方法，啟發了當時中國的學術界、教育界和不少的知識分子，有一定的進步作用。

嚴復後半生不能跟隨歷史的潮流前進，及至辛亥革命以後，竟在政治上贊成帝制，思想上轉向尊孔讀經，從先進走向它的反面。他的著作有《瘉壄堂詩集》、《嚴幾道詩文鈔》等。著譯編為《侯官嚴氏叢刊》、《嚴譯名著叢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