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人權宣言

[拼音]：Wu-Si yilai de waiguo wenxue fanyi

現代中國所進行的外國文學作品的翻譯、介紹。晚清民初，梁啟超提倡譯印政治小說，並自譯《佳人奇遇》等書；嚴復翻譯《天演論》，提出“信、達、雅”的翻譯標準；林紓自《巴黎茶花女遺事》起，翻譯了180多種歐美的說部；魯迅翻譯《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和編譯《域外小說集》，都開中國翻譯外國文學作品的先河，但外國文學大量地介紹到中國來，主要是五四運動以後的事。

五四運動以後

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外國文學作品的翻譯介紹，新的文學形式（如新詩、話劇）和新式標點符號的引進，對中國新文學的發展和成長，都發生了很大的影響。首先在“五四”前後出版的《新青年》雜誌，成為翻譯介紹外國文學的重要陣地，當時曾介紹過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和莫泊桑等人的小說，王爾德、易卜生和武者小路實篤等人的劇本。特別是1918年6月出版的“易卜生專號”，翻譯介紹了《娜拉》等劇本，這對當時反對封建、爭取個性解放的鬥爭，曾起了不小的作用。

遠從“五四”時起，在翻譯介紹外國文學方面，當時幾位先行者的觀點就很明確。如魯迅早在《摩羅詩力說》中就提出，要介紹“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而為世所不甚愉悅者”的文學，也就是為了中國革命的需要，要介紹為爭取民族解放而鬥爭的被壓迫、被損害的弱小國家、民族和人民的文學。沈雁冰在1920年主持《小說月報》的《小說新潮欄》時指出：“現在新思想一日千里，……所以一時間便覺得中國翻譯的小說實在是都‘時代’。……中國現在要介紹新派小說，應該先從寫實派、自然派介紹起。”他還擬了一個包括歐洲20位重要作家的43部主要作品的目錄。瞿秋白在為《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寫的序言中也說：“只有中國社會所要求我們的文學才介紹──使中國社會裡一般人都能感受都能懂得的文學才介紹。”

1921年初文學研究會成立，翌年沈雁冰親自主編革新版的《小說月報》，在廣泛翻譯介紹外國文學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如1921年9月的《小說月報》，出版了“俄國文學研究”號外，同年10月出版了“被損害民族的文學號”，1924年4月又出版了“法國文學研究”號外。此外在作家方面，先後編輯了“泰戈爾專號”、“拜倫專號”、“安徒生專號”、“羅曼·羅蘭專號”等。這時在文學翻譯界最為活躍的，當推魯迅、沈雁冰、瞿秋白、耿濟之、郭沫若、鄭振鐸等人。魯迅以翻譯俄國、日本和東歐與北歐國家的文學為主；而且在1925年組織了未名社，培養了韋素園、李霽野、曹靖華等不少年輕翻譯工作者。沈雁冰經常在《小說月報》上翻譯介紹弱小國家和民族的文學作品，而且還寫了多篇評介和研究文字。瞿秋白和耿濟之同是俄國文學的研究者和翻譯者，他們早在1920年就編輯了《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隨著共學社的成立，商務印書館出版了該社編的《俄羅斯文學叢書》和《俄國戲曲集》，其中屠格涅夫的《父與子》、托爾斯泰的《復活》、亞·尼·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劇本《大雷雨》等作品，都出自耿濟之之手。郭沫若以翻譯德國文學為主，他翻譯的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和《浮士德》，在當時頗負盛名。鄭振鐸自1922年起繼沈雁冰之後主編《小說月報》，仍以翻譯介紹外國文學為重點。他每期撰寫《文學大綱》，對自古代直到現當代的外國文學都作了全面的介紹，並翻譯了泰戈爾的詩集多種。在介紹外國戲劇方面，潘家洵翻譯了易卜生、蕭伯納、王爾德等人的作品，田漢也開始翻譯莎士比亞的劇本。

30年代前後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隨著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翻譯文學進入新的階段，蘇聯的無產階級文學和各國的進步、革命文學大量地被介紹進來。魯迅在當時直到1936年逝世為止，始終是翻譯界的主將。在國民黨反動派所進行的“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的情況下，他為了建立中國的革命文藝理論，主編了《科學的藝術論叢書》，在1929年翻譯了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和盧那察爾斯基的《藝術論》等書。他認為當時應以介紹“戰鬥的作品”最為重要，他在1930年翻譯了法捷耶夫的《毀滅》，出資編印了曹靖華翻譯的綏拉菲摩維支的《鐵流》。他主編介紹蘇聯文學作品的《現代文藝叢書》，還先後主編了《莽原》、《奔流》、《朝花》、《萌芽月刊》、《譯文》等文藝刊物，培養了柔石、白莽、孫用等新生的翻譯力量。他在1935年還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譯作果戈理的《死魂靈》。這時瞿秋白正在上海祕密隱居，他從俄文翻譯了不少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論文和高爾基的政論集與小說集，後經魯迅在1936年彙編為《海上述林》出版，他翻譯的普希金的名詩《茨崗》和高爾基的革命頌歌《海燕》，也都成於此時。

30年代前後，首先是蘇聯的文學作品大量被介紹進來，其中尤以高爾基的作品影響最大。如沈端先（見夏衍）翻譯的高爾基的《母親》，對教育和鼓舞廣大的青年讀者走上革命的道路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被國民黨當局列為“禁書”。在各國進步和革命文學的介紹方面，有郭沫苦翻譯的英國高爾斯華綏的劇本和美國辛克萊的小說《石炭王》、《屠場》、《煤油》等書，他同時還翻譯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有關藝術的論著。

外國古典文學和近當代文學的翻譯介紹也始終未斷。如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多種世界文學名著，文學研究會叢書也出版了不少譯著。在翻譯家當中，如朱生豪專心翻譯莎士比亞的戲劇作品，穆木天翻譯巴爾扎克的小說，李青崖翻譯莫泊桑的短篇，傅雷翻譯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和三名人傳；在東方文學中，開明書店和中華書局出版了不少日本作家如國木田獨步、夏目漱石、有島武郎、芥川龍之介、佐藤春夫、谷崎潤一郎、菊池寬等人的選集；同時也出版了日本無產階級的文藝作品如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等。魯迅在1934年8月創刊《譯文》雜誌，到1937年6月停刊，共出了29期。鄭振鐸從1935年10月主編《世界文庫》，共出了12冊。它們當時在介紹外國古典文學、各國的進步的和革命文學，推動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魯迅和瞿秋白在建立翻譯理論方面，同梁實秋、陳源等人進行了激烈的論辯。魯迅在1931年寫給瞿秋白關於翻譯的通訊中，系統地闡述了他的理論。魯迅主張“凡是翻譯，必須兼顧著兩面，一當然力求其易解，一則儲存著原作的丰姿”；他針對著一些主張“寧順不信”的人，提出了“寧信而不順”的意見。瞿秋白進而提出了“信與順統一”的問題。他們寫的一系列有關翻譯問題的文字，至今仍有現實意義。

抗日戰爭期間及勝利後

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翻譯文學並沒有停止，在國民黨統治地區，在解放區和成為“孤島”的上海，翻譯工作者都始終站在戰鬥的崗位上。

在國民黨統治地區，無論在重慶、桂林和昆明等地出版的報紙和刊物，如《新華日報》、《救亡日報》、《抗戰文藝》、《文藝陣地》、《文學月報》、《中蘇文化》上，都大量刊載外國文學作品，特別是有關蘇聯人民抗戰的作品。當時曹靖華在重慶中蘇文化協會主編《蘇聯文學叢書》，參加編輯和編譯工作者，有曹靖華、茅盾、戈寶權等人。曹靖華翻譯了卡達耶夫的《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瓦希列夫斯卡的《虹》，列昂諾夫的劇本《侵略》等。茅盾翻譯了巴甫連科的《復仇火焰》、格羅斯曼的《人民是不朽的》，卡達耶夫的《團的兒子》等。戈寶權在《新華日報》上翻譯了愛倫堡寫的有關西班牙國內戰爭、巴黎的淪陷和蘇聯人民英勇抗戰的報告文學作品多篇，輯成《不是戰爭的戰爭》、《六月在頓河》和《英雄的斯大林城》等書出版。

在延安，《解放日報》和《大眾文藝》上，注意發表外國（主要是蘇聯）的文學作品。如蕭三翻譯的考納丘克的《前線》，即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並曾演出過。

在上海“孤島”，1941年出現了用蘇商名義創辦的時代出版社，出版《時代日報》、《時代週刊》和《蘇聯文藝》，大量翻譯介紹蘇聯的抗戰文藝作品。當時參加時代出版社的編輯和翻譯工作的，有姜椿芳、林淡秋、陳冰夷、葉水夫、磊然、草嬰等人，抗戰勝利後參加的又有戈寶權、孫繩武、蔣路、張孟恢等人。當時在《時代週刊》上闢有“高爾基研究”專頁，介紹高爾基的作品和蘇聯研究高爾基的情況。戈寶權在參加時代出版社以後，編輯有《高爾基研究年刊》、《普希金文集》和《俄國大戲劇家奧斯特洛夫斯基研究》。

青年翻譯工作者萬湜思通過世界語翻譯出版了蘇聯詩人馬雅可夫斯基的詩集《吶喊》，介紹了《給藝術軍的命令》、《向左進行曲》和《蘇聯護照》等詩。梅益翻譯了蘇聯作家尼·阿·奧斯特洛夫斯基的著名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本小說在抗戰後期和勝利後的日子裡，都教育了廣大的青年讀者。

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翻譯介紹外國古典文學和現當代文學的工作也沒有停止過。在古希臘文學方面，如羅念生、葉君健等翻譯古希臘悲劇；在英國文學方面，如朱生豪、曹未風等翻譯莎士比亞的劇本，許天虹、蔣天佐翻譯狄更斯的小說；在法國文學方面，如李健吾翻譯福樓拜的小說和莫里哀的劇本，如傅雷翻譯巴爾扎克和羅曼·羅蘭的作品；在俄國文學方面，如巴金、麗尼、陸蠡等翻譯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說，耿濟之翻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高植翻譯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汝龍翻譯契訶夫的短篇小說、耿濟之和羅稷南翻譯高爾基的長篇小說；在美國文學方面，如傅東華翻譯德萊塞的小說，蔣天佐翻譯傑克·倫敦的小說，楚圖南翻譯惠特曼的詩歌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世界上不少文學名著都有了翻譯和介紹。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翻譯工作者的面前展開了一片廣闊的天地。1951年召開過第一次全國翻譯工作會議，出版了《翻譯通報》。1954年中國作家協會又召開了全國文學翻譯工作會議，郭沫若、茅盾、周揚等人都在大會上指出了大力開展翻譯介紹外國文學的重要性。這時隨著社會主義改造，出版社經過公私合營成立了國家的文學出版社，提出了翻譯出版外國文學的巨集偉計劃。《譯文》雜誌在1953年復刊，從1959年起改名《世界文學》，在翻譯介紹外國文學和團結外國文學翻譯工作者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就翻譯文學所包括的國家來說，範圍也愈來愈廣。俄國文學和蘇聯文學始終佔了主要的地位，人民文學出版社有計劃地出版了多卷本的《高爾基選集》和《馬雅可夫斯基選集》。這時開始注意到東南歐國家的文學作品，無論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南斯拉夫、保加利亞，直到阿爾巴尼亞，都有不少著名作家的作品，如波蘭的密茨凱維奇、匈牙利的裴多斐、保加利亞的波特夫的詩歌作品都被介紹過來；在現當代的作家中，如捷克斯洛伐克伏契克的《絞刑架下的報告》，對中國讀者也發生了深刻的影響。

隨著國際文化交流的開展，舉行過不少世界文化名人和作家的紀念活動，翻譯介紹了他們的作品，其中包括西歐、北歐、南歐和美國許多作家的作品；同時也重視介紹了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國家的作品。首次翻譯了日本的古典文學作品如《古事記》、《源氏物語》以及不少現當代作家的作品，還翻譯了朝鮮的古典文學作品如《春香傳》以及現當代作家的小說和詩歌。在印度文學中，翻譯了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五卷書》和迦梨陀娑的《沙恭泰羅》，以及印度現當代作家泰戈爾和普列姆·昌德的作品，還出版了10卷本的《泰戈爾作品集》。巴基斯坦方面，出版了伊克巴爾詩集。在阿拉伯國家方面，出版了《一千零一夜》，埃及的古典作品《亡靈書》以及《現代阿拉伯小說集》和《現代阿拉伯詩集》。土耳其方面，出版了希克梅特詩集。還開始翻譯出版非洲國家的小說和詩歌作品，從這些作品中傳出了非洲人民的呼聲。翻譯出版了不少拉丁美洲國家的作品，如智利詩人聶魯達的詩集和巴西作家亞馬多的小說集。

翻譯人才輩出。在印度文學方面有季羨林、金克木、謝冰心、石真等；在阿拉伯文學方面，有馬堅、納訓等；在日本文學方面有周啟明、豐子愷、樓適夷、李芒等；在古希臘羅馬文學方面有羅念生、楊憲益、楊周翰等；在英美文學方面有方重，楊豈深、李霽野、朱維之、張谷若、方平、周煦良、卞之琳、王佐良、董秋斯、常健、蔣天佐、朱海觀、袁可嘉、馮亦代等；在法國文學方面有傅雷、李健吾、羅大岡、吳達元、陳佔元、趙少侯、羅玉君、趙瑞蕻等；在德語國家文學方面有朱光潛、馮至、張威廉、錢春綺、傅維慈、田德望等；在北歐文學方面有潘家洵、蕭乾、葉君健等；在南歐文學方面有戴望舒、楊絳等；在俄國文學和蘇聯文學方面有巴金、餘振、芳信、滿濤、草嬰、辛未艾、曹葆華、蔣路、劉遼逸、汝龍、朱雯、金人、莊壽慈、張孟恢、伍孟昌、任溶溶、烏蘭汗等，在東歐國家文學方面有施蟄存、孫用、吳巖等；在拉丁美洲文學方面有王央樂等。至於中青年的翻譯工作者，更是不斷湧現。

“文化大革命”期間，外國文學成為禁區，直到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以後，外國文學的翻譯介紹工作才獲得了新生。各文學出版社恢復了原有出書的計劃，而且不少地方的出版社也開始出版外國文學作品。如人民文學出版社(外國文學出版社)和上海譯文出版社繼續出版《外國文學名著叢書》、《外國古典文藝理論叢書》和《二十世紀外國文學叢書》，人民文學出版社開始出版20卷本的《高爾基文集》和30卷本的《巴爾扎克全集》，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編印《外國文學研究資料叢刊》。各地的出版社，如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15卷的《傅雷譯文集》。如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30餘種樑宗岱、戴望舒、卞之琳等人翻譯的譯詩集。同時各地的出版社還出版各種外國文學的譯叢。翻譯介紹外國文學的刊物，也不斷先後出版，除1977年10月復刊的《世界文學》外，新出的大型外國文學刊物，在南京有《譯林》和《當代外國文學》，在上海有《外國文藝》、《外國文學報導》和《外國語》；在北京有《外國文學季刊》、《國外文學》、《外國文學》、《外國戲劇》；在武漢有《外國文學研究》;在廣州有《世界文藝》、《譯海》和《花城譯作》。專門性的刊物，蘇聯文學方面有北京的《蘇聯文學》、《當代蘇聯文學》，有武漢的《俄蘇文學》，日本文學方面有長春的《日本文學》。比較文學成為一個新的研究科目，北京大學成立了比較文學研究中心，全國成立了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編輯出版了《中國比較文學》的刊物。中國莎士比亞研究會編輯出版了《莎士比亞研究》。

外國文學的研究機構，除中國社會科學院有外國文學研究所外，各地的文科高等院校也大多設有外國文學教研室。全國性的學術組織，有1978年成立的中國外國文學學會和相繼成立的一些專門性的、不同國別文學的學會，經常舉行各種學術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