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欽

[拼音]：jiegouzhuyi meixue

[英文]：structurist esthetics

運用語言的結構和模式來研究、解釋文學現象的現代西方美學思潮。主要流行於法國。它不關心作品所表現的客觀世界，而是研究語言資訊場內語言的美學功能，力圖以此規定出文學的本質、功能，以及作品與社會的關係、作品與作者和讀者的關係。

形成

20世紀20年代出現的俄國形式主義是結構主義美學的端倪。代表人物有謝克洛夫斯基、R.雅可布遜(1896～1982)、托馬謝夫斯基(1890～1957)、廷亞諾夫(1894～1943)等。他們著重於詩歌語言結構的研究。在他們看來，作品的文學性在於語言的運用和修辭技巧的安排，美學研究應關心的是“如何表現”，而不是“表現了什麼”。詩的審美功能在於打破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因循守舊的感覺方式，克服人對現實的麻木、對外界消極反映的弱點，高度發展人的意識。詩的語言不是傳達資訊的實用工具，也不是獲取知識的認識手段，而是人類的一種永恆的自我規定的連續活動。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雅可布遜把俄國形式主義思潮傳播到東歐，使它與瑞士語言學家 F.de索緒爾(1857～1913)的語言學、E.胡塞爾的現象學、德國哲學家E.卡西勒的象徵形式哲學結合，形成布拉格語言學派，並始稱為結構主義。捷克斯洛伐克的穆卡洛夫斯基 (1891～1975)發揮索緒爾語言學的基本概念，形成了關於文學符號和結構的理論。他認為文學語言是一套“自主符號”，它不是指向符號以外的實際環境，而是指向作品本身的世界。文學語言的特點是最大限度地偏離日常實用語言的指稱功能。對標準語言規範的歪曲是詩的靈魂，它使詩人能在公認的語言形式之外找到自己詩意的表現方式。雅可布遜把隱喻和借喻視為語言行為甚至一般人類行為中極重要的象徵符號。他認為借喻是模仿式的，隱喻是感測式的。任何藝術作品都可以根據它們使用借喻還是隱喻來確定其特徵。浪漫詩人、象徵詩人是隱喻結構佔優勢，英雄史詩、現實主義作品是借喻佔優勢。特定的個人也正是通過運用隱喻和借喻的方法和語義顯示出個人風格、趣味和趨向的。

流派

60年代法國人類學家 C.勒維-斯特勞用結構主義語言學方法研究原始部落社會中的社會現象與社會意識，創立了結構主義人類學，使以結構主義語言學為方法論的結構主義思潮幾乎在哲學、美學、歷史學、心理學、人類學等領域同時漫生。美學方面形成了批評、敘述學、文字分析等三個流派。

結構主義批評

代表人物是法國的R.巴爾特（1915～1980）、P.索勒爾(1936～)等。他們不重作品語言的所指面（內容），而注意能指面(語言)；重視閱讀反應的“統一性”與“參與性”，主張批評家積極介入作品的閱讀過程，創造作品的意義。巴爾特認為文學的真正本質是一個功能系統，其中作品是“常量”，而產生這一作品的時代是“變數”，讀者的反應是互變組成，他給作品帶來自己的歷史、語言和自由。因此，他將結構主義看作一種活動，即從真實的客體著手，先將它分割，然後又把它重構，從而使一個新客體從原客體中不可見的、甚至不可解釋的意義中抽引出來。

結構主義敘述論

敘述論以語言學結構功能或“行為模式” 來表徵敘述文的本質特性。代表人物有勒維-斯特勞、巴爾特、A.J.格雷馬、T.託多羅夫等。巴爾特指出，敘述文完全由功能組成，文中所有一切都表現一定的意義。它有 3種不同情況：

（1）功能，即文學本身具有一定的含義。

（2）行為，即作品中人物所作所為。

（3）敘述，即敘述者自己如何理解故事並怎樣向讀者介紹。他認為語言和文體是時間和生物人的自然產物，寫作卻是來自歷史統一性的一個行動，是一種功能，是創作與社會之間的交往。託多羅夫認為，敘述文由4部分組成：語義範疇、修辭範疇、言語範疇、句法範疇。俄國形式主義者普洛普 (1895～?)使用“行為模式”分析方法著重研究民間故事中起不同作用的各種因素及其相互關係。“行為模式”分析的主要特徵是根據敘述文故事中的不同功能，將其中出現的人、物、思想、理論、時空、氣候等列為模式，然後根據模式內容的變化作進一步分析研究。這種分析方法影響著勒維-斯特勞對神話的分析。格雷馬則把勒維－斯特勞的縱聚合傾向模式與普洛普的橫組合模式結合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