縉紳會議

[拼音]：huafalang

[英文]：Painted Enamel

在金屬胎上繪琺琅的複合工藝。它是在金或銅胎上先塗一層白琺琅釉料，燒後再用琺琅釉料繪山水、人物、花卉、鳥獸、樓閣以及博古等圖案，再經焙燒而成，是一種畫在金屬器物上的琺琅畫。畫琺琅誕生在 15 世紀末的弗蘭德爾地區，16世紀最為發達，盛行於歐洲，最突出的成就是畫琺琅肖像，其工藝中心是法國的利摩日。17世紀後半葉至18世紀初分別在中國廣州和內廷養心殿造辦處琺琅廠試製成功，並繼續發展至晚清。清代畫琺琅可分為試製、繁榮和衰落 3個階段。

（1）試製階段。歐洲畫琺琅器首先從廣州口岸貢進內廷，不久便開始自行試製。康熙二十三年(1684) 弛海禁後，廣州便利用海外交通之便，輸入琺琅器、琺琅料以及製作技術，約用 10年時間試製成功，並逐步正式生產。養心殿造辦處琺琅作也由景德鎮彩瓷工匠宋三吉等獨立試燒，製品類似早期粉彩，主要器型有三足爐、圓盒、蓋碗、蓋杯、菱式盤、膽瓶和水盂等。康熙五十五年(1716) 廣州畫琺琅匠潘淳、楊士章等進入琺琅作，參與指導試製工作並燒成了規範化的康熙御用畫琺琅器。康熙五十八年(1719)法國畫琺琅匠陳忠信 (即傳教士Jean Baptste Graverevu)進入養心殿造辦處琺琅作， 傳授法國畫琺琅工藝。

（2）繁榮階段。養心殿造辦處琺琅作所制康熙御用畫琺琅器有碗、盤、盞託、鼻菸壺等，白地或彩地，繪人物、花卉等圖案，畫風工整寫實，琺琅鮮豔倩雅、細膩光潔。雍正時期內廷畫琺琅幾乎完全由廣州畫琺琅匠包攬，在規範化的康熙御用畫琺琅的基礎上有了較大的發展。器型有杯、盤、盒、壺、爐、水丞、花囊、奓鬥、滷壺、冠架、法輪、花籃、五供和鼻菸壺等。在琺琅色的運用上有所突破，如以黑色琺琅作地，襯托鮮豔的圖案，十分醒目。琺琅色品種也增多，用歐洲進口、廣州制和造辦處制的三處琺琅料，所繪圖案美不勝收。廣州畫琺琅， 色彩豔麗，光澤極強， 用筆潑辣，歐風濃厚，與內廷琺琅風格截然不同。乾隆帝積極提倡畫琺琅工藝，也從廣州召募名工巧匠燒造御用的畫琺琅器。器型俱全，如盅、碗、碟、盤、杯、勺、洗、盆、茶銚、盒、手爐、卣、壺、瓶、罐、觚、尊、臘臺、水丞、筆筒、香薰、冠架、花籃、如意、太平車、鼻菸壺、塔、五供、七珍、八寶、嘎布拉碗等等，涉及宮廷生活的各個方面。另外還出現了仿歐洲西洋樓閣與婦嬰、牧羊童等畫面，富有歐洲油畫趣味。內廷所用大件畫琺琅器一律發粵海關監督定燒，為此，曾派員赴穗畫樣設計並監督生產，以保證發往廣州燒造的內廷畫琺琅器能按照皇帝旨意、有御用畫琺琅的藝術格調和皇家樣式。廣州畫琺琅依然沿著雍正時期的軌道，使用從歐洲進口的或廣州燒造的琺琅料燒造大批貢品和民用畫琺琅器。在琺琅的色調、質地、光澤和彩繪上不亞於內廷畫琺琅的造詣和水平。它的突出特點是體胎輕薄，立意新穎，器形奇譎姣窈，色彩妖豔，光澤眩耀，畫風歐化；圖案也多用莨苕科花葉、傢俱、樓房、獵犬、洋婦、洋嬰以及寫生的花卉鳥獸等歐洲風格題材。乾隆十年至五十年(1745～1785)是清代畫琺琅的極盛期和最高峰。此後逐步衰落，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一度撤銷琺琅作，中止了畫琺琅器的生產。嘉慶以後內廷主要依靠粵海關提供畫琺琅器。在藝術上尚可勉強維持乾隆晚期的水平，在工藝和數量上則遠不能與乾隆時代相比。某些王公大臣在家裡曾設小作坊覓匠燒造畫琺琅，有較高的水平，堪與內廷琺琅媲美。

（3）衰落階段。內廷養心殿造辦處琺琅作從道光以後形同虛設，不再生產畫琺琅。廣州畫琺琅工藝從鴉片戰爭開始衰落，大約在晚清或民國初年停止生產。

清代畫琺琅雖然受到西方畫琺琅的啟發或吸收西洋畫琺琅匠參與燒造，但產品卻與歐洲畫琺琅不同，可分為宮廷樣式和廣州樣式兩種。前者重傳統手法，通過粵匠間接吸收外來題材和畫法；後者則較多地汲取了歐洲的藝術成分，有較強的歐化色彩。它們相互影響，共同構成了清代畫琺琅的獨特風采。琺琅雖不及歐洲的純正鮮亮，但其渾厚穩重、淡雅嫵媚之處又是西方琺琅所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