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積累

[拼音]：Li Zhi

中國明代後期思想家。號卓吾，又號巨集甫，別號溫陵居士、百泉居士等。泉州晉江（今屬福建）人。原姓林，名載贄，嘉靖三十一年(1552)中舉後，改姓李，嘉靖三十五年為避穆宗載垕諱，取名贄。回族，信奉伊斯蘭教。其家是世代鉅商，至祖父輩家境漸衰。嘉靖三十五年任河南共城（今河南輝縣）教諭，三十九年任南京國子監博士，四十三年復任北京國子監博士，四十五年任禮部司務，隆慶四年(1570)任南京刑部員外郎，萬曆五年(1577)任雲南姚安知府，萬曆八年辭官歸隱。他為官期間，目睹朝廷及官員們腐敗無能，常與上司發生爭執。他經受過倭寇侵掠、災荒貧困的痛苦，看到了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艱難，在新興的市民運動推動下，希望能找到與宋明理學不同的“道”。他曾接觸過王守仁學說，並研究佛學。歸隱後，主要從事研究、講學和著述。1588年和1590年先後有《初潭集》和《焚書》問世。書中尖銳地揭露了道學家的虛偽和自私，受到耿定向等人的攻擊和迫害。1599年《藏書》問世，受到進一步迫害。1602年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罪名被下獄，同年自殺身亡。他的著作，曾多次遭到禁止和焚燬，但仍繼續流傳於世。

基本政治思想

李贄在反對政治腐敗和宋明理學的過程中，形成了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有：

（1）主張個性解放，思想自由。李贄終生為爭取個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而鬥爭。他蔑視傳統權威，敢於批判權威。他自幼“便倔強難化，不信學，不通道，不信仙釋”。他認為一個人應該有自己的政治見解和思想，不應盲目地隨人俯仰。“士貴為己，務自適。如不自適而適人之道，雖伯夷叔齊同為淫僻。不知為己，惟務為人，雖堯舜同為塵垢粃糠”(《焚書·續焚書·答週二魯》)。他認為要獲得個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就必須打破孔孟之道及其變種宋明理學的壟斷地位，衝破封建經典所設定的各種思想禁區。李贄把鬥爭的矛頭首先指向孔丘，認為孔丘只是一個普通人，他的話並不都是千古不易之理，不能以他的是非為是非，每一個人都應該自為是非。為了打破孔丘提出的是非標準，李贄編寫了《藏書》和《續藏書》，用自己的是非標準，重新評價了歷史人物。

（2）提倡人類平等。李贄認為，按照萬物一體的原理，社會上根本不存在高下貴賤的區別。老百姓並不卑下，自有其值得尊貴的地方；侯王貴族並不高貴，也有其卑賤的地方。他說：“致一之理，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在庶人可言貴，在侯王可言賤”（《李氏叢書·老子解下篇》）。

（3）反對封建禮教。李贄還對被封建統治者奉為金科玉律的儒家經典進行抨擊，認為儒家經典的六經，如《論語》、《孟子》並不都是聖人之言，是經過後人吹捧拔高形成的，不能當作萬年不變的真理。他反對歧視婦女，當有人說：“婦女見短，不堪學道”的時候，他駁斥說，人們的見識是由人們所處的環境決定的，並不是先天帶來的。他指出：“夫婦人不出閫域，而男子則桑弧蓬矢以射四方，見有長短，不待言也。……故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盡長，女人之見盡短，又豈可乎？”（《焚書·答以女人學道為見短書》）他主張婚姻自由，熱情歌頌卓文君和司馬相如戀愛的故事。

（4）反對理學空談，提倡功利主義。李贄揭露道學家的醜惡面目，指出他們都是偽君子，“名為山人，而心同商賈，口談道德，而志在穿窬”（《焚書·續焚書·夏焦弱侯》），仁義道德不過是掩蓋他們卑鄙齷齪的假面具，“本為富貴，而外矯詞以為不願，實欲託此以為榮身之梯，又兼採道德仁義之事以自蓋”（同前）。他不同意道學家宣傳的“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說法，認為人類的任何舉動都有其謀利和計功的目的。董仲舒“正其義”、“明其道”的宣傳，也是以功利為目的的。從功利的觀點出發，李贄主張富國強兵。他批評理學家“高談性命，清論玄微，把天下百姓痛癢置之不聞，反以說及理財為濁”的行為。他指出：“不言理財者，決不能平治天下”(《四書評·大學》)。針對儒家把文武分途，儒者不懂武事的現象，他強調武事重要，認為“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李氏叢書·孫子參同》）。他提倡耕戰，認為“務農講武，不可偏廢”（《李卓吾批點皇明通記》），說“蓋有所生，則必有以養此生者，食也。有此身，則必有以衛此身者，兵也”（《焚書·續焚書·兵食論》）。

（5）“至道無為”的政治理想。針對明王朝的腐敗政治，李贄提出了“至道無為、至治無聲、至教無言”的政治理想。他認為人類社會之所以常常發生動亂，是統治者對社會生活幹涉的結果。他理想的“至人之治”則是“因乎人者也”，順乎自然，順乎世俗民情，即“因其政不易其俗，順其性不拂其能”，對人類的社會生活不干涉或少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