傣文

[拼音]：Tuolande

[英文]：John Toland (1670～1722)

英國的自然神論者、唯物主義哲學家。1670年11月30日生於愛爾蘭北部海口城市倫敦德里一個天主教徒的家庭，16歲時成為一名新教徒。1687年進入格拉斯哥大學學習神學，後轉得愛丁堡大學，1690年獲文學碩士學位。然後赴荷蘭，在萊頓大學學習兩年。回國後，於1696年出版《基督教並不神祕》，公開宣揚自然神論觀點，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愛爾蘭國會譴責此書，下令焚燬，並要逮捕作者。英格蘭國會也將此書視為有害作品而大肆攻擊。1697年，託蘭德避居倫敦，撰寫了回答愛爾蘭和英格蘭國會的兩篇申辯。1701年，託蘭德出使漢諾威。任大使館祕書期間，曾被邀覲見普魯士王后索菲婭·夏洛蒂，並會見德國科學家、唯心主義哲學家G.W.萊布尼茨，討論哲學問題。 託蘭德於1704年出版的 《致塞琳娜的信》中有 3封信實際上是寫給索菲婭王后的。這是託蘭德最重要的一部哲學著作，不僅批判了靈魂不死、偶象崇拜等宗教迷信，而且闡述了物質與運動不可分離的重要哲學原理。託蘭德的最後一部重要著作是《泛神論者的教義》(1720年以拉丁文發表，1751年譯為英文出版)。在此書中，託蘭德假託描寫一個哲學家團體的信條，闡述了自己的政治倫理觀點和帶有泛神論色彩的唯物主義學說。託蘭德晚景淒涼，1722年在貧病交加中逝世。

自然神論思想

象17、18世紀一切自然神論者一樣，託蘭德要求建立一種理性的宗教。理性是確證一切的唯一標準，是確立信念的唯一根據。一切信仰都必須以知識和理解為前提，都必須是理解了的確信。不能強求人們去信仰他所不理解的東西。對於聖經，也必須是先理解，然後才信仰。啟示和權威都只是求得真理認識的方法，而不是建立確信的依據。按照這種看法，託蘭德公開向教父的權威挑戰，宣稱：教父們沒有充當決斷一切爭論的法官的權力，聖經裡也沒有說過基督曾委派這樣的代理法官來執行任務。所以，根據人類理性，只能明確宣佈這些人是無恥的篡權者。

託蘭德認為，聖經的神聖性也應由理性來判定，一切被偷偷塞進基督教信條中的神祕的、迷信的東西都是違背理性的，違背基督教的本質的。因為在託蘭德看來，福音書中沒有任何反理性的東西，也沒有任何超理性的東西，嚴格說來任何基督教教義都不能是神祕的。託蘭德把宗教理性化的這種觀點，對反對盲目信仰和教會統治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但是這種觀點畢竟是對理性和宗教的一種調和，不可能真正否定宗教迷信。例如，對於奇蹟，託蘭德承認它們是超自然的東西，並不認為它們是反理性或超理性的東西。在他看來，奇蹟本身並非不可理解，不過是上帝為了極特殊的目的，以一種超自然的力量使得自然規律超過了它通常的作用而已。

唯物主義學說

託蘭德在《致塞琳娜的信》和《泛神論者的教義》等後期著作中，論述了自己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實際上已經超出了自然神論而走向無神論。鑑於17世紀許多唯物主義者囿於機械論觀點，把物質和運動割裂，從而導致承認“第一推動力”的神學觀點，託蘭德著重探討了物質和運動的關係問題。他認為，運動是物質本身所固有的，象不可入性或廣延性一樣與物質的本性不可分離，而且應當成為物質定義的一部分。他進一步揭示運動的性質時指出，不能把運動歸結為機械的位置移動，後者只是物質運動的一種“樣態”，一種“規定”。物質普遍具有的內在的永恆的運動，可以稱之為“能動性”，以區別於單純的位移。託蘭德認為，如果物質不具有能動性，就不能設想它是某種東西、某種實體，就不能設想它會有任何樣態的變化，也就不能設想世界上事物的無限多樣性。

託蘭德從物質和運動不可分離的觀點出發，為我們描繪了一幅萬物不斷生滅變化的世界圖景:在宇宙中，一切事物都處於永恆的運動、變化和轉化之中，今日之滄海乃昔日之桑田，而今日之桑田亦將轉化為他日之滄海。尤其是託蘭德繼承了古代赫拉克利特和近代G.布魯諾的辯證法思想，提出所謂“兩極相合”的觀點，這在當時形而上學世界觀佔絕對統治的時代是難能可貴的。

託蘭德曾反覆申明，不承認有世界的創造主，不承認有獨立的精神實體。但是，在《泛神論者的教義》中，他又承認有所謂“宇宙的理性和精神”，這就是神。不過他所謂“宇宙的理性和精神”即在宇宙之中而不在宇宙之外。他有時又說神就是宇宙的“整體的力和能”，這種“力”和“能”不能和宇宙分開。這些說法使託蘭德的唯物主義學說帶上了泛神論的色彩。

託蘭德還考察了思維和物質的關係問題。他否認有靈魂實體，也否認思維是物質的普遍屬性。他認為，斷言一切物質永遠在思維是違反理性和經驗的。只有長著大腦的動物才能進行思維。正如舌是味覺器官一樣，大腦是思維器官。除了憑藉大腦，我們是不能進行思維的。大腦一旦失去機能，人就不會有任何思想了。但是，託蘭德並沒有完全正確理解意識的特性，錯誤地認為大腦既是物質的東西，就只能產生物質的東西，因而一切觀念都是物質的。

託蘭德以自然神論形式提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及其中所包含的辯證法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17世紀唯物主義的機械性和不徹底性，對英國和歐洲哲學的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對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和英國D.哈特利、J.普里斯特利的自然神論和唯物主義哲學思想的形成，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