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里查德，K.S.
[拼音]：Dongzhou muzang
從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到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在中國古代史上稱為東周時期。這個時期的墓葬發現很多，總計已發掘6000多座，主要集中在列國都城和其他重要城市的附近。這些墓葬反映了東周時代各地喪葬禮俗的特點及其變化情況，也為研究當時經濟文化的發展和社會變革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
發現與研究
1923年新鄭彝器被盜掘出土後，馬衡曾於翌年前往現場調查出土情況，推斷其為春秋時期的鄭伯之墓。30年代，蘇秉琦、郭寶鈞等先後發掘了寶雞鬥雞臺、汲縣山彪鎮、輝縣琉璃閣及安陽大司空村的戰國墓。此外還有人作過壽縣楚器、長沙漆器等東周墓葬資料的收集整理，以及洛陽金村古墓年代和國別的考訂。
東周墓葬的大批發掘，是50年代以後進行的。中原地區發掘近2000座，其中除洛陽中州路東周墓外，春秋時期墓葬主要有陝縣上村嶺虢國墓、鄭韓故城和鄭州碧沙崗的鄭國墓、侯馬上馬村等地的晉國墓。戰國時期主要有輝縣固圍村魏國墓、趙國的邯鄲周窯村王陵和百家村墓群、長治分水嶺韓國墓、平山中山王墓等。楚墓已發掘3000多座，其中 江陵楚墓800多座，長沙楚墓1800多座，其他地方的重要發現有淅川下寺楚墓、信陽長臺關楚墓、淮陽馬鞍冢和平糧臺楚墓、長豐楊公廟楚墓（原壽縣朱家集附近），以及湘鄉牛形山墓群等。秦墓發掘500多座，主要見於鳳翔、寶雞、戶縣、長安、咸陽等地，而以鳳翔秦墓的延續時間最長。其他各國的墓葬發掘較少，重要的有壽縣蔡侯墓隨州曾侯乙墓、六合程橋東周墓、固始侯古堆吳墓、紹興獅子山越墓、臨淄河崖頭和郎家莊齊墓、莒南大店鎮和沂水劉家店子莒墓，以及曲阜魯城遺址和燕下都遺址中的東周墓等。隨著東周墓葬的發掘日益增多，許多地區都已建立詳細的年代序列，專題研究也有很大的進展，注意從墓地佈局、墓葬形制、器物組合等方面，探討各地東周墓的等級差別和禮制特點。
分割槽與分期
根據現有資料，可將東周墓劃分為3個區域：
（1）中原地區周、虢、鄭和三晉的墓葬，屬傳統的周制範圍；
（2）南方的楚墓，與楚鄰近並受較深影響的蔡侯墓、曾侯墓屬此；
（3）關中的秦墓。發掘尚少的齊、魯、燕國墓葬，似與三晉地區接近，但又有相當程度的差別。吳、越則可能與楚聯絡較多。
中原地區的墓葬，根據洛陽中州路東周墓的發掘資料，可分為7期：第一、二期相當於春秋早、中期，出鬲、盆、罐；第三期相當於春秋晚期，出鼎、豆、罐；第四至六期相當於戰國早、中期，出鼎、豆、壺；第七期相當於戰國晚期，出鼎、盒、壺。江陵雨台山楚墓(558座)分為6期，相當於春秋中期至戰國晚期，陶器組合有5種：鬲、缽、罐見於一、二期，鬲、缽、長頸壺見於二至五期，鼎、簠、壺和鼎、敦、壺並存，見於三至五期，第六期為鼎、敦、壺和鼎、盒、鍅並存，這一分期大體上代表了南方楚墓的發展序列。長沙楚墓陶器組合與江陵楚墓相似，但普遍無簠。通過以鳳翔秦墓為中心的秦墓分期的初步探討，獲知其春秋時期的隨葬陶器多為鼎、簋、壺、盤、匜等仿銅明器，戰國時期則禮器成分驟然減少，別具特點的鬲、鬴、喇叭口罐等逐漸增多，晚期又出現繭形壺。其他地區的東周墓，因資料所限，無法進行系統的分期。
墓地佈局
《周禮·春官》記載，先秦時期有兩種族葬墓地：一種是埋葬貴族的“公墓”，由冢人按貴族的爵位等級安排墓穴位置和墳丘大小；一種是埋葬平民的“邦墓”，由墓大夫負責掌管，不同家族又在墓地中形成各自的“私地域”。東周墓地絕少同期墓葬相疊壓的現象，表明當時確有一定的規劃和管理。它們的佈局情況，大體也可分為兩種：一種以上村嶺虢國墓地為代表，特點是不同等級的墓葬集於一地，上村嶺虢太子墓等規格最高的5座墓在墓地的中部和西部，南、東、北三面的一些墓，有的隨葬成套青銅禮器和車馬器，有的主要隨葬陶器，有的隨葬品甚少，但往往都棺槨俱備，並且相當普遍地出土圭、璧、璜、玦等反映一定身份的玉石器，這種墓地無疑應是“公墓”性質的貴族墓地。洛陽中州路東周墓、輝縣琉璃閣、邯鄲百家村和陝縣後川的戰國墓，都屬此類。另一種以江陵雨台山楚墓為代表， 500多座墓的墓葬形制和器物組合並無太大差別，隨葬品中絕無車馬器和編鐘、編磬，表明墓主身份相近而又地位不高，當為埋葬平民的“邦墓”。而墓葬分佈上的疏密不勻，則可能與分屬不同家族的“私地域”有關。鄭州碧沙岡、禹縣白沙、鄭州二里岡和安陽大司空村發現的均屬此類。
東周列國國君的陵墓，已作勘察或發掘的有秦、趙、魏、中山、燕和齊，佈局情況有很大的不同。鳳翔秦墓中的秦公陵園是在大的陵區之內，又形成若干相對獨立的陵園；邯鄲、永年兩縣境內的5處趙王陵，則在長、寬各200餘米的陵臺中部矗立一、兩座高大的墳冢，有的陵臺附近又發現若干稍小的墓，輝縣固圍村墓群和平山中山王墓也是這種佈局形式；臨淄東南魯山北麓的“四王冢”和“二王冢”，已被考訂為田齊公陵，是在橫列一排4座或2座大冢的前面，再分佈若干小冢;燕下都的兩個相鄰墓區，則分別排列13座和10座大小不等的墳冢。儘管各處分佈有不同，但王室的冢墓單獨集中於一地則是它們的共同特點。
各處東周墓地又常發現夫婦並穴合葬現象。例如長治分水嶺有六、七對並列的墓，兩墓規模相仿，方向一致，一墓隨葬品中有武器、少裝飾品，另一墓多裝飾品、無武器。再如下寺楚葬中的2號墓及兩側3墓，固圍村魏國墓地的 3座大墓以及中山王陵兆域圖銅版所示的墓地佈局，也是夫婦並穴合葬。
墓葬形制
各地發現的東周墓葬，絕大多數是沒有墓道的中小型土坑豎穴墓，有一條或兩條墓道的大墓不足百座。
春秋時期的帶墓道大墓，主要見於鳳翔秦公陵園，據鑽探共有14座雙墓道的特大型墓。其中8座通長200～300米，墓室長50～60米，寬30～40米，深20餘米；6座及另外兩座單墓道大墓，多長20～30米，寬10～20米，深十餘米。臨淄河崖頭大墓的墓室部分長、寬均20餘米，南面有一條墓道。其他墓主身份較高的春秋墓，例如壽縣蔡侯墓、淅川下寺楚令尹墓、沂水劉家店子莒公墓，墓室均長 8～9米或10米以上，上村嶺虢太子墓長近6米，都沒有墓道。這說明，在春秋時代，西周以來等級分明的墓葬制度，至少在是否設定墓道的問題上仍很嚴格。
戰國時期雙墓道大墓依然較少。目前所知主要有：平山中山王墓（2座）、固圍村墓群（3座）、邯鄲周窯1號墓、淮陽馬鞍冢4號墓、燕下都16號墓，以及盜掘出壽縣楚器的李三孤堆大墓，共計6處9座，墓室部分多長、寬十餘米以至20米以上，墓主都是國君或地位相近的人物。單墓道的戰國墓，北方除洛陽金村古墓(8座)外，主要有洛陽東周城東北部發現的幾座，其中一座出土有帶“天子”字樣的石圭;莒南大店鎮兩墓，一座墓主為“莒叔之仲子平”；固始侯古堆大墓，墓主可能是宋景公妹“句吳夫人”。單墓道的楚墓已發掘50多座，規模較大的有江陵天星觀1號墓、淮陽馬鞍冢3號墓、長豐楊公廟的9座墓、信陽長臺關兩墓及臨澧九里1號墓等，墓室長、寬均在10米以上，種種跡象表明墓主身份也相當高。但有些楚墓並非如此，例如江陵望山、藤店和長沙瀏城橋等墓，墓室長度均不足10米；而雨台山的32座單墓道墓，墓室長僅3～4米，隨葬器物較少，表明楚地對墓道的設定似不象中原那麼講究。戰國時期大墓也有不設墓道的，最明顯的是曾侯乙墓。
東周時期規模較大的墓，一般都是在墓室正中構築木質槨室，槨內安放雙層或三層套棺。莒南大店鎮兩墓，墓室分南北兩半，一為槨室一為葬器坑，墓道開在葬器坑一側，是少見的特例。某些大型戰國墓，如平山中山王墓、固圍村墓群、監淄河崖頭大墓等，木槨周圍又壘砌兩三米厚的石牆。封墓時，中原地區常在大墓的墓室部分積石、積炭、積沙以防潮、防盜；南方則填塞木炭和白膏泥，故其密封效能甚好，棺槨儲存完整。楚墓的槨室結構複雜，目前確知規格最高的天星觀1號墓和長臺關兩墓，都用隔板分成7間，中央置棺，周圍6個邊箱存放隨葬器物。規格較低的墓則在頭端和一側設邊箱，或僅有頭箱。
許多有墓道的戰國大墓都有夯築而成的高大墳丘。固始侯古堆大墓的墳丘高7米，直徑55米；固圍村的3座並穴合葬墓墓上分別發現有巨集偉的“享堂”遺蹟。平山中山王墓則在上百米見方、高15米的封土之上再建“享堂”。
東周小墓常在頭端掏挖壁龕以存放隨葬陶器。壁龕春秋中期已經出現，戰國時期更加增多，南北皆然。關中秦墓從戰國中期開始，由壁龕發展成洞室墓，有的洞室之中再掏壁龕。戰國晚期，中原地區又有空心磚墓與洞室墓並行。
葬式
東周時期的大墓，人骨架多因盜擾和腐朽而不存在，僅可大體判知葬式均為仰身直肢。小墓的葬式則各地有所不同：南方的楚墓，從儲存尚好的少數骨架和葬具形狀看來，多數為仰身直肢，少數可能側身；中原和關中地區直肢、屈肢均有，比例多少則因地而異，洛陽、輝縣等地屈肢者較多，鄭州、陝縣等地則屈肢所佔比例較少；關中的秦墓不僅葬式多為屈肢，而且蜷屈特甚，呈箕踞狀。但鳳翔八旗屯的幾座春秋秦墓，墓主為仰身直肢，壁龕內的殉奴方為屈肢。
人殉現象仍有發現，但僅20餘墓。其中，殉10人以上的有曾侯乙墓、大店鎮兩墓、臨淄郎家莊墓、侯古堆墓及固始白獅子地1號墓等，殉葬者均有薄棺裝殮，應是墓主的姬妾或親信待從。劉家店子莒公墓中，除一具有薄棺的人殉外，還在填土中發現30多具相互疊壓的殉人，是極個別的一例。另外十幾座墓，大多每墓殉一、二人，一般也有葬具。除鳳翔八旗屯秦墓外，各地發現的人殉均為仰身直肢葬。
隨葬器物
墓主身份較高者，隨葬成套的青銅禮器，春秋晚期以後有的墓用製作甚精的陶禮器。銅或陶質禮器的器類主要有鼎、鬲、甗、、簠、壺、鑑、盤、匜，南方的楚、蔡等國墓常有小口盥鼎及盥缶、尊缶等器。墓主身份較低者，春秋時隨葬鬲、盆、罐等日用陶器，戰國時期多用製作不精的鼎、豆（或簠、敦）、壺等陶禮器，偶爾也有兼用一兩件銅禮器的。
成套的青銅禮器（或陶禮器）體現著明顯的等級差別，大體說來，隨葬三鼎的墓一般有車馬器，五鼎以上的墓常有車馬坑，七鼎以上和部分五鼎墓有編鐘、編磬，例外的極少。目前所知身份明確、器物又較齊全的高階貴族墓，例如壽縣蔡侯墓、隨州曾侯乙墓、平山中山王墓和燕下都16號墓，都隨葬九鼎、四簠，除中山王墓的其他三墓又有八和一、兩件鑊形大鼎，固始侯古堆大墓也出九鼎。身份稍低的上村嶺虢太子墓、下寺楚令尹墓及侯馬上馬村13號墓、長治分水嶺14號墓、陝縣後川2040號墓、莒南大店鎮兩墓均隨葬七鼎。楚墓隨葬器物的組合情況與中原有所不同，貴族墓除身份特高者外，鼎一般採用偶數（或四、或六、或八），雨台山等地中小型墓的隨葬陶器也是兩兩成對者為多。某些規模不大的楚墓，隨葬品中有較好的漆木器、青銅器，也有兵器和車馬器，並且經常發現瑟、鼓等樂器，卻絕無編鐘、編磬，進一步說明“金石之樂”不能任意享用，是區分高階貴族身份的重要標準。
東周高中級貴族墓附屬的車馬坑，所埋車馬的數目也有差別。例如，上村嶺虢國墓有10車20馬和 5車10馬兩種，邯鄲百家村墓地有26馬、14馬、 8馬、4馬、2馬的不同（車數未能判明），鳳翔八旗屯墓地有3車6馬和1車2馬兩種。目前發掘規模最大的車馬坑，是淮陽馬鞍冢的兩座，雙墓道的4號墓附近的2號坑葬車23輛，單墓道的 3號墓附近的1號坑葬車8輛。臨淄河崖頭大墓的東、北、西三面，環繞凹形馬坑，坑寬4.8米左右，全長約213米，據部分發掘推算，全部殉馬達600匹以上。
參考書目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
葉小燕：秦墓初探，《考古》1982年1期。
郭德維：楚墓分類問題探討，《考古》1983年3期。
葉小燕：中原地區戰國墓初探，《考古》1985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