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

[拼音]：baihua wenxue

“五四”文學革命中提倡和創立的新文學。在中國古代，雖早已存在用淺近通俗、接近口語的白話所寫的文學作品，卻始終未能與文言作品相抗衡並被視為文學發展的正宗。近代在桐城派古文盛行一時的情況下，為適應政治改良和思想啟蒙運動的需要，先後流行過一些頗有影響的白話書報，“但那時候作白話文的緣故，是專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識，並非取文言而代之。主張以白話代文言，而高揭文學革命的旗幟，這是從《新青年》時代開始的”（蔡元培《〈中國新文學大系〉總序》）。在1917年1月胡適於《新青年》雜誌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中，提出建立“言文合一”的國語所寫的“活文學”，即白話文學的主張，斷言“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陳獨秀在接著發表的《文學革命論》中提出的文學革命“三大主義”，比胡適側重文學形式的改良更進一步，已經涉及文學內容的變革，使白話文學成為與雕琢阿諛、陳腐艱澀的封建貴族文學相對立的平易新鮮、明瞭通俗的國民文學。1918年，胡適在《歷史的文學觀念論》、《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進一步論證了白話文學產生的必然性，他認為“死文字決不能產生出活文學”，“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以白話取代文言，作為新的文學語言，對於新文學的誕生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胡適把這誇大為建設新文學的“唯一宗旨”。針對這種孤立地注重文學語言形式而忽略思想內容的傾向，李大釗、魯迅等人當時就在文章中強調思想革新在建設新文學中的重要性。李大釗說：“光是用白話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學”，新文學應有“巨集深的思想、學理，堅信的主義，優美的文藝，博愛的精神”為土壤根基（《什麼是新文學》）。魯迅認為灌輸正當的學術文藝以進步的思想是最要緊的，白話文學只講形式改良而“倘若思想照舊，便仍然換牌不換貨”（《集外集·渡河與引路》）。“五四”文學革命最早出現的白話文學作品是《新青年》上發表的白話詩。魯迅發表的《狂人日記》、《孔乙己》等小說，顯示了白話文學的創作實績。大量散文和小品文的成功更對舊文學起了示威的作用，證明“舊文學之自以為特長者，白話文學也並非做不到”（《南腔北調集·小品文的危機》）。經過這些倡導者們的理論闡述和創作實踐，現代白話文學遂成為中國文學的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