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國體育總會國際大會
[拼音]：yuyanxue
[英文]：linguistics
以人類語言為研究物件的學科。它的探索範圍包括語言的結構、語言的運用、語言的社會功能和歷史發展，以及其他與語言有關的問題。
近幾十年來，語言學迅速發展，引起了整個學術界的注意。法國人類學家 C.列維 - 斯特勞斯(1908～)把語言學家提出的結構主義運用於人類各種習俗和行為（包括舞蹈、戀愛和宗教）的研究，因此有人說語言學是先行科學。但是語言學與許許多多別的東西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牽涉到生理、物理、心理、數學、地理、哲學、美學、社會學、歷史學、民族學、人類學、工程學各方面的問題，範圍既廣，頭緒又多，而且不能完全用實驗方法來解決，所以，雖然某些學者對語言學評價很高，不少人還感到，語言學本身仍在成長中，並沒有成為精密的科學。
語言學的性質和任務
語言學有廣義狹義之分。狹義的語言學專指19世紀以來的語言研究和語言理論，廣義的語言學包括語文學。語文學以研究古代文獻和書面語為主，而現代語言學卻以研究近代、現代語言和口語為主，兼顧其他方面。本條所說的語言學，是廣義的語言學。
瑞士語言學家F.de索緒爾把“語言”（即語言的體系，如漢語或英語的體系）和“言語”（即語言的運用，如用漢語或英語說的話）區別開來，以為前者重要，後者不重要。美國語言學家N.喬姆斯基把“語言表現”和“語言能力”區別開來，以為後者重要，前者不重要。本條所說的語言學，把這幾方面都歸入研究範圍之內。
研究語言在某一時期的情況，叫做共時語言學；研究語言在不同時期所經歷的變化，叫做歷時語言學或歷史語言學。共時語言學也叫描寫語言學，這是與歷史語言學相對的；但是因為描寫語言學要對語言習慣如實描寫，不加任何褒貶，所以有時又被當做是與傳統語法或規定語法對立的學科名稱。
除研究個別語言外，人們還對多種語言作綜合研究，試圖找出其中的共同規律，這叫做普通語言學。由於普通語言學是講一般性理論的，所以又稱為理論語言學。如果想要把語言學知識運用於實際工作，那就是應用語言學。應用語言學本來多指把語言原理應用於教學方面，但是隨著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的發展，應用語言學的領域越來越廣，已經包括文字創制、語言政策制訂、語言疾病醫療、通訊技術研究乃至人工智慧研究等等。
人們對多種語言進行比較，所抱目的可能不同。19世紀的歐洲學者想通過語音和詞形的比較追溯某些語言的親屬關係，這叫做歷史比較語言學。後來有人想要用比較方法發現人類各種語言的某些共同現象，這叫做型別語言學。近來還有人為了解決教學或翻譯問題而對勘兩種語言不同之處，這叫做對比語言學。
從古到今，語言學者們視線逐步轉移，視野逐步擴大，探索逐步深入，雄心也越來越大：從古代語言轉向當代語言；從書面語轉向口語；從個別語言專案轉向整個語言系統；從一種語言的某些配置轉向多種語言的共同特徵；從語言的表面形式轉向語言的深層意義；從語言的結構轉向語言的功能；從語言作為一個孤立的物件轉向語言與社會、語言與人腦的關係；從人們如何說出和聽懂語言到如何利用機器來分析、辨識、模擬和翻譯語言。如果過去的語言學只是一家小商店，現在它已經發展成為百貨公司，千門萬戶，五光十色，叫人眼花繚亂了。
語言學的起源和發展
公元前 600～前300年，語言學有3箇中心:中國、印度和希臘。 8世紀以後，阿拉伯語言學勃然而興，那是較為後起的流派，並且受到希臘和印度語言學的影響。19世紀以來的西方語言學，主要是希臘語言學的繼承和發展，在某些方面也是古代印度語言學乃至阿拉伯語言學的繼承和發展。中國語言學在周秦時代獨樹一幟，漢代以後音韻學受到外來影響，近代和現代的中國語言學者又從國外攝取了更多的營養。對於西方語言學，中國學者所產生的影響不多， 但是中國語法學家提出的 "虛字”、“實字”的區別，也曾引起歐洲學者 G.von der加布倫茲(1840～1893)、O.葉斯泊森等的注意和討論。
中國語言學
中國語言學史大致可以分為 3個時期：古代期（公元前 3世紀～公元17世紀初，約為先秦至明末），近代期（17世紀初～1898年），現代期（1898年至現在）。
先秦時代，孔子只偶爾談到語言問題。他說，“辭達而已矣。”墨子、 荀子談得多些。荀子（約公元前298～前238）說，“名無固宜，約之以命。 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正名篇》）這裡正確地指出，語言有社會性，事物的名稱不決定於它的本質屬性，而決定於社會習慣。墨子（約公元前480～前420）多談語言與邏輯的關係，這既是古代希臘哲學家所注意的問題，也是現代語言學家所常常討論的問題。
中國的文字學和詞典學(包括字典學)起源最早，地位也特別重要，因為漢字形體各異，數目也多。遠在春秋戰國至秦漢之間，就陸續編出了《史籀篇》、《倉頡篇》、《急就篇》等識字課本，拿來教學童。到了公元 121年，更有許慎的鉅著《說文解字》出現 。這書分析字形，考究字源，注出字音，解釋字義，是一部系統嚴密，包羅巨集富的詞書，當時在世界上無與倫比。不著眼於字形部首，而以字義為綱的是《爾雅》，約在公元前 2世紀編成 。這部漢語訓詁學名著是中國最早的類語詞典。漢代揚雄的《方言》也是一部開山的著作，為了積累這本世界上最早的方言詞典的材料，他花了27年工夫，總共寫成9000字。
中國的音韻學隨文字學、訓詁學而興起，因為漢字有形、有義也有音。許慎《說文》已經講字與字之間的語音關係。漢代末年（ 3世紀），孫炎在《爾雅音義》中開始講反切，把字音分為聲母韻母。魏代（3世紀）李登著《聲類》，晉代（3～4世紀）呂靜著《韻集》，開了韻書的先河。按四聲分韻，大約始於沈約(441～513)的《四聲譜》。以後各朝陸續有重要的韻書出現，如隋代陸法言等的《切韻》（約 601），宋代丁度等的《集韻》(1037)，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韻》(1324)。應當指出，從漢代開始的音韻研究，後來由於佛學東漸，梵語拼音字母傳到中國，這就更加發展。因為許多音韻學古籍流傳至今，所以我們對1000多年來漢語語音的演變能畫出一個清楚的輪廓。
古代漢語單音詞多，一個詞兒不像印歐語那樣有標明語法特點的屈折形式，因而在組詞成句方面，虛字就特別重要。西漢《詩毛傳》註解《詩經》，許慎《說文》講文字，都談到虛字的語法作用。遠在1800年前，這些書的作者已經注意到漢語的語法特點了。
中國語言學的近代期有兩項重要發展：一是清代經學復興，周秦音研究、隋唐音研究、訓詁研究、文字研究都突飛猛進，超過了宋、明兩代。1899年後，還開始了前所未有的甲骨文研究。二是西學東漸，西方傳教士和外交官寫了一些談漢語語法、音韻、方言的書，懂得外語的中國人也逐漸增加，從外國著作得到某些啟發。例如馬建忠的《馬氏文通》(1898)就得力於拉丁語法的學習，它是第一部有系統的漢語語法書，既採用西方傳統語法觀點（當時在歐洲占主導地位），又摸出了一些漢語所有而拉丁語所無的特徵。
中國語言學的現代期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1階段由1898～1949年，第2階段由1949年至現在。
在第 1階段，中國語言學有了很可觀的發展。由於考古資料的發現，古文字研究達到了新的高峰。由於西方語言學的啟發，語音研究的成績超過了乾嘉以來的學者。在語法方面，也試圖擺脫印歐語系的羈絆，探索漢語自身特有的規律。
在第 2階段，最重要的成就是在實用方面，如制訂正確的語言政策，推廣漢語普通話，公佈漢語拼音方案，合理地簡化漢字，廣泛進行少數民族語言調查，併為某些民族制訂或改進文字。以上工作，有一部分仍在進行中。在音韻學、語法學、漢語史、漢語教材編寫方面，已有顯著的成就。關於現代和古代漢語，已出了幾部有分量的詞典，並正在編印其他詞典。漢語方言研究、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正在逐步深入。利用計算機進行語言研究雖仍在試驗階段，也取得了初步成績。
古代印度語言學
印度語言研究發源很早，約在公元前6～前3世紀已達到了驚人的高度。波你尼約在公元前4世紀就寫成了8卷本的梵語語法，描寫古典梵語。20世紀的美國語言學家L.布龍菲爾德說，此書是“人類智慧的最高成就之一”，因為現代描寫語言學所注意的許多問題這本書已談到了。這書有兩個長處：一是語音描寫準確而有系統，二是把一個單詞切分為詞根和詞綴，並列出了詳盡的構詞規則。全書文字極其簡括，這可能是為了便於記憶和背誦，但是從現代讀者看來，如沒有註解便很難懂得。英國R.H.羅賓斯說，這是供語法專家用的語法書，而不是供教師或學生用的，因此與下文所說的希臘語法書不可同日而語。
古代至18世紀的歐洲語言學及阿拉伯語言學
遠在公元前5世紀，希臘的哲學家就討論語言的起源問題。有的說語言是自然產生的；有的說語言是約定俗成的。公元前4世紀，亞里士多德派提出“整齊論”，認為詞形和語法結構都有規則，語法形式與語義是平行的；斯多葛派則提出“參差論”，因為詞形的單複數往往與語義的單複數不對應，語法性別也往往與自然性別不一致。
古代希臘學者只注意本族語，不注意外族語。自公元前4世紀以來，他們所關心的是什麼才是純正的希臘語，因為他們所諷誦的荷馬史詩等古典著作，在語言方面和當時的口語已經差別很大了。再說，他們雖注意語法，可並沒有深入地研究語音。
約在公元前100年，狄奧尼修斯·斯拉克斯編成了第一部希臘語法書，名為《語法藝術》。這書把希臘語詞類分為8類，但是隻講詞法，不講句法。到了公元2世紀，阿波羅尼奧斯才寫了一些討論希臘語句法的書。他把句子分為主語、述語兩部分，2000年來這是傳統語法分析句子結構的基本原則。
繼希臘語法學者而起的是拉丁語法學者。拉丁語是羅馬人的語言，可是拉丁語法著作卻以希臘語法為藍本，因為這兩種語言有不少地方相似。最有名的拉丁語法書是多納圖斯的《語法藝術》（約 400年寫成）和普里西安的《語法規範》（約 500年寫成），這些是中世紀長期奉為經典的著作。
在普里西安之後約 200年，阿拉伯語言學者異軍突起。 8～12世紀，他們在巴士拉和庫法兩地（都在今伊拉克境內）先後建立了學派，編出了有名的阿拉伯語詞典；並研究了阿拉伯語特有的三聯子音詞根和發音方法。他們所下的詞根、詞綴的定義，對19世紀歐洲語言學者，尤其是對F.博普很有影響。他們還有個長處──非但研究阿拉伯語，也研究土耳其語、蒙古語、波斯語。他們受希臘語言學的影響，但是比希臘語言學家的眼界要開闊得多。
與阿拉伯人相反，歐洲人在普里西安之後長期止步不前。直至過了1000年，才出現一部值得注意的語言學著作，這就是17世紀法國巴黎附近波爾瓦羅亞修道院所編的《普遍唯理語法》。17～18世紀，這書一直被廣泛採用。在編寫時，作者以R.笛卡兒(1596～1650)的唯理主義哲學為理論基礎，認為一切語言都是表達思想的，雖有民族之別，可都有共同特徵。作為這一主張的證據，這書從希臘語、拉丁語、希伯來語和歐洲近代諸語言引了許多例子。作者把詞分為9類，其中6類與人們的思維客體有關（如名詞）， 3類與人們的思維形式有關（如連詞）。他們還按邏輯來分析句子，說“看不見的神創造看得見的世界”這個句子就包含著3個命題：
（1）神是看不見的；
（2）神創造世界；
（3）世界是看得見的。這種語言哲學， 300年後美國學者喬姆斯基又重新倡導並加以發展。
由16世紀至18世紀末，歐洲人的視野逐漸擴大了:他們重新發現了古希臘語;學習了希伯來語和阿拉伯語;認識了歐洲各國近代語言的重要性；接觸了與歐洲語言大不相同的亞洲、非洲、美洲語言，也接觸了與基督教傳統大不相同的多種文化。尤其重要的是，18世紀末發現了亞洲的古梵語竟與歐洲的古希臘語、拉丁語等同出一源，又把波你尼的梵語語法翻譯了過去。
19世紀的歐洲語言學
歐洲中世紀的語言學家心竅很窄，19世紀的人天地已大得多。他們利用當時的條件，大力開展歷史比較語言研究（那時叫做“歷史比較語文學”），同時語言型別研究、民族語言心理研究、方言研究、語音研究也有很大進步。
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工作，18世紀末年已經開始。1786年，英國W.瓊斯證明，亞洲印度的古梵語與歐洲古希臘語、拉丁語有共同的祖先。1799年，匈牙利人沙穆艾爾，G.(1751～1830)又證明匈牙利語與芬蘭語同出一源。到了19世紀，從事這種研究的就更多，如R.K.拉斯克、F.博普、J.格林、A.施萊歇爾等等都做了許多工作。他們考釋歷史音變，驗證詞項對應，給印歐語系編出了一個族譜。有的學者還根據梵語和歐洲古代語言構擬出原始印歐語的形態來。
施萊歇爾設想， 一個語系正如一棵樹， 親語是樹幹，子語是樹枝，構成一個譜系樹。他的學生J.施密特（1843～1901）則提出“波浪說”，認為語言變異以一個地區為中心，像波浪一般範圍逐漸擴大，首先強烈地影響鄰近諸語言，距離遠些，影響就來得遲些、小些。
除語言的歷史演變外，有的學者還注意到語言與民族的關係問題。遠在18世紀，德國哲學家 J.G.von赫爾德(1744～1803)就指出，民族語言與民族心理有密切的關係。到了19世紀，這個思想就由W.F.洪堡特來加以發揮。
洪堡特認為，語言有“外部形式”和"內部形式"。外部形式是語音，無民族之別；內部形式是語義和語法結構，因民族而異。他還說，人會說話，這是他所不可缺少的心智慧力，這種能力使語言能適應環境，隨環境的變化而變化。所以，不管你怎麼分析語言，總有一些東西分析不出來。他還說，思想與語言是互相依存的，一個詞兒非但是某一事物的名稱，還把這一事物納入一定的範疇之內。他這些思想，給20世紀美國語言學家 E.薩丕爾和B.L.沃爾夫開闢了道路。
洪堡特最有名的理論也許是他的型別語言學。他跟德國學者F.von施列格爾(1772～1829)都認為語言有3種類型：孤立型（如漢語），粘著型（如土耳其語），屈折型（如拉丁語）。他覺得屈折型最好，可是又說，漢語雖然沒有用形式表現出來的語法類別，卻自有其優勝之處。
20世紀的西歐、北美語言學
現代國外語言學有3個主要區域──西歐、北美和蘇聯。自20世紀初期至中期，西歐各派陸續建立，各有其獨立的傳統。30～70年代，美國學者提出了一些學說，對西歐有影響。蘇聯的語言學者受西歐、北美的影響較少，他們的學說在西歐、北美也沒有廣泛傳播，因此西方學者對它還沒有詳細而具體地加以評論。
從20～70年代，西歐、北美語言學有4項突出的發展：一是前半個世紀結構主義佔統治地位；二是50年代生成語法異軍突起；三是50～70年代數理語言學和計算語言學應運而興；四是型別學研究和語言共性研究引起了廣泛興趣。與此同時，語言學與哲學、邏輯、心理學、神經學、社會學、民族學、人類學、物理學、工程學打交道越來越多，關係越來越密切。有些交叉性學科變得十分專門，一般人已經覺得難以瞭解了。
一般認為，歐洲結構主義的鼻祖是瑞士學者索緒爾，但是他自己並沒用過“結構主義”這個名稱。他的理論見於《普通語言學教程》(1916)，這是他的學生根據聽課筆記編成的，並不是他親自寫成的書。他研究語言採用3個二分法：
（1）把“言語”(個人的話語)與“語言”（語言的系統）分開。
（2）把柵性的“聚合關係”（如在“快走”、“慢走”中，按語法“快”“慢”可以互相替換）和線性的“組合關係”（如在“快走”中， 按語法“快”修飾“走”）分開。
（3）把共時研究和歷時研究分開，而且認為共時研究比歷時研究更重要。這些理論，大部分已為語言學界所接受。
索緒爾說，語言是一個大系統，其中有詞彙、語法、語音三個小系統，這三個小系統中又各有其許許多多彼此有聯絡的成分。在語言這個大系統中，無論給哪一個成分下定義，都必須考慮與其他成分的關係。這正如在一盤象棋裡，要知道任何一個棋子的作用，都必須考慮與別的棋子的關係一樣。他由此得出一個結論：語言是形式，不是實體。
在索緒爾的間接影響下，並且通過自己的摸索，歐洲好些學者在某些方面得到了與索緒爾相似的結論，因此都被認為是結構主義者。但是他們的側重點各不相同，成績大小、影響大小也各不相同。一般分為如下幾個學派：
（1）法蘭西學派，也叫社會學學派，以A.梅耶、M.格拉蒙(1866～1946)、J.房德里耶斯為代表。他們認為語言與社會、文化二者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語言既是社會事實，又是文化的一部分。
（2）布拉格學派，以H.C.特魯別茨科伊、V.馬泰休斯、R.雅柯布遜為代表。他們在音系研究方面有特殊貢獻，並且著重語言的句法功能和風格特點。
（3）倫敦學派，以J.R.弗斯、韓禮德為代表。弗斯提出語言的“多系統論”，他還指出語義與上下文以及說話環境有密切的關係，並強調詞的搭配方式。韓禮德提出“系統語法”，最近還進一步提出“功能語法”，研究社會方言、規範語言、文章風格以及句子和篇章中各成分如何互相聯絡等問題。
（4）哥本哈根學派，以V.布倫達爾(1887～1942)、L.葉爾姆斯列夫為代表。他們充分發揮索緒爾的語言是形式而不是實體的理論，注重語言成分的相互關係，並且認為語言是人類所用的符號系統之一，其特徵要與其他符號系統(如邏輯、舞蹈等)比較才能說得清楚。
美國的結構主義的興起，差不多與歐洲的同時，但是背景不同，目的也不同。它的創始人是F.博厄斯，他所寫的《美洲印第安語手冊》出版於1911年，比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還早幾年。但是一般認為，美國結構主義的主要代表是L.布龍菲爾德和E.薩丕爾。前者的《語言論》出版於1933年，後者的《語言》出版於 1921年，都是這一派的奠基之作。不過，布龍菲爾德和薩丕爾的興趣和主要傾向並不完全相同。
美國結構主義在20世紀初期勃然而興，這是由於人類學研究的需要。當時美國的人類學者並不像歐洲的語言學者那樣，要發現什麼語言的共性；相反，他們覺得弄清美國土著語言（印第安人的各種語言）的特性才是重要的。在他們看來，應當首先關心的不是語言的一般原理，而是處理陌生的語言的方法。碰到一種自己不懂的語言，必須設法分析它的結構，做出正確的記錄。
薩丕爾對洪堡特在19世紀提出的民族心理與民族語言的關係深感興趣，布龍菲爾德所崇信的卻是哲學上的邏輯實證主義和心理學上的行為主義。在布龍菲爾德看來，語言不外乎刺激和反應，只有那具體的、可以觀察到的刺激和反應才是實在的，至於意義，那是空靈飄渺，無法測度的，因此暫可不談。布龍菲爾德雖然講語言的結構和系統，而且有一套嚴格的分析方法，但是眼界比索緒爾狹窄。到了50年代，Z.S.哈里斯等人就更著重語言形式的研究，希望完全把意義撇開，只憑一套“發現程式”就能把一切語言材料都分析得清清楚楚。
按照D.海姆斯的意見，布龍菲爾德派到50年代已經分為兩支。一支包括G.L.特拉格、H.L.史密斯、M.朱斯，他們把語言分為音系、語法、語義三層;另一支包括K.L.派克、R.朗格克爾，他們把語言分為音系、語法、詞彙三層。前一支認為，語言學的任務是研究語言的結構，“超語言學”才研究語言與社會、語言與文化的關係；後一支也著重結構，但是把“序位”作為研究的重點，那是語法形式和語法功能相結合的單位。
對布龍菲爾德派提出挑戰的是喬姆斯基，他在1957年出版了《句法結構》，1965年又出版了《句法理論面面觀》。他的學說稱為生成語法。
喬姆斯基師承布龍菲爾德派哈里斯所創造的轉換理論而加以改造，又師承布拉格派雅柯布遜所倡導的語言共性理論而加以發展。他批判布龍菲爾德派所崇奉的行為主義心理學，尤其是B.F.斯金納的學說，而遠繼17世紀法國波爾瓦羅亞修道院語法學者的傳統，發揚笛卡兒的唯理主義。在他看來，語法所要說明的不是語言表現（說出的話），而是語言能力（說話的心理過程）。他說，從未學過的句子，人們能說出；從未聽過的話，一聽就懂得──這是由於人有天生的“語言習得機制”。 他認為，一個小孩聽到的語言材料很有限，可是到了五六歲，已經能不經老師指導就總結出一套完整的語法規則來，這個平凡而奇特的事實，布龍菲爾德派從未想到，更無法說明。
1957～1965年，喬姆斯基的看法大致如下：語言的基本單位是句子。句子的生成不是從意義產生形式，而是從形式產生意義。先有個句法語符列，這叫做“深層結構”。對深層結構插入若干個詞，這些詞按“轉換規則”轉換，於是深層結構變為“表層結構”。深層結構在轉換為表層結構之前，經過“語義傳譯”，這就成為有意義的東西；表層結構形成之後，再經“語音傳譯”，這就成為有聲音的東西。
喬姆斯基的學說，60年代初期風行一時，可是到了1965年，生成語法派內部就開始分裂了。10年前，喬姆斯基曾經批評過布龍菲爾德派，說他們有兩個缺點：
（1）不能說明歧義句。例如Flying planes can be dangerous這個句子，只有一個表層結構，但是有兩個深層結構，一是“正在飛行的飛機可能是危險的”，一是“開飛機可能是危險的”。由於布龍菲爾德派的結構主義只講表層結構，不提深層結構，它對歧義的產生無法解釋。 ②不能說明主動句與被動句的關係。例如The studenthastaken the bookaway（學生拿走了書）和 Thebook has been taken away by the student（書被學生拿走了），二者表層結構不同，可是深層結構相同。由於布龍菲爾德派只講表層結構，這個在意義上二而一的關係他們也無法解釋。但是到了60年代中期，J.R.羅斯和G.雷科夫對喬姆斯基同樣也加以責難。他們說，喬姆斯基的生成語法也有缺陷，因為它不能說明同義句。好比Seymour sliced the salami with a knife和Seymourused a knife to slice the salami 這兩句話，表層不同，可是最深層都是“西摩拿刀子切香腸”，可惜憑著喬姆斯基那一套轉換規則，怎麼也不能把二者統一起來。
60年代後期，C.菲爾莫爾(1929～)還從另一方面非難喬姆斯基。喬姆斯基把“名詞短語”、“動詞短語”這些句法單位作為“原始成分”， 以為這些是最深的根底，可是菲爾莫爾卻提出“格”的觀念，認為“施事”、“受事”這些語義關係才是最基本的層次。例如表示某人用鑰匙開門， 可以說The man opened the door with the key，或The door was opened by（或with）the key，也可以說The key opened the door。
在這幾個句子的表層中，主語、賓語各不相同，但是在深層結構中， the man(人)總是施事格，the door(門)總是受事格，the key (鑰匙) 總是工具格。他所謂“格”不是傳統語法中的語法形式，而是語義關係，所以他的學說稱為“格語法”。
俄國和蘇聯語言學
19世紀60年代以前，俄語語言學研究已在本國展開，編出了詞典和語法書。
19世紀末20世紀初，Ф.Ф.福爾圖納托夫在莫斯科大學建立了一個學派 ，J.N.博杜恩·德·庫爾德內又在喀山大學建立一個學派。他們都研究普通語言學和歷史比較語言學。博杜恩·德·庫爾德內把“語音” (speech sounds) 和“音位”(phonemes)區別開來，對現代語言學尤其有貢獻。
1917年十月革命後，蘇聯語言學有兩個主要流派。一派繼承俄國傳統，繼續研究歷史比較語言學，同時又學習馬克思主義方法論，例如Л.В.謝爾巴。另一派反對歷史比較語言學，提出所謂“新學說”，其領導人是Н.Я.馬爾(1864～1934)。馬爾認為，語言也跟許多別的社會現象一樣，是“上層建築”，有階級性。他斷言，語言變化與經濟基礎的變化是步調一致的，甚至印歐語中形容詞分為原級、較高階、最高階，他也說是歷史上不同的階級稱號的遺蹟。
馬爾於1934年去世，由20～40年代，他的“新學說”在蘇聯佔統治地位。1950年，蘇聯語言學界展開了辯論， И.В.斯大林(1879～1953)批判了馬爾的觀點。斯大林認為，語言沒有階級性，不是上層建築，因為它為全民服務，對哪一個階級都沒有偏愛。語言不能在什麼時候來一次“爆發”，好像上層建築要來一次革命那樣。馬爾的“革命論”，在1950年後杳無聲息了。1956年後，蘇聯語言學界又起變化，語言學討論重新展開。馬爾的“新學說”不再有人附和，但是對於斯大林的某些論點，有人進行過批評；對於西方語言學的新論點，也有人介紹和評論。
按蘇聯學者Ю.斯捷潘諾夫的意見，蘇聯語言研究的主要題目有兩個：
（1）語言與社會，②語言與思維。他認為蘇聯語言學家們上繼俄國學者的傳統，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能建立自己的語言理論。他推重И.И.墨山寧諾夫(1883～1967)的型別學，謝爾巴的音系學和語法學，В.В.維諾格拉多夫的關於俄語、文學語言、風格學和詩學的理論。
語言學及其分支學科
語言學是研究人類語言的。語言是一個符號系統;它用聲音來表達意義，但是聲音本身不是意義。把語言作為一個以音表義的體系來研究，這是語言研究的中心。但是如上文所說，語言學還與許多學科互相交錯，構成一條長而寬的地帶，其中包括好些分支學科。
語言研究的中心
語言既是具體的，又是抽象的。說出來的話是語言的具體表現，可以分為語音、語法、語義三層;說話時所操的是某一種民族語言，任何民族語言體系都是許多具體話語的抽象概括，可以分為語音（音系）、語法、詞彙三層。著眼於不同的層次，不同的方面，語言學就有不同的分支學科。此外，人們非但說話，還使用文字。文字是聲音的記錄，同時又有某些特殊功能，它也是語言學的研究物件。以上學科都注目於語言的結構本身，可以說是語言學的中心，有人管它叫做微觀語言學。分述如下：
語音學、音系學
研究語音的物理屬性、人類的發音方法、語音感知的生理過程等的是語音學；研究一種語言有多少個不同的音，這些音彼此之間有什麼區別和關係的是音系學，也叫音位學。不過，有人把語音學的範圍擴大，連音系學也包括在內。
形態學、造句學、語法學
研究詞的構成方式和屈折方式的是形態學，也叫詞法；研究如何把片語成短語或句子的是造句學，也叫句法。按傳統說法，形態學和造句學合起來就是語法學，也叫語法。但是有人把“語法”的意義擴大，除形態學、造句學外，還包括語音、語義，如喬姆斯基的“生成語法”就是這樣。
詞彙學、詞源學、詞典學
研究詞彙專案、詞彙意義、詞語演變的是詞彙學。追溯詞的來源和歷史的是詞源學。蒐集許多詞項，把它分類、比較、註釋的是詞典學。中國的字典學是詞典學的一個分支。
語義學、結構學、語用學
研究詞項與概念及指稱物件的關係，揣摩各種詞義的異同、正反、上下、交叉等關係，剖析整個句子或其中某些成分的意義，這是語義學。語義學如只管外延或字面意義，而不管語言從社會環境得來的意義，那仍然屬於微觀語言學的範疇。
但是，即使只對語言結構本身進行研究，也很難自成一統。有人師承C.S.皮爾斯(1839～1914)、C.W.莫里斯(1901～1979)、R.卡納普(1891～1970)的學說，把語言學看作符號學的一個分支。他們說，符號學包括三個部分：意義學、結構學和運用學。在一般符號學中稱為“意義學”和“運用學”；在研究語言時就叫作“語義學”和“語用學”。意義學研究符號和所指客體之間的關係；結構學研究符號與符號之間的關係；運用學研究符號的意義與符號的使用者、符號的使用場合之間的關係。然而符號的客體是客觀世界的各種事物，符號的使用場合是說話人所處的社會環境。一牽涉到這些，語言便再也不是一個獨立自主的體系，語言研究也就再也不限於微觀研究，而伸展到語言之外，成為巨集觀語言學了。
文字學
這是研究文字的形狀、體系、起源、演變和發展的學科。文字學研究世界上各種不同的書寫系統，不限於一個民族或國家；但是按漢語習慣，也常把“文字學”作為漢語文字學的簡稱。
語言研究的邊沿地帶
語音研究、語法研究、詞彙研究、語義研究、文字研究，這些是語言研究的核心。除此之外，還有許多邊沿學科，簡述如下：
語言教學與翻譯
語言教學自古以來是語言研究的動力，又是語言理論發揮作用的場所。無論在中國，在印度，在希臘，最早的語言研究都是為了解釋經典，教授學生。反過來說，語言研究有成績，也會促進和改善語言教學。制訂正確的語言政策，有賴於語言學的幫助;發現和仔細觀察語言的歷史演變，正確認識古代語言、現代語言、標準語和方言的關係，也不能沒有語言學的指導。最近幾十年來，語言教學法有許多改變或進步，都直接間接與語言學界的主導思想有關。
語言教學分為第一語言教學，第二語言教學和外語教學。第一語言教學，所教的是母語。第二語言教學在雙語社團中進行，既教母語，又教另一種語言，例如加拿大魁北克省以法語為第一語言，英語為第二語言。在外語教學中，學生所學的是外國語，不是本社團日常使用的語言。由於學習物件不同，教學物件不同，學習環境不同，這三種教學各有其特殊的目的和方法。
翻譯自古以來是外語教學中的重要科目之一，它要求把原以某種語言寫成的作品的內容用另一種語言表達出來。由於各種語言自有其語音、語法和詞彙系統，又自有其特殊的歷史、文化背景，譯文很難做到與原文等價。翻譯向來被看做一種藝術，可是現代人熱心於尋找科學方法，待譯的材料又日見其多，於是大家希望把翻譯變為技術，甚至試圖用機器來代人做翻譯工作。這麼一來，翻譯就更成為語言學家的重要課題了。
社會語言學、方言學、方言地理學
語言是傳遞資訊的工具，又是聯絡感情，消除隔膜的工具。風俗習慣代代相傳，也依靠語言。但是即使是使用同一民族語言，語音、詞彙、語法格式也因地區而異，因使用者的社會地位而異，還因交際場合和使用目的而異。研究這些問題的是社會語言學。
與社會語言學關係密切的是方言學。“方言”這個詞兒，有兩種不同的意義。自古以來，人們認為方言是民族語言的分支，因地區不同，交往不多而產生。漢代揚雄所謂“方言”，就是這個意思。研究這種區域方言的學科，稱為方言地理學。但是近來學者們還注意到，即使在同一地區，甚至同一城市，人們的言語也因社會階層、職業、年齡、性別等等而有或多或少的差異，於是熱心研究所謂“社會方言”。這樣的研究，與社會語言學就難分界限了。
修辭學、風格學、話語語言學
這三門也都是與社會語言學交叉的學科。修辭學公元前 5世紀起源於希臘，包括雄辯術和作文法。中世紀以來，修辭學在歐洲學校裡是人文學科之一。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就講究外交辭令，後來又出了劉勰（約465～約532）的《文心雕龍》等專書，所以“修辭學”這個名稱雖譯自外語，千百年來修辭研究在中國早已是一門重要的專門學問了。到了19世紀，修辭學在歐洲便成了文辭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與文藝批評合流。
1902年，瑞士語言學家C.巴利提出了“風格學”這個名稱。他認為，用語言來表達情感的方法是風格學應有的研究物件。近來又分為文學風格學和語言風格學。文學風格學近似修辭學，語言風格學近似社會語言學。20世紀初期，捷克語言學家V.馬泰休斯又提出話語語言學。他注意那些比句子大的語言單位；短的如幾句連貫的話，長的如整篇演講、整本書，都是研究物件。這門學問一方面牽涉到語言作品的內容和使用語言的目的，一方面又牽涉到組成篇章的手段和表達意義的手法，因此與修辭和語法都有共通之處。
心理語言學、神經語言學、副語言學
人們彼此對話時有物理、生理基礎，也有心理基礎。有人從語言出發去研究心理，摸索語言與感知、注意、記憶、學習等心理作用的關係;也有人從心理出發去研究語言，企圖弄清楚人們如何說出話來，如何聽到並理解他人的話。這些是心理語言學要乾的事情。語言學家早已關心兒童學習語言的過程，但是自60年代以來，人們對小孩如何習得語言和各種不同的語言有什麼共性這兩個問題特別感興趣，這是由於喬姆斯基假設人類有個“語言習得機制”，並且與瑞士著名心理學家J.皮亞傑(1896～1980)展開過爭辯，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研究心理學，自然不能不研究人腦的神經。探索人們學習語言、運用語言的神經學基礎，試圖做出人腦控制言語和聽覺的模型，這是神經語言學的任務。神經語言學的材料，一部分來自臨床醫學，如失語現象和口吃現象;一部分來自參量發音語音學，注意聲音、語調、舌頭運動、脣部運動如何彼此協調，尤其注意說話時的失誤。
有的語言學家除研究人們說出的話外，還留神他們的音質和聲腔，以及與語言同時使用或者單獨使用的手勢和身勢。這種研究伴隨著語言而發生的種種現象的工作，叫做副語言學，有時也稱為伴隨語言學。
人類語言學、民族語言學
正如洪堡特所說，民族語言與民族文化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社會制度、宗教信仰、職業、親屬關係等等會影響語言習慣；反之，語言對這些東西也有或多或少的影響。研究這些問題的是人類語言學（“人類學的語言學”的簡稱），它從人類學立場出發，用人類學原則來研究語言。人類語言學與社會語言學交叉，尤其與民族語言學交叉。但是民族語言學只研究民族型別、民族行為程式與人們的語言之間的關係，人類語言學還有個特殊任務，就是設法把那些沒有文字的少數民族語言記錄下來。
數理語言學、計算語言學
數理語言學是研究語言中的數學性質的學科。使用數學方法來研究語言，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最初是統計音素、語素、詞彙專案等等，後來就有人根據俄國人A.A.馬爾科夫(1856～1922)和美國人G.К.齊夫的學說，運用數量計算學並使用各種模式來處理語言材料。20世紀50年代初期，數理語言學正式誕生了。由於現代語言學要求精密化，數理科學如概率論、資訊理論、集論、數理邏輯等等又給它提供了強有力的工具，於是數理語言學就發展很快。目前它包括三個部門：代數語言學、統計語言學和應用數理語言學。它的研究範圍日益擴大，已從簡單的詞彙統計一直伸展到建立語言的代數模型，分析語義，探討人工智慧問題等等。
數理語言學興起約20年後，計算語言學也應運而興。這時電子計算機已發展到第4代，成為語言學家的得力助手。計算語言學的目的，是闡明如何利用電子計算機來進行語言研究，其專案有統計資料，檢索情報，研究詞法、句法，識別文字，合成語音，編制機助教學程式，進行機助翻譯等等。由於計算機儲存量大，計算準確，工作速度高，又能用於起稿、改稿、儲存文稿和各種資料，對於語言研究有很大的幫助。
哲理語言學、語言的哲理和語言哲學
上文談過，最早談論語言問題的是哲學家，目前哲學與語言學的關係更加密切。人們問: 對於哲學概念的理解和闡發， 語言學能起什麼作用？人們又問：對於語言學的理論、方法和材料，哲學能起什麼作用？ 在目前語言學用語中，“哲理語言學”( philosophical linguistics ) 指語言學家為解決這些問題而進行的研究， “語言的哲理”(linguistic philosophy) 則指哲學家為研究語言而採用的方法。 有人把二者合起來， 統稱之為 “語言哲學”(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但是人們又往往把“語言哲學”用來專指哲學家對日常語言的分析和理解，如英國哲學家J.L.奧斯汀(1911～1960)所作的對日常語言的說明。
語言學家可能自覺地大談其哲學，也可能不自覺地持某種哲學觀點或者受某些哲學理論的影響。波爾瓦羅亞修道院的語法學家崇信笛卡爾；施萊歇爾把達爾文主義運用於語言史；馬爾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搬弄（嚴格地說是庸俗化）馬克思主義；布龍菲爾德遵循邏輯實證主義；喬姆斯基發揮唯理主義──這些是人所共知的事實。顯而易見，哲學觀點不能不影響語言學家的理論體系，因此是必須注意的首要問題。但是哲學觀點只是構成語言理論的重要成分之一，並不是語言理論的全體。一個語言學家，如果有誰只因他採用某種哲學觀點就把他全盤肯定或者否定，那是簡單化的做法，無助於語言學的進步。
語言研究的展望
1975年以後，語言學的進展比先前更加急速。對某些問題，各派意見漸趨一致；對其他問題，卻又更加分歧。英國的新弗斯派，法國的功能語法派，蘇聯的語言學者，美國的生成語法派和各國眾多的新興學派，都繼續進行著研究。中國的學者除繼承前輩的傳統並吸收國外的成果外，也正在試用新方法來探討新問題。
當今語言學界爭論的焦點之一是：語言學的本質是什麼？喬姆斯基認為，語言學是研究作為心理狀態的語言知識的，所以是認知心理學的一部分；但是人類心理又取決於大腦的物質結構，因此語言學是自然科學的一部分。相反，美國學者D.海姆斯卻認為，語言是社會現象，研究語言而不管它的社會功能，是既不合理也行不通的。他跟許多別的學者一樣，確定語言不是自然科學，而是社會科學。這也就是說，不能只用自然科學方法來處理語言，而要用社會科學方法。
跟著這個爭論必然產生另一個爭論：研究語言應以結構形式為主，還是以語法功能為主？碰到一個句子，應該象喬姆斯基那樣，先把它分為名詞短語和動詞短語，還是先分為主語和謂語？傳統語法著眼於意義和功能，自然先講主語、謂語；喬姆斯基從形式出發，卻要先講抽象的短語結構和語符列。不過，60年代前後，在美國和歐洲已經興起了幾種功能語法，如“依存語法”，“格語法”，“關係語法”等等。這些派別都與喬姆斯基背道而馳，可是側重點和解釋方法又各不相同。
研究語言，重點應該放在句子上面，還是放在更大的單位上面？這又是一個時常引起爭論的問題。自古以來，語法主要是講句子結構的，修辭學則既講選詞造句，又講謀篇佈局。如果研究語言的人想用技術手段來理解自然語言，處理那急劇增加的科技文獻和社會資訊，他自然力圖用數學方法來處理語言。這樣他就不得不以句子為主，因為在比句子大的單位中，可變因素太多，難以列出公式。可是如果他所關心的是交際功能和社會效果，他就不能不縱覽全文，關懷全域性，既諦視上下文貫串照應的方式，又探討語言中那些情文相生，意隨境變的問題。
語言學家自古以來常常談到語言的共性。喬姆斯基及其追隨者認為，可以從英語這樣一種民族語言入手，摸出各種語言同有的共性來。J.H.格林伯格走的是另一條道路：先列舉若干種語言的相似點，再逐步找尋一切語言的共性。為了追求語言的共性，最近喬姆斯基已經放棄了大多數轉換規則，另一派如G.蓋茲達等人則連一條轉換規則也不要。究其原因，無非是感到轉換規則因個別語言而異，無法做到放之四海而皆準。
電子計算機的使用，是今天語言研究迅速發展的重要因素。藉助於計算機，詞彙研究取得了空前的準確性，語法分析也達到了新的水平，語義分析則正在試驗中。但是即使只是處理視覺和聽覺材料，把兩種材料彼此配合，計算機目前還遠不如人腦；至於人生知識和社會知識方面，計算機比之人腦自然更相去懸殊。人工智慧研究的目的，是使機器能象人那樣思維，那樣控制並使用語言。不過到目前為止，語言還只有人類能靈活運用。有人相信，語言終將為人類和機器所共有。可是這究竟是快要出現的驚人局面，還是遙遠的憧憬，今後的一二十年將會給我們一個比較清楚的回答。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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