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玉章(1878～1966)

[拼音]：yanfa

中國古代封建政權為實行鹽專賣而制訂的制度和法令。

沿革

起源於春秋時齊國管仲的“官山海”政策，即鹽與鐵一起實行專賣。秦商鞅變法，控制山澤之利，也實行鹽鐵專賣。漢初開放民營，武帝時在桑弘羊主持下再“籠鹽鐵”，收回落於富商大賈之手的鹽鐵之利。東漢時取消鹽鐵專賣，實行徵稅制。三國、兩晉比較注意於專賣，南北朝徵稅制又抬頭。隋至唐前期，更取消鹽的專稅，和其他商品一樣收市稅。唐安史之亂後，財政困難，由第五琦（729～799）建議，再實行鹽專賣，劉晏繼起整頓鹽政，改革鹽法；鐵則實行徵稅制，不再與鹽一例看待。五代、兩宋和元明時，加強鹽專賣，專賣收入在財政中佔很大比重，鹽法更趨細密。入清沿而未改。鹽一直是歷代封建政府牢牢掌握的最重要的專利商品，“因民之所急而稅之”，成為封建國家經濟干涉政策的主要內容。

直接專賣制和就場專賣制

專賣的形式多樣。管仲、桑弘羊以至第五琦都採取民制、官收、官運、官銷的直接專賣制。這種官賣制暴露不少問題：官設機構人員多，開支浩繁；往往鹽價高昂，質量低劣，有時還發生硬性攤派之弊；運鹽勞民，官府自運則費用太大等。唐中期劉晏將官賣制改為民制、官收、商運、商銷的就場專賣制。鹽仍由隸屬官府的亭戶（後世稱灶戶）生產，但由官府統一收購，轉售於商人，即官府掌握大批發、小批發，零售放給商人。同時，設立常平鹽，在偏僻地區保留部分官賣，以保證食鹽供應，平穩鹽價。這種作法有利於限制豪商奸賈投機，又能利用私商的銷售能力，利多弊少。

劉晏的就場專賣製為後代所奉行。北宋陝西路提點刑獄兼制置解鹽範祥（?～ 1060）的鈔鹽法，改山西解池鹽為商銷，即師法劉晏。又有入中法，即由商人向西北邊塞運交軍需糧草等，官府出給憑證（交引），憑證到產地提鹽運銷，也是就場專賣制的應用。但封建政府並未完全放棄官賣。五代的“蠶鹽”和計口分配的“食鹽”即屬官賣。北宋解池鹽未行鈔鹽法前也部分實行官賣，東南六路則一直實行官運官賣，收入歸地方。徽宗時右僕射、太師蔡京（1047～1126）當政，改變鹽法，東南鹽（除閩廣外）廢除官賣，推廣鈔法，由商人購買鹽鈔，運銷食鹽；但鈔價高，鹽鈔常變換，舊鈔貼錢，才能請到新鈔，商人往往因之賠折破產。當時對運銷官鹽商人實行的引法則流行於後世。鹽引為運鹽憑證，每一引有規定的運鹽重量，規定的包裝，憑以在規定的地區和時間內銷鹽，到期鹽引需按規定上繳銷燬，不合規定者受罰。

商銷和官賣

元代商銷（“行鹽”）與官賣（“食鹽”）並行，官賣有擴大趨勢。明代除一段時間內為回籠紙幣而制定的“戶口鹽”和鹽場附近按人分配的“食鹽”屬於官賣外，一般都實行商銷。明初行開中法，令商人納糧於邊塞，按鹽糧的實物交換比率償以鹽（不通過貨幣作價，避免宋入中法的虛估），許在規定的地區內行銷，這也是由就場專賣演化而來。明中葉後，開中法崩壞，萬曆四十五年（1617）起改用綱法，即實行民制、商收、商運、商銷的商專賣制。官府不再收鹽，由綱上列名的少數特許的鹽商納課領鹽引，直接向灶戶付價購鹽運銷。專商世襲、專岸永佔，官商分利，壟斷市場，排斥一般商人的經營，這是食鹽專賣中的一種新形式，造就了許多資財至數十百萬兩的大鹽商。清前期主要仍行綱法（稱官督商銷），仍用鹽引，兩淮鹽商資本大者以千萬計，次者也以數百萬計。但官鹽壅積，私鹽盛行，綱法的積弊日深，鹽課日減。到道光十二年（1832），兩江總督陶澍（1779～1839）建議改革鹽政，在淮北實行票鹽法，取消綱商的世襲特權，商民均可備資納課，購鹽承運，認票不認人，降低了銷鹽成本，有利於官鹽的銷售。但性質上仍是一種商專賣制，並非徵稅制。

為保障官府和專賣商人的收入，歷代封建政府對食鹽管理十分嚴格，規定嚴酷的禁私法令，犯私者非死即刑。

專賣與消費

食鹽消費缺乏彈性，鹽專賣須避免產銷脫節。宋真宗時在籍人口約4000餘萬，官鹽歲額合2.5億斤，人均6斤餘，加上私鹽，大體平衡。金代人口約4500餘萬，鹽產年約3億斤，人均不過7斤。清道光時人口4億，行鹽總量26億斤，人均官鹽6.5斤，約佔需要量的7/10，餘由私鹽補足。元代為增加鹽利收入，強制擴大產銷，造成嚴重的供過於求。如天曆時官鹽發至256.4萬餘引，合10億多斤，以低價勒令灶戶煮制交售，然後以高價銷出，平均每人得買鹽16斤，官賣製成了強迫攤派過剩食鹽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