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舞蹈史

[拼音]：Zhongguo gudai fuyi zhidu

[英文]：tax and corvée system in ancient China

中國曆代王朝為鞏固國家政權而向人民徵課財物、呼叫勞動力的制度。賦，原指軍事上車馬軍需的徵調，後指對土地的課稅，即田賦，有時還包括人頭稅和資產稅。役，亦稱徭役，即在統治者強迫下，平民從事的無償勞動，包括力役、雜役和軍役。

先秦兩漢時期

古代役重於賦。《詩經》中不少篇章反映人民被迫服役的怨忿；《春秋》中有許多關於役民築城的記載，特別是各國互相攻伐，軍役更為頻繁；《周禮·大司徒》篇中規定各級地方官有召民應役的職責，為此應經常保持戶口及馬牛車輛等的實況登記，徵調時貴者、賢能者及服公事者均免役。春秋時期，土地私有制逐漸形成，國家對土地的粟米之徵為“什一”（收穫量的1/10）。春秋前期，管仲曾建議齊國試行“相地而衰徵”（按土地差別徵稅）;春秋後期，魯宣公十五年（公元前 594）實行“初稅畝”即按平均產量規定一畝的稅率，以後成為以收益為基礎的田賦稅制。

秦統一中國後，修阿房宮，建驪山，築長城，戍五嶺，徭役極為苛重，激發了以陳勝、吳廣為首的農民起義。漢初採行與民休息政策，田租的徵課，由十五稅一減至三十稅一。但徭役仍沿秦制，男丁每年在郡縣服役一月（更役）之外，尚有正卒（到國都服役）和戍卒（往邊境屯戍）的服役，不服役的納錢代役，稱為更賦。此外還課人頭稅:未成年男女納口賦，成年男女納算賦。漢初推行役政，有所謂“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的說法，事實上，皇族、官吏以及因軍功、納粟而受爵賞的早已享有復免本人終身並家族、子孫長期免役的優遇，於是，徭役負擔集中在平民身上。

魏晉南北朝時期

三國時期，曹魏行屯田制，屯田客向國家交納很重的屯租。除屯田外，一般編戶則交納田租、戶調，田租每畝四升，戶調每戶絹二匹、綿二斤。至於役，則豪族擁有佃客，國家無從向之徵調；反之，平民被強徵兵役和其他服役，無一定製度可言。

西晉實行佔田制和戶調製，平民一戶男女丁二人可佔田百畝，其中70畝為課田，據以課稅。貴族的佔田，則第一品可達50頃，遞降至九品可佔10頃。事實上平民的佔田額沒有保證，貴族的佔田額卻難以限制，平民苦於無一定法度的徭役，貴族則除本身免役外，還可蔭庇若干客戶。南北朝時期，戰爭連綿，田租、戶調甚為混亂，兵役雜役尤極苛重。為制止戶口大量逃亡，南方實行“土斷”，限定流民於所在地區落籍；北方實行“括戶”，從大戶蔭庇之下奪回一部分編戶。但都不能改變民戶因重役而逃亡的嚴重危機。

隋唐時期

唐代前期，採用北魏至隋代已試行的均田制，在每丁受田百畝的基礎上，實行租庸調法。租和調為三國以來田租、戶調的演進，庸則為役的絹、布交納。同時，實行府兵制，減除了徵調兵役的威脅。但均田制亦如西晉佔田制，規定王公以下各品官的永業田比平民的永業田多至十倍數十倍；加以豪強兼併，後來農民得不到授田，均田制名存實亡，從而租庸調法也不能繼續下去。至唐代中期德宗建中元年（780）改行兩稅法。兩稅為地稅按畝徵糧，戶稅按每戶財產徵錢，各於夏秋兩季徵收，較能適應納稅能力。但以後地方政府因軍政支出浩繁，對兩稅增添課額，加上各項徭役的派徵，人民負擔日重，民戶大量逃亡，加速了唐王朝的崩潰。

宋代

宋代田賦的徵課只以田畝為物件，取消了唐代兩稅中以家資為依據的戶稅，加重傈a href='http://www.baiven.com/baike/224/290100.html' target='_blank' >四端暗母漢傘４聳彼攪剿敖鮒趕乃埃ㄇ⑶鍃福祝┑惱魘斬粵恕５酥猓行┑厙戇慈碩∈漳傘吧磯∏住保氐攪巳送匪暗男災省Ｖ菹氐胤接職疵窕ё什至謝У紉月峙篩髦置康命a href='http://www.baiven.com/baike/224/290671.html' target='_blank' >職役。在各種職役中，“衙前”（主管官物）、“里正”（督課賦稅）兩種責任甚重，一般以上戶充役，多致傾家蕩產。其他各項雜役也使民戶苦累不堪。終宋之世，由差役（各戶輪流應役）改為募役（各戶出錢僱人應役），募役又改為差役或差役、募役兼行，或行助役（以錢津貼應役者）、義役（各戶出錢買田以供應役者），改來改去，負擔無法減輕。同時，田賦加重，隱田漏稅現象嚴重，官府實行丈量土地，弊端不少，地主們藉機極力反對。這樣，賦和役日益重壓，逃亡問題又復嚴重。

元代

元代賦役更為複雜。在中原地區，屬於賦系統的為“稅糧”，屬於役系統的為“科差”。稅糧既有畝稅（每畝三至五升），又有丁稅（每丁一石）。科差既按戶納絲料（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以給領主），又按戶徵包銀（每戶四兩）和俸鈔（每戶一兩）。在江南地區，則大體上仍沿宋代兩稅之制，夏稅輸棉、絲等物，秋稅輸粟及一部分折鈔。此外，仍有各種雜役苛派。總的來說，元代的賦役負擔較宋代尤為沉重。

明代

明代，賦役制度有所改進。賦的方面，在土地丈量基礎上，建立了黃冊（記載戶口、土地）和魚鱗冊（見彩圖）（繪製田丘形狀）相配合的戶籍地籍制。兩稅夏麥秋糧，帶徵絲、棉織品，由糧長負責催徵稅糧，減少胥吏的作弊。後來糧長權勢漸大，明王朝採取了限制任期或一糧區內數人輪充糧長的辦法。役的方面，裡甲、均徭、雜泛三類差役原系按戶資人丁情況分戶等以區別承役的先後重輕，而編審戶等積弊難除，戶類上下倒置；裡甲、解戶、庫子等役每因失職獲罪以致破家，於是投靠大戶以避苛役之風日益廣泛。至嘉靖年間，在各地試行改革的基礎上，開始推行一條鞭法。萬曆年間普遍實行。一條鞭法的原則是賦役合併為徵銀兩。田賦除漕糧仍徵實物外，一律徵銀；原銀差及力差也統為徵銀，並攤進田賦銀內徵收。這就簡化了賦役制度，並調整一縣之內各里間的負擔，杜塞編審戶等以及派差輪役的種種弊竇。但一條鞭法在各地推行情況不一致，有的已經推行又恢復舊制；後來三餉（遼餉、練餉、剿餉）按畝加徵，一條鞭法簡化稅項、減輕負擔的實效全遭破壞。

清代

清初戰亂，兵差繁重，地方經費困難，仰給於按戶等攤派的老辦法，編審戶等之弊同於前代。康熙初年，江南賦重的蘇鬆地區開始實行均田均役：將一縣各項差役全由僱役充當，所需僱役經費，通過合邑田畝均攤，實即一條鞭法的繼續實施。但當時各省正致力於戰後荒地的墾複，均役辦法未能推廣。以後經過較長期穩定統治之後，宣佈以康熙五十年（1711）的人丁數（2462萬餘丁）作為以後徵收丁銀的依據，把各省丁銀329萬餘兩固定下來，嗣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丁銀的固定，為攤丁入地創造了過渡條件。從康熙五十五年開始，廣東省首先實行攤丁入地，以該省的丁銀攤入該省地賦之中，不再按丁抽稅。自雍正元年至七年（1723～1729），各省先後推行，完成了明代一條鞭法所未完成的改革。州縣地方差役的工銀、飯食，則由地賦中存留給地方的部分支用，並可從耗羨歸公中提一部分補給。這樣，原來役的開支有了新的保證。

賦役的演變及實質

綜觀歷代制度，賦是王朝財政的主要來源，而人民最感痛苦的則是重役的徵調。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賦役的演進自應以減輕役和加重賦為主流，然其間亦經常出現反覆。漢代口賦、算賦和更役、正卒、戍卒的徵調，是一種人頭稅與重役並徵的典型。以後西晉的戶調以佔田為依據，唐代的租庸調以授田為條件，至兩稅法而賦役集中於對戶資、田畝的財產徵課，只是額外的役無法制止。宋代兩稅專以田畝為徵課物件，比唐代兩稅又進了一步；當時各種徭役雖極繁重，然以家資列戶等為派役根據，實亦向財產稅轉化。至明代實行一條鞭法，清代攤丁入地，這一歷時長久、艱難曲折的賦役改革才得以完成。

封建賦役的實質在於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特點之一是通過土地自由買賣以進行兼併。在田賦徵收上，長期以來是大戶的稅負遠輕於小戶的稅負，甚至大戶的稅負轉加於小戶身上，這就助長了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役政方面，特權階級不僅自己不服徭役，並可蔭庇眾多投靠之戶，這正是歷代戶口逃亡的一大漏洞；逃亡戶的增多，未逃亡戶更受賦役的重壓，其結果是相率逃散，鋌而走險。從中唐以至明代的戶資列等問題，體現著特權階層以下各等級民戶在賦役負擔上的相爭相持，其結果只能是上戶偏輕，下戶偏重。攤丁入地以後的大小戶矛盾仍集中於畝稅的徵課。總之，要在封建時代求得公平合理的稅制是絕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