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史論文

　　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修撰已經走過了漫長的90年曆程,但還遠未成熟。這種不成熟性表現在諸多方面,甚至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命名本身都已成為一個爭執不下懸而未決的問題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參考。

　　範文一：現當代文學中民族文學史觀的構建

　　一、以歷史和發展的眼光肯定各民族的文學魅力

　　我國各民族文化和文學的獨特性是千百年來逐步形成的，他們各自獨特的內涵是需要挖掘和探索的。雖然我國的五十六個民族各有不同，但他們卻都有著類似的發展道路，有很多方面也是共同的，特別是在文化底蘊和文學素養方面也是大體相同的。在中國多民族文學史程序中，各個民族的人們用他們那堅韌不拔的性格和粗獷豪邁的氣質書寫了不朽的詩篇，開啟許多的文學作品。在這些作品中，我們會發現各民族的文學思想是一脈相承的，雖然具有各自不同的特點，但是所讚頌的真善美和批判的假惡醜是一致的，所以我們不能以民族的大小來劃分文學作品的貢獻，而是應當正確認識到各民族文化和文學的獨特性。

　　1.當代文學發展不能缺少少數民族文學

　　當我們進入到當代文學史，可以發現在不同時期的文學工作者對少數民族文學的認識經歷了少數民族文學被弱化直到少數民族被弱化的過程，在中國現代文學到當代文學發展的過程中，少數民族文學已經從弱化的文學發展到具有獨特文學特性的軌道中來。從大中國文學的角度出發，我們發現中國文學史的書寫存在嚴重的不足，其敘述和構建上都存在著多民族文學和文化領域缺失這樣的問題，很少有文學史對少數民族文學做出比較詳盡的論述。中國文學歷來都是把朝代或時代作為分界來書寫中國文學史，在中國文人的文學和文學史觀念上，都把文學國家化、民族正統觀念表現的淋漓盡致，這是中國知識分子愛國情懷的一種表現，但對於國家實現和平統一以及建立強大的現代多民族國家卻缺少依託，需要把少數民族文化和文學納入到大中國文學史的構建中來。正是由於把少數民族文學和我們認為的正統文學加以區分，才把少數民族文學排擠在中國文學的大門之外，多民族文學發展領域就被人為地加以干預，造成了多民族文學的缺少，把少數民族文學邊緣化，這顯然是不公平的，也是對當代文學發展的極不和諧的聲音。中國文學呈現給我們的精彩畫面，缺少不了少數民族文學的參與和影響，少數民族的許多優秀作品改變了人們對少數民族文學的錯誤認識，少數民族無數精美的詩篇為中國文學增添了榮譽。少數民族的優秀作家創作的膾炙人口的作品更是具有突出的歷史地位，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雖然多民族文學的概念難以確定，但多民族文學在現實社會中是確實存在的，我們暫且不把民族身份、民族語言、民族文學形態等作為文學的評判尺度，單就文學本身對社會的影響和貢獻局可以把少數民族文學列入到中國文學之林。多民族文學是存在的，是各個民族文學精華的薈萃，是組成中國文學的多個有機體，具本身鮮明的特點和獨有的民族特性，也正是如此，中國文學才擁有了博大的胸懷，包容了多個民族的文化和文學，才使得中國文學史獨具魅力，贏得了全世界的稱讚和喝彩。

　　2.發揮各民族文學特色，促進當代中國文學大繁榮大發展

　　多年來，人們對中國多民族文學的討論和研究日趨成熟，把研究重點放在了各民族文學之間的相輔相成和交融互動，不再孤立地研究某一個民族，而是把不同民族的文化、傳承和發展彙集到一起加以研究，從中發現各民族之間的聯絡、文化滲透和相互影響。在多數人看來，中國多民族文學與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差別不大，並且很多文學作家在描述中國文學史時把他們敘述的那麼接近，但是中國多民族文學史是和過去所提的少數民族文學史是有很大的區別的，無論是漢族文學家還是少數民族文學家，都要站到新的高度來完成自我觀念的改變，把多民族文學史觀的構建放在全新的視角，不能把各民族的文學特長和之間的相互關聯視而不見，重新體現和定位各民族文學在中國文學的地位。只有不斷髮揮出各個民族的文學優勢和特色之處，中國的當代文學才能更好地實現大繁榮、大發展。

　　二、把握中國當代文學及其與多民族文學史觀的關係

　　1.多民族文學史觀是當代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當代文學是具有時代特徵以及現代文學意識的文學形態，這種文學形態已經逐步認識到了中國各民族之間的一體與多元的辯證關係，是各民族文化發展的必然趨勢，各民族之間相互補充、相互依存，是中國整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有著共同利益的民族共同體，各民族之間已經形成了榮辱與共、脣亡齒寒的連帶關係，是一個社會的整體。

　　2.確立多民族文學史觀，促進當代當代文學發展

　　中國當代文學具有其嚴肅的民族性，這也成為了當代中國文學的重要品格。雖然當代文學工作者非常重視編譯外國文學作品，但是當代文學並沒有因此忽視本民族的文學和審美需求，當代文學在追求現代性和先鋒性的同時，應當把民族文學的構建和藝術傳承發揚光大。為此，應答確立多民族文學史觀，不斷學習和借鑑外國文學一些好的做法，進而促進中國當代文學的實現更好地發展。

　　3.加強各民族文學工作者溝通交流，共同傳播優秀文化

　　中國當代文學已經逐步屏棄民族之間的差別，把真正好的文學作品都吸收到中國文學的寶庫中來，這其中包含有很多知名的少數民族作家，他們的作品更是得到了人們的普遍歡迎。所以，我們要認識到，文學工作者沒有民族之分，更沒有因為民族的不同而相互牴觸。對於各民族的文學工作者，應當積極地進行相互學習，相互借鑑，把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廣泛傳播開來，實現各民族間友好互助，文化共享，共同將中國的優秀文化傳遞給世界。

　　三、結語

　　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髮展，少數民族文學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少數民族文學已經逐步擺脫了對主流文學的依賴和追隨局面，在多民族文學發展史上開拓了全新的領域，各民族自我文化和文學的創立已經彰顯出其獨有的魅力，自成一家，把文學的民族性逐步加以弱化，進一步構建了中國多民族文學史觀，這是對當代社會和各民族文學發展的最好表現。在多元化和各民族文學共存的文學形態下，構建一個新的多民族文學史觀是不能迴避的問題，各民族文學要以主體地位進入到中國文學領域，讓各民族文學都能夠成為中國文學的主流。中國多民族文學史觀的提出，就是要讓我們認識到少數民族文學的重要性，它同中國文學史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是不能夠被忽略和抹殺的，中國多民族文學史觀的構建對促進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範文二：當代文學史編寫學科建設論文

　　一、“以學生為本位”文學史定位與編寫品位的關係處理

　　以學生為本位，並不意味著文學史編寫水平、層次和境界的降低。以學生本位，是文學史編者、專業教師與學生之間的多元互動，並不是以學生為需求，學生要什麼就給什麼，降低文學史寫作的水平，降低文學史教學的難度來適應學生。優秀的文學史應該代表當下文學研究最新最深最高的思維水平，它是螺旋式上升認識階梯上的最高點。它也應當及時吸納最新的文學理念與研究成果，以精準的把握、嚴密的邏輯和創新的理念彰顯文學史家的品格與境界。沉浸在自身理論思路進行學術前沿的探索固然是有難度的，站在這樣一個學術高度，如何尋找一種合適的方式走進學生，在適應學生水平的同時，不降低文學史編寫的水平，師生間形成有效的互動對話，就更加難上加難了。這如同大家寫通俗讀本，要深入淺出，在選擇與提煉之間尋找到適合的闡述方式，尤見功力。這樣的文學史不能為凸顯論者的水平，而塞滿各種前沿理論，也不能為適應學生的水平，而拉低文學史編寫的規格與品位，而應該是學術研究水平與教學互動實踐之間的有機平衡，將文學史研究的成果轉化為符合人才成長規律與教學規律的教學內容。如在他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選評》中，開卷第一篇選了文言小說《一縷麻》，這就蘊含了對晚清文學和鴛鴦蝴蝶派的重新評價，它可開闊學生的眼界，激發他們深入的思考。像這樣自覺以學生為本位的文學史編寫，在當下並不是很多。

　　二、學科規範與文學史編寫的分層探索

　　教學互動的文學史編寫，應該對學生的基本層次，中文教育的現狀有深入的瞭解與把握。吳秀明對此有著明確的定位和思考。面對人文學科的普遍危機，面對社會對於寬口徑、厚基礎人才的基本需求，重點大學的中文專業教育應當起到導向與標杆的作用。它不應該只是優秀作品選式的陶冶人文情操的非專業教育，也不同於掌握基本文學線索與知識點的普通大學專業教育，而應該留下與社會、與碩博士等更高層次專業教育接軌的開放性空間。這就要求我們的文學史編寫，應該符合不同學生的特點與需求，不斷融入當下文學研究新的發現和學理內涵，融入編寫者的個性化理解和最新的教學思想及學術理念。吳秀明主編的《當代中國文學六十年》，就在追求較高層次專業教育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該書在大量湧現的文學史中體現出了鮮明的學術特色與編史態度。作為一門只有起點而沒有終點的新興學“入史”距離，也很難實施行之有效的文學作品“經典化”的篩選機制。以往在蘇聯模式影響下的諸多當代文學史，就是以意識形態為中心展開文學史敘述，它通過對政治文化的總體把握，以文藝運動與文藝思想鬥爭為綱，以具體作家作品為目，實現對文學“史實”統一的價值判斷。隨著新的文學觀念的來到，文學環境越來越寬鬆，單一意識形態被瓦解，價值形態趨向多元化，新的文學觀念使當代文學學科面臨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面對“當代文學史有丘陵，沒有高山”的質疑，面對當下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的不斷浸入，文學史的界限如何劃定?經典作家作品如何選擇?在劃定與選擇背後，如何顯示文學史著者的文學史觀與價值判斷?在眾多文學史著作的眾聲喧譁之中，學生們成了教師們宣講各自文學史觀的被動聽眾，論者和教師的主觀性造成了文學史客觀性的匱乏，這是不利於當代文學史編寫與學科建設及規範的。從這個意義出發，吳秀明將自己的文學史編寫定位於回到學生本位，並將其當作支撐該學科的基點。“所謂學科，就字源上講，就是知識的生產和組織的‘操控體系’。”這一理解既承認文學史是一種權力話語，又肯定其知識的客觀性。吳秀明由此將文學研究分為“作家作品———文學思潮———文學史———學科”四個序列。“每個序列都是獨立的本體，但同時又含有一定的遞進式的關係。正因這樣，所以學科總是與文學史、文學思潮和作家作品聯絡在一起。尤其是文學史和作家作品，更是其中的核心和關鍵。如果說作家作品特別是經典或準經典的作家作品可稱之是支撐一個學科的阿基米德點的話，那麼文學史就成為規範和確立一個學科地位的基礎工程。”《當代中國文學六十年》從整體性出發，首先指出了當代文學的“預設”性特點，為我們理解當代文學“前三十年”的烏托邦色彩，理解一體化文學的生產體制與文學實踐提供了一個全新而又頗具學理內涵的核心觀點。以往學者們所設想的“一體化”“整體性”等巨集大概念並不能填平五四文學、延安文學與當代文學之間的鴻溝，甚至也難以統領當代文學內部從政治化向市場化的時間嬗變，以及大陸文學、港澳臺地區文學乃至世界華語文學間的地理割裂。與其他當代文學“整體觀”不同，這一“預設”性同樣可以用於理解“告別革命”、解構“崇高”之後的當下文學，即“關注的是人文或文字方向，努力按照言論平等和市場機制等進行個性化寫作”。其次，該文學史在體例上，對當代文學時間敘述秩序與空間結構形態進行了獨到的處理。該教材把當代文學分成“前三十年：走向統一的文學”1949-1979、“後三十年：走向開放的文學”1979-2009這樣兩個大的時間跨度，在具體敘述中大量引進“歷史事實”和“文字事實”，關注它們彼此的屬性及其真實性內涵。在文學史的具體敘述上，“儘可能用較為平和或中性的語言予以道出，而不作褒貶強烈的價值判斷。”每章最後，專門闢出一節以總結的方式作總體評價和闡釋，尤其是關注文字的思想藝術價值，由淺入深，引導學生在掌握專業知識的基礎上，養成一種綜合分析問題的能力。《當代中國文學六十年》強調為學生打下學科規範的基礎，在內容選擇上主要體現如下理念：

　　1.理清文學發展的基本脈絡，對文學史的基本軌跡進行梳理

　　對於當代文學史而言，恐怕要直面五四文學傳統、當代文學“前三十年”體制化文學與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市場化文學的斷裂。論著型文學史教材往往難以彌合當代文學“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的價值斷裂，前低後高的評判取代了文學史的客觀描述。出於對論者自身文學觀念的自信，論著型文學史往往“以論代史”，論述的色彩過於強烈，對有利於其論述的文學史實滔不絕，而對不支援其論述的文學史實避而不談。它給學生提供的文學史圖景是不全面的，提供的文學史知識也是有偏差的，造成了學生知識結構的不完整。面對當代文學史前後文學價值不平衡這一學科難題，吳秀明在指出“純文學”的價值觀念本身也是一種政治考量之後，認為應當去蔽“五四神話”，“跳出‘審美/政治’二元對立的窠臼，倡導一種將它們彼此聯絡起來進行綜合考察的、更加開放的文學史觀。在這種開放的文學史中，治史家應當揚棄任何牴觸和敵意，以一種同情的、理解的與審美的眼光來觀照文學的政治性，在批判文學工具化的弊端時又能肯定文學良好的政治願望。這樣，才有可能使文學獲得相對完整的歷史視野，最大限度地還原體制化文學的自行運演軌跡及其生存狀態，真切體會到歷史的存在空間與文學的符號空間的‘不對等性’”。以這樣一種開放的文學史觀，站在文學史基本線索與脈絡的基礎上，還原文學史的原生狀態，才能避免當代文學史內部的價值不平衡，也才能給學生提供更為全面、客觀文學史基本史實。

　　2.對主要或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進行介紹

　　這裡所謂的“主要或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並不一定是“文學經典”，而是指在文學史發展過程中，在文學史脈絡中造成過影響、具有文學史意義的作家作品。因為“文學經典”的認定，必然涉及文學價值的判斷。不僅僅由於前文所述當代文學史前後三十年價值的裂變，而且由於當代文學史的不斷下延，進一步造成經典的不穩定性，這使得那些急於以自身文學觀念來篩選文學經典的論著反而會不斷面臨挑戰。如劉心武的《班主任》，如按通常的審美標準衡量，其寫作的粗疏顯而易見，很難稱之為“文學經典”，甚至很難稱之為佳作。但還原到當時的歷史文化語境中來看，《班主任》則是新時期文學繞不過去的開端。從文學史敘述的角度來講，作品的審美價值並不是唯一的取捨標準，歷史價值、文化價值從中也同樣發揮了重要作用。再如前幾年在重評十七年文學中“三紅一創一歌”等“紅色經典”時，學術界的爭議很大。但爭論雙方卻很少能對這些受到政治文化影響的特殊時代的特殊作品給予“瞭解之同情”，而往往站在各自的立場，依據文字的政治文化形態加以全盤肯定或否定，學術理性被主義的激情壓倒。對於當代文學學科而言，由於研究物件特別是其下限的近十年本身與我們完全重合，它更適合於作文學批評式的研究或納入文學批評的範疇。與之相應，研究者也往往容易被時勢所左右，自覺不自覺地給研究抹上了更多主觀隨意的東西，使之缺少應有的學科規範。面對當代文學的這種狀況，與其急於用一種或幾種文學觀念判斷經典或急於“經典化”，不如暫時擱置價值判斷，用“主要或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清單來撰史更合適，也更切近文學史實際。這樣也能較好避免在一元價值判斷下，以“文學經典”名義對其他作家作品造成遮蔽。

　　3.對文學史的價值判斷隱含在文學史敘述中，避免下過於霸權、太過剛性的斷語

　　由於當代文學的當代性與開放性，常常不可避免地滲透了研究者的生命體驗，在與當代社會的對話中凸顯論著者鮮明的藝術觀、價值觀與歷史觀。甚至吳秀明自己的學術研究與教學實踐，也是這樣充滿著嚴肅的現實問題意識與理想激情的。然而，惟其如此，更有必要對話語判斷持一種慎謹的態度。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吳秀明努力避免使用過於獨斷的文學史敘述模式，因為這一模式不但遮蔽了許多豐富的，有更多可能性的學術生長點，也以“一言堂”的方式阻礙了學生的獨立思考。論著型的文學史由於醉心於自身學術體系的建構和學術理論的演練，常常巨集論滔滔，主觀唯心的色彩太強。這樣的文學史往往難以全面立體地呈現文學史實，不僅沒有給教師留下多少可資闡釋的空間，而且也會給受教學生的知識結構帶來偏至。吳秀明的文學史編寫往往要言不繁，在基本的發展脈絡的梳理中，通過對文學史的敘述，作家作品以及史料的選擇取捨，暗含論者的價值判斷，有時是持中性或比較中性的態度。他對那些真理在握、斬釘截鐵的姿態者總保有一種警惕之心，而對當代文學史由於學科屬性而導致的“猶豫不決”的狀態表示理解：“我們也不能就此據此就判定治史家價值觀上的左右搖擺;恰恰相反，有時還表示著他們對文學史的尊重。它即是一種無奈，但何嘗不是研究求實治學態度的一種折射呢?”這種對文學史的尊重與求實的治學態度，應該是值得讚許的。

　　三、尋求教學互動與詩史互證的“歷史還原”

　　以學生為本位的開放互動，與吳秀明對當代文學學科建設與思考結合在一起。出於對話語霸權的警惕，也為了改變當代文學課堂上“我說你聽”的學生被動學習模式，他越來越強調當代文學的學科規範性與客觀性，努力在文學史編寫上突出文學史料在文學史敘述中的功能，最大限度地凸顯文學史發展的原生態。這一思考的成果，就集中體現在《中國當代文學史寫真》的編寫上。這部文學史打破了傳統教材系統闡述的權威面目，淡化個人的主觀色彩，突出文獻性、原始性、客觀性，代之以“你說”“我說”“他說”“大家說”的多元視角;多描述、少判斷，不妄下結論，不搞獨斷式的話語霸權，一切靠史實說話，以史實取勝。在構架和思路上，“強化突出編寫的文獻性、原創性和客觀性，把大部分的篇幅留給原始文獻資料的輯錄介紹上，自己儘量少講;即使講，也是多描述、少判斷。”“多方面，不加整合的獨立聲音”，“或對立，或統一，或交叉，或平行，共同完成對物件的描繪”輯輥訛，把當代文學史的學術脈絡客觀地呈現在學生面前，而將編者的觀點隱含在對這眾多觀點和材料的選擇和編撰上。這樣做，一方面可以避免編者在課堂教學中的一元化話語霸權;另一方面，“通過對多種多樣甚至矛盾對峙的原典評論的解讀和闡釋，以平等姿態與編者甚或與評論家展開積極對話，開闊視野，培養他們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創造性的思維。”輰輥訛該文學史出版後頗受好評，它曾被一些刊物作為“一線教師投票選出的最有價值、使用率最高的現當代文學史教材”進行過介紹，並於2006年被遴選為國家“十一五”規劃教材，先後由浙江大學、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中國當代文學史寫真》較好避免了論著型文學史易犯的“主觀獨斷”的缺陷，大膽嘗試了“描述型”文學史編寫正規化。這與他對當代文學知識譜系的思考有關。吳秀明認為：“重理論闡釋而輕文獻史料，已成為主導這個學科的基本取向。……對文獻史料的漠視，不能不說是其中的一個‘脆弱的軟肋’。這也從側面反映當代文學研究的浮躁和學科的不成熟，必須引起學界足夠的重視與反思。”輱訛輥為此，吳秀明提出應當鏡鑑古代文學、現代文學的學術規範和治學之道，從學術研究的整體格局和學科建設的角度，特別是從支撐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的“基礎工程”的角度來建設當代文學的史料學。近年來，吳秀明對當代文學史料學進行了開拓性的努力，做了許多奠基性的工作。文學史料一向被視作是學術研究的基礎而受到重視。從中文專業教育的角度講，“文學史料”的引進，也可對原來單一的“文學作品”教育模式進行有效的補充。

　　一方面，它完善了學科體系與知識結構，使得當代文學史在“作品與史料”的二維呈現中變成更加豐富、立體，並進一步向文化史、思想史、社會史開放。如果按照狹隘的藝術至上的文學理念，當代文學會呈現出明顯的前低後高的不平衡態勢，但如果走出“純文學”劃地自限，當代文學只有“丘陵”，沒有“高山”的劣勢，則可以轉變為社會文字的優勢。比如“”時期的文學，僅從純文學角度觀照顯然是不夠的。如果還原到當時的歷史語境，作為社會文字、文化文字來解讀，考察作品在體制中生成的途徑，主流意識形態對文學的掌控，以及評獎、批評、媒體等多元合力的作用，當代文學史就不再是一維的作家作品史，從而可以變成二維、三維乃至多維的關係史、問題史、現象史。這是向歷史更深層面的一種敞開，一種還原。另一方面，對文學史的這樣一種多維敞開與還原，也給學生的獨立思考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臺。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認為他主編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與史料選》有必要引起重視。不同於我們迄今見到的各種“文學作品”彙編的“選本”，它引導學生通過“作品”與“史料”的互滲互證，在還原歷史的基礎上加深對作品的理解，拓寬學生的思維視野和知識結構，並據此對他們進行必要的學術訓練，為將來進行專業深造和可持續發展打下紮實的基礎。吳秀明為了推進當代文學學科“歷史化”，十分重視當代文學史料建設，這也是對以往“以論帶史”研究的一個很好糾偏。他將這稱之為一次意義重大的“戰略轉移”，是返回當代文學研究和學科建設的“原點”進行“再出發”。輲訛輥最近，吳秀明在經過幾年努力的基礎上，將推出一套11卷近600萬字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叢書》。這也是他十餘年對當代文學史編寫與學科建設，包括對文學史教學實踐與思考的一次系統性總結和“再出發”。說是“總結”，是因為吳秀明對當代文學當代性有明晰的認識。當代文學與當下時空的密切聯絡，下限的無限延展，恰恰可以成為師生共同投注生命體驗的平等、開放的對話平臺。在這裡，可以凸顯教師與學生各自的主體性。但是，為了避免這種主體性滑向另一種主體獨斷論，吳秀明始終強調和關注對文學史“事實”的尋找。從《當代中國文學六十年》到《中國當代文學史寫真》再到《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與史料選》，他都努力追求一種客觀性的文學史，而將價值立場蘊藉於“事實”的選擇與敘述。說是“再出發”，是指吳秀明提出並實踐當代文學史料學的學術“戰略轉移”，並不是放棄了主體性，而是在“‘事實’與‘主體’之間尋求一種互動生成的平衡”輳訛輥，在文學之“詩”與歷史之“史”之間尋求更高層次的互動生成。文學史作為學科傳承與文學教育的“歷史中間物”，它既是對“文學存在”的反映和概括，也必然因為編者“才”“學”“識”的差異，或隱或現地傳達著編者的價值觀。回到學生本位，作為中文專業教育的核心教材之一，當代文學史編寫如何在“事實”與“思想”“客觀”與“主觀”之間，最大限度地啟用這個學科的生命內涵，感受、理解和體會其中的豐富文字和歷史過程，達到作家和研究者、教與學之間的能動對話，這正是吳秀明對當代文學史編寫與學科建設的終極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