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在碗裡的情愫

無論怎樣看，這隻碗都沒有古色古香的味道，但我分明能感受到它風骨猶存。

說實在的，母親贈與我這隻陶瓷碗的時候，我實屬無奈，並且有不情願的成份潛藏在心。

那年老爺去世，母親去姥姥的墳上揀骨石，讓姥姥和老爺合葬，據說墳裡除了骨石，還有一些金銀首飾之類的隨葬品，但母親卻單單揀回來一隻不起眼的陶瓷碗。

說起這隻陶瓷碗，用“其貌不揚”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碗口直徑大約13釐米左右，高度也就四釐米左右的樣子，碗的外面刻畫著一些簡約的蘭花，繚繚幾筆，像那個畫手為追求數量而匆匆過一下手而已，毫無嚴謹態度之說，碗的內外有上過釉的痕跡，但依然還是掩飾不住粗糙的燒製工藝。黑、粗、不規則是這隻碗的顯著特點，因此，它雖然是件“出土文物”，但它的出現令我大跌眼鏡。

可是母親卻總是把這隻碗擺放在家裡最顯眼的位置，並且還有贈與我的意願，起初我不明白母親為什麼對這隻碗情有獨鍾，但後來母親對我講述了它的內涵，我也就徹底改變了對這隻碗不公正的態度和評價。

1943年，年僅28歲的姥姥病逝了，姥姥去世到老爺去世，中間相隔了50多年，而這隻埋在地下半個多世紀的陶瓷碗，像是承載了姥姥短暫生命的某種東西，又像是姥姥賦予了它聖神的歷史使命，以至母親一看到它，就情不自禁的想起了許多童年往事。

在母親的記憶中，姥姥是個不知疲倦的人，白天干了一天農活、家務活，晚上還要挑燈做鞋、做衣服，那時候麻油燈是奢侈品，就是用這樣的陶瓷碗倒上半碗麻油，然後用棉花捻一根粗粗的短線，占上麻油一點，整個屋子就亮了起來，姥姥穿著蘭花布衣，挽著好看的髮髻，每拉動一次麻繩，那雙光亮的耳墜就跟著有節奏的晃動著，姥姥在燈下納著像“山”字一樣針腳的鞋底，一排一排，整整齊齊，一邊納一邊對母親說，女孩子家要學會做針線活，這樣長大到了婆家，才會受婆婆的喜愛，做人也要像鞋底上的這些針腳一樣密實。母親趴在油燈前，邊看著姥姥納鞋底，邊聽姥姥說話。

我不知道我現在看到的這隻陶瓷碗，是不是姥姥點過燈的那隻，但我明白了姥姥去世時，家人為什麼要把這隻陶瓷碗做為姥姥的陪葬品，可想而知，姥姥在眾人心目中是有目共睹的形象。

母親6歲那年，日本鬼子頻繁進村掃蕩，燒、殺、搶無惡不做，村裡有幾個好看的閨女媳婦都被日本鬼子糟蹋過了，有的甚至含恨死去。每次聽到鬼子進村的訊息，姥姥總是麻利的拿這樣的陶瓷碗在碗底倒一點水，拿一塊黑炭在碗底磨幾下，然後把墨汁抹的滿臉都是，再穿些破破爛爛的衣服裝瘋賣傻。每次姥姥都能躲過日本鬼子的侮辱。

我不知道我現在看到的這隻陶瓷碗，是不是姥姥磨過黑炭的的那隻，但我知道姥姥在生死麵前不是懦弱的等待，而是勇敢的面對。

也許是姥姥言傳身教的結果，姥姥去世後，不滿十歲的母親就承擔起了繁重的家務勞動。一次，母親上山割草，碰到一隻凶狠的惡狼向她撲來，年幼單薄的母親臨危不懼，她機智的將手裡的籮筐往狼腦袋上一套，狼拖著籮筐發出一陣毛骨悚然的嚎叫奪路逃走了。這個駭人聽聞的經歷被母親三言兩語敘述完畢，而我聽著卻倍感神奇，神奇之餘更多的是感慨，母親遇到如此大的險情，能夠急中生智虎口脫險，真是一般女子很難做到的，我想，這與姥姥的言傳身教是分不開的。

看著這隻陶瓷碗，我彷彿感覺到，姥姥的某種氣息就深藏在藍色的花紋裡，姥姥的生活瑣碎，勤勞樸實和堅強睿智就濃縮在這隻碗裡，它成為我更多地瞭解姥姥的媒介，又縮短了我與姥姥在時間和空間上的距離。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對某件物體的情感，並不是因為這件東西本身具有多大的價值，而是因為它的身上傾注著我們在不知不覺中滲透的親情和感悟，它將最終化為一種難以割捨的情懷，就像母親對待這隻碗一樣。

明白了母親在一片廢墟上揀回一隻陶瓷碗，並且一定要贈與我的用意，我想，珍藏它並傳下去，我責無旁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