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在碗裡的情愫

無論怎樣看,這隻碗都沒有古色古香的味道,但我分明能感受到它風骨猶存。

說實在的,母親贈與我這隻陶瓷碗的時候,我實屬無奈,並且有不情願的成份潛藏在心。

那年老爺去世,母親去姥姥的墳上揀骨石,讓姥姥和老爺合葬,據說墳裡除了骨石,還有一些金銀首飾之類的隨葬品,但母親卻單單揀回來一隻不起眼的陶瓷碗。

說起這隻陶瓷碗,用“其貌不揚”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碗口直徑大約13釐米左右,高度也就四釐米左右的樣子,碗的外面刻畫著一些簡約的蘭花,繚繚幾筆,像那個畫手為追求數量而匆匆過一下手而已,毫無嚴謹態度之說,碗的內外有上過釉的痕跡,但依然還是掩飾不住粗糙的燒製工藝。黑、粗、不規則是這隻碗的顯著特點,因此,它雖然是件“出土文物”,但它的出現令我大跌眼鏡。

可是母親卻總是把這隻碗擺放在家裡最顯眼的位置,並且還有贈與我的意願,起初我不明白母親為什麼對這隻碗情有獨鍾,但後來母親對我講述了它的內涵,我也就徹底改變了對這隻碗不公正的態度和評價。

1943年,年僅28歲的姥姥病逝了,姥姥去世到老爺去世,中間相隔了50多年,而這隻埋在地下半個多世紀的陶瓷碗,像是承載了姥姥短暫生命的某種東西,又像是姥姥賦予了它聖神的歷史使命,以至母親一看到它,就情不自禁的想起了許多童年往事。

在母親的記憶中,姥姥是個不知疲倦的人,白天干了一天農活、家務活,晚上還要挑燈做鞋、做衣服,那時候麻油燈是奢侈品,就是用這樣的陶瓷碗倒上半碗麻油,然後用棉花捻一根粗粗的短線,占上麻油一點,整個屋子就亮了起來,姥姥穿著蘭花布衣,挽著好看的髮髻,每拉動一次麻繩,那雙光亮的耳墜就跟著有節奏的晃動著,姥姥在燈下納著像“山”字一樣針腳的鞋底,一排一排,整整齊齊,一邊納一邊對母親說,女孩子家要學會做針線活,這樣長大到了婆家,才會受婆婆的喜愛,做人也要像鞋底上的這些針腳一樣密實。母親趴在油燈前,邊看著姥姥納鞋底,邊聽姥姥說話。

我不知道我現在看到的這隻陶瓷碗,是不是姥姥點過燈的那隻,但我明白了姥姥去世時,家人為什麼要把這隻陶瓷碗做為姥姥的陪葬品,可想而知,姥姥在眾人心目中是有目共睹的形象。

母親6歲那年,日本鬼子頻繁進村掃蕩,燒、殺、搶無惡不做,村裡有幾個好看的閨女媳婦都被日本鬼子糟蹋過了,有的甚至含恨死去。每次聽到鬼子進村的訊息,姥姥總是麻利的拿這樣的陶瓷碗在碗底倒一點水,拿一塊黑炭在碗底磨幾下,然後把墨汁抹的滿臉都是,再穿些破破爛爛的衣服裝瘋賣傻。每次姥姥都能躲過日本鬼子的侮辱。

我不知道我現在看到的這隻陶瓷碗,是不是姥姥磨過黑炭的的那隻,但我知道姥姥在生死麵前不是懦弱的等待,而是勇敢的面對。

也許是姥姥言傳身教的結果,姥姥去世後,不滿十歲的母親就承擔起了繁重的家務勞動。一次,母親上山割草,碰到一隻凶狠的惡狼向她撲來,年幼單薄的母親臨危不懼,她機智的將手裡的籮筐往狼腦袋上一套,狼拖著籮筐發出一陣毛骨悚然的嚎叫奪路逃走了。這個駭人聽聞的經歷被母親三言兩語敘述完畢,而我聽著卻倍感神奇,神奇之餘更多的是感慨,母親遇到如此大的險情,能夠急中生智虎口脫險,真是一般女子很難做到的,我想,這與姥姥的言傳身教是分不開的。

看著這隻陶瓷碗,我彷彿感覺到,姥姥的某種氣息就深藏在藍色的花紋裡,姥姥的生活瑣碎,勤勞樸實和堅強睿智就濃縮在這隻碗裡,它成為我更多地瞭解姥姥的媒介,又縮短了我與姥姥在時間和空間上的距離。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對某件物體的情感,並不是因為這件東西本身具有多大的價值,而是因為它的身上傾注著我們在不知不覺中滲透的親情和感悟,它將最終化為一種難以割捨的情懷,就像母親對待這隻碗一樣。

明白了母親在一片廢墟上揀回一隻陶瓷碗,並且一定要贈與我的用意,我想,珍藏它並傳下去,我責無旁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