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楚霸王項羽精彩的一生

　　今日我雖死但我仍是西楚霸王，這一句震撼人心的豪言出自項羽，以下是小編給大家帶來的項羽個人評價，歡迎大家參考借鑑!

　　項羽個人評價1

　　“烏江自刎” 是以烏江亭長的一番話開始的，這段話代表了世俗的觀點，即：“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認定渡江是重新稱王的機會，並告訴讀者渡江行為之極大的可能性。但是項羽看重的卻不是那個至高的政治權力。這一點表現在項羽和劉邦見到秦始皇時不同的態度中——劉邦的“大丈夫當如此也”顯然是在羨慕那種權力，而項羽的“彼可取而代也”只是為了證明自我的價值。項羽一切行為的出發點都是為了實現自我的生命價值，那麼項羽“拒渡”就可以有以下兩個層面的解釋。

　　從道德層面上說，項羽絕不可能以犧牲將士的性命作為換取他最後稱王的條件：“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 一個“愧”字可以看出，項羽是知恥重義的。他不忍心江東父老因為自己的緣故再遭“天下洶洶”之苦。項羽為了無愧於英雄名節，無愧於七尺男兒之身，無愧於江東父老，以死相報，也只有這樣才無愧於他生命的尊嚴。

　　從生命層面上說，“東城快戰”已經激發出了項羽意志的自由與生命的激情。 “快戰”本身就是目的，就是生命之力量、生命之自由、生命之尊嚴的表現。那麼此刻的渡江就意味著大生命的萎縮，從根本上意味著心靈的死亡。項羽認命而不服命，所以才要將無限的激情爆發出來，在這種爆發中體驗並彰顯生命的意義， “拒渡”則是這種爆發的頂點，是生命之尊嚴的極端呈現。

　　項羽個人評價2

　　賞析三個場景之後，我們就不難理解最初的問題了。項羽為何“欲渡”而又“拒渡”?正如韓兆琦先生所說，這段烏江亭長勸渡的情節也許歷史上並不存在，它是司馬遷為項羽最後塗飾的壯麗的一筆。垓下悲歌中的鐵血柔情，東城快戰中的驍勇善戰，烏江自刎前的知恥重義，都是在向世人展現項羽的生命價值。惟其有不捨，有生命的留戀;惟其有神勇，有生命的激情;惟其有生路，有渡江的可能，才更彰顯出項羽之死的悲劇感和震撼力，也更令人悲慨至極。

　　如果沒有拒渡，項羽只是從容戰死而已;而拒渡則表現了項羽的一種人生態度：寧可無愧而死，不肯慚愧而生。選擇拒渡，選擇自刎，是項羽生命激情的最後一次爆發，這種爆發綻放出了最高貴的花朵——生命的自由與尊嚴。

　　項羽個人評價3

　　中國的歷史觀向來習慣以成敗論英雄，但項羽是個例外。項羽致命的性格缺陷，讓他走到了悲劇的必然結局，比如他的殘暴，比如他的剛愎自用。但項羽對生命尊嚴的選擇使太史公滿懷敬意和同情地飽蘸著濃烈的個人感情，把沒有登上帝位的項羽列入“本紀”的行列。即使在最後的評價中，雖有史學家的客觀態度，更有他強烈的主觀情感。“難矣”“過矣”甚至“豈不謬哉”等責備之詞，與其說是太史公對項羽深深的批評，毋寧說更多的是因愛之嘆之而產生的深深惋惜。千載以下的人們更是往往寬容他的殘暴的一面，稱他為本色英雄。的確，在項羽身上比道德、權力更高的是生命的自由、激情和尊嚴。項羽之死使中國歷史文化的天空中多了一種豪情和詩意，多了一份的悲愴和壯美，多了一抹絢麗的紅色。這份美麗和豪情，千百年來一直被人們悲惋嘆息並謳歌讚美。

　　兩千多年過去了，項羽生命尊嚴中折射出的人格光芒穿透歷史的雲層，成為一種精神象徵，照耀著中華民族的精神天空。這應該就是項羽之死最本質的悲劇意蘊和審美價值。

　　項羽個人評價4

　　兩千多年來，項羽的《垓下歌》和劉邦的《大風歌》一直為人所吟唱所研究，但是兩首詩到底寫了什麼，為什麼司馬遷一定要在他們的傳記中錄存這兩首詩，我們還不能說已經很清楚了。本文想通過對這兩首詩的解讀來討論和開啟幾個問題，雖然表面上看來這幾個問題風馬牛不相及，而本質上它們卻是互相關聯的。

　　我們首先要問的是，為什麼這兩個從小未受什麼文化教育的人，或者說，對《詩》《書》全無敬畏之心的人，突然會作詩?“劉項原來不讀書”!《史記·項羽本紀》記載項羽曾說“書，足以記名姓而已”，“不足學”。《酈生陸賈列傳》說“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更加值得追問的是，為什麼這兩首並非刻意寫成的詩能夠代代相傳，至今人們仍然耳熟能詳?當然，這跟一個人，即《史記》的作者司馬遷有關。於是，真正的問題毋寧是，為什麼司馬遷會在旨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作品中把這兩首詩錄存?如不記錄，對反映劉項性格、秦漢之際整個中國的重大變局，以及古代某種特殊的政治哲學傳統，有何妨礙?

　　項羽個人評價5

　　從司馬遷起，正史就特別注意記述古人的文章和奏議，這使得每一個人在中國歷史上有了一些特殊的品格，而且使中國古代的歷史傳統有異於我們今天的史學傳統。中國古代看待政治、詩歌和作史，有獨特而深厚的地方。

　　作詩在中國古代是具有特殊意義的事件。詩的本質在於，作詩都有一個非常特殊的原因***借用海德格爾的話來說即“本源”***。“詩言志”，志和大道相關，詩學在一定意義上就是政治哲學。和這無關的詩歌，起碼在秦漢之前是沒有生存空間的。為什麼項羽會在那個特定的時刻作詩?為什麼劉邦會在另外一個特定的時刻作詩?今人多從“英雄氣短，兒女情長”的角度來看待垓下之歌，這種做法把人性理解得過於膚淺。在我看來，此詩和愛情無關。劉項之作詩不僅關涉中國歷史上的某個重大決斷，更關涉古人對“人之為人”的最根本理解。中國古代抒情詩的傳統一直不夠發達，這也跟對這個傳統對於詩和志之間的本質關聯的強調有關。有資格接受詩教的人本來也就是能接受“大學”教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