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散文真話集
1978-1986年間，巴金為香港《大公報》文藝副刊《大公園》開闢專欄，寫了150篇“隨想”短文，總稱為《隨想錄》其中真話集是其中的一部分。下面是小編給大家帶來的，供大家欣賞。
：三談騙子
不久前我看過北京電視臺攝製的電視劇《他是誰》，接著又看到雲南電視臺的電視小品《似夢非夢》，兩部作品寫的都是騙子的事情。電視劇裡的騙子冒充省委書記的兒子;在電視小品裡，騙子就靠一張港澳同胞回鄉證。小品的最後還有說明：這裡表現的是真人真事，騙子是來自福建農村的社員，憑一張“回鄉證”吃喝玩樂地混了好一陣子，欺負了三個女青年。我對著熒光屏，一邊看“戲”一邊思索。對在我四周發生的事情，我無法冷眼旁觀。兩個騙子的手法各有不同，但同樣太拙劣了。任何人只要肯用腦子思索，就不會受騙。但偏偏 有不少人上當。可以說所有的受害者都是自投羅網的，而且他們推波助瀾，推動騙子朝前走，使“他們”欲罷不能。騙子能夠一再出現，而且到處吃得開，正因為我們社會裡還有不少像飛蛾那樣的人，也因為我們的空氣裡還有一種類似舊小說中使人神志糊塗的迷魂香的東西，有的人見到騙子就頭髮暈，馬上繳械投降。
我幾次談論騙子，並非對那種人特別感到興趣。我沒有忘記我們社會的主流，我也知道在新中國英雄和好人佔絕大多數，應當多談他們。但是我不同意這樣的說法：談騙子就是給新社會抹黑。當然最好是生活裡沒有騙子，大家都說真話，彼此以誠心相待。不幸事與願違，騙子竟然出現了。有人想把他一筆勾銷，有人想一手遮蓋，有人想視若無睹，反而怪別人無事自擾，少見多怪。這種做法也不見得妥當。你輕視騙子，你以為騙子起不了作用。他卻在暗中放毒，擴大影響。吃虧的還是別人，一些沒有經驗的人。
揭露騙子的話劇沒有公開演出就過去了。倘使騙子能像戲那樣永遠過去，那有多好。可是騙子不肯退出歷史舞臺，所以電視劇和電視小品又出來了。我希望這樣的“劇”和“小品”多放映幾次，它們會產生防疫針的作用。我看對付騙子最好的辦法就是揭露他，讓大家都學會識別騙子的本領，時時處處提高警惕。沒有人肯鑽進圈套，那麼連騙子也會失業了。
其實，騙子的問題並不簡單，有各種各樣的騙子，不一定全是壞人。在說謊受表揚、講真話受批評的時期中，誰沒有講過假話?提起冒充的問題，它更是複雜。十八世紀俄國農民起義的領袖普加喬夫不是也冒充過已故的沙皇彼得三世嗎?一九三六年冬天我和魯彥、靳以同去杭州，幫助一位不認識的女讀者脫離危難，我就冒充過她的舅父。這三十年來常常有人寫信給我或者到作家協會、出版社、刊物編輯部找我，說是我的親戚，不過是為了見我一面，同我談談。最可笑的是有一位朋友聽見外面傳說我二次結婚大擺酒席，傳得太厲害了，他就出來證明確有其事，他也參加過宴會，還說明自己坐在第幾桌。後來謠言過去，別人問他，他只好老實承認：“我是他的朋友，要是有這種大喜事，我怎能不參加?……”他講假話騙人，只是為了“保全面子”。還有一些人，平日喜歡吹噓交遊廣、朋友多，說認識某某人，同誰來往密切，他們說謊，並不是想害人，也只是滿足個人的虛榮心或者特殊的興趣。只要聽話的人腦子清楚，不去理他們，或者當笑話聽聽，就不會出什麼亂子。對這種人，難道你也能把他們抓起來，依法判刑嗎?
我不過是一個作家，卻也有人冒充我的這個、那個。幸而我無權無勢，講話不起作用，有時“長官”高興，還在報告中點一下名，免得我翹尾巴。因此那些冒充我的什麼的人，在社會上也得不到好處，我才可以高枕無憂，安度晚年。
然而倘使我是一位“長官”，或者海外富豪，情況就兩樣了，有人冒充我的兒子、我的侄子或者什麼親戚，只要漏出風聲，就會有數不清的飛蛾撲上來，於是種種奇怪的事情都發生了。
騙子的一再出現說明了我們社會裡存在的某些毛病。對封建社會的流毒我有切膚之痛。六七十年來我就想擺脫封建家庭的種種束縛和虛偽的禮節，但一直到今天我還無法掙斷千絲萬縷的家庭聯絡。要做到大公無私，有多大的困難!不過我至少明白封建特權是醜惡的東西，是應當徹底消除的東西。
我記得一句古話：“木朽而蛀生之矣。”正是這樣。有了封建特權，怎麼能要求不產生騙子?難道你能夠用“禁”、“壓”、“抓”解決問題嗎?
只會“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醫師並不是高明的大夫。至於我呢，我仍堅持我的意見：要是人人識貨，假貨就不會在市面上出現了。
：我和讀者
我在前一篇隨想裡提到我冒充別人舅父的事。有人向我問起，要我多講一點，他說高行健在《花城》第六期上發表的《傳奇》中已經講過。高行健是從曹禺那裡打聽來的，知道這件事的人除了曹禺外還有一位朋友，但是他們也說不清詳情。其實事情很簡單，我收到一封讀者從杭州寄來的要求援助的長信，我給兩三個朋友看，他們拿不定主意，對信上的話將信將疑。我又把信送給一位朋友的太太，徵求意見，她慫恿我去一趟。我聽了朋友太太的話，手邊剛收到一筆稿費，我就約了魯彥和靳以同遊西湖。
寫信人是一位姑娘，她同後孃處得不好，離開安徽的家庭出外工作，由於失戀她準備去杭州自殺。在西湖她遇到一位遠親，改變了主意帶髮修行。幾個月後她發現那位遠親同小廟裡的和尚有關係，和尚對她還抱有野心。她計劃離開虎口，便寫信求我援助。我們三人到了杭州安頓下來，吃過中飯，就去湖濱僱了一隻船，劃到小廟的附近，上岸去約了姑娘出來。我們在湖上交談了大約兩個小時。她敘述了詳細情況，連年紀較大的魯彥也有些感動。我們約好第二天再去廟裡看她。她有個舅父住在上海和我同姓，就讓我冒充她的舅父。我替她付清了八十多元的房飯錢，把我們的回程火車票給了她一張。她比我們遲一天去上海。我和靳以到北站接她，請她吃過中飯，然後叫一輛人力車送她到虹口舅父家去。當時靳以為良友圖書公司編輯的《文季月刊》還未被禁，我和他常在良友公司見面。姑娘到上海後過兩天還同她舅父到良友公司來看我們，向我們表示謝意。她留下了他們的地址。黎烈文知道這件事，過幾個月他因編輯《中流》半月刊，收到信稿較多，應付不了，就請那位姓王的姑娘到中流社工作。但是不到三個月，“八·一三”抗戰爆發，《中流》停刊，姑娘便跟她舅父一家去了四川，從成都來過一封信。以後我就再沒有她的資訊了。在十年浩劫的大審查中也沒有人因為這件事到上海來找我“外調”。
這件事在當時看來十分尋常。我們兩次僱船去小廟訪問那位姑娘，她又在船上詳盡地談了自己的身世。划船的人全聽見了，他也知道是怎麼一回事。那個時候西湖遊客很少，船也少，所以兩天都坐他的船。在我最後離船付錢時，划船人忽然懇切地說：“你們先生都是好人。”他沒有向和尚揭發我們，也不曾對我們進行威脅。
可能有人懷疑，姑娘既然有舅父在上海，為什麼不向他求助，反而找一個不認識的人幫忙?她說過，當初她充滿自信地離開家庭不顧別人勸阻，她不願意讓親戚知道自己在杭州的困境。我們也可以批評她“好強，愛面子”，甚至“愛虛榮”。但是長期生活在舊社會，我們誰沒有這一類的毛病?我們當時的解釋是“讀者相信作家”，這就夠了。
據說人到暮年經常回顧過去，三十年代的舊夢最近多次回到我的心頭。那個時候我在上海寫文章、辦刊物、編叢書，感覺到自己有用不完的精力和時間。讀者們從遠近地區寄來信件，常常在十頁以上，它們就是我的力量的源泉。讀者們的確把作家當做可以信任的朋友，他們願意向他傾吐他們心裡的話。在我的創作力旺盛的日子裡，那些年輕人的痛苦、困難、希望、理想……許多親切、坦率、誠懇、熱情的語言像一盞長明燈燃在我的寫字桌上。我感到安慰，感到驕傲，我不停地寫下去。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中我交了多少年輕的朋友，我分享了多少年輕人的祕密。有人懷著好意問我：你是不是有一把鑰匙，不然你怎麼能開啟年輕人的心靈之門?我哪裡有什麼祕訣!我說過我把心交給讀者，可是我忘記說讀者們也把心給了我。我的生命中也有過火花四射的時候，我的心和年輕的心緊緊貼在一起，人們把不肯告訴父母的話，不肯告訴兄弟姐妹的話，把埋藏在心底的祕密全寫在紙上送到我的身邊。我常說作家靠讀者們養活，不僅因為讀者買了我寫的書，更重要的是他們送來精神的養料。我寫得最多的時候也就是和讀者聯絡最密切的時候。他們並不認為我是一位有頭銜的作家，卻只把我當做一個普通的人，一個忠實的朋友。
但是後來我跟讀者漸漸地疏遠了。我缺少時間，也缺少精力，堆在我身上的頭銜越多，我花在寫作上的時間越少，我終於成了不需要作品的作家。我為自己不熟悉的各種雜事耗費了生命，卻只能在十封讀者來信中揀出一兩封閱讀、回答。我常常因為辜負了讀者的盛意感到內疚。但即使是這樣，十年浩劫中讀者的信件也給我帶來不少的麻煩。“造反派”的作家應當眼睛朝著“首長”，怎麼能容許人向讀者吸取養料?據說“四人幫”的上海“書記”徐景賢曾經叫嚷：“現在還有人給巴金寫信，可見批判不力，沒有把他批臭。”其實從一九六七年第四季度開始我就讓各方面揪出去“遊鬥”了三四年。整整幾年中間我沒有收到過一封信。可能有人寫了信來，給“領導”扣下了，因為“牛鬼蛇神”不能享受人的權利。
沒有想到烏雲消散以後，打翻在地的人也居然站了起來，對著面前成堆的信件我感到束手無策。十年浩劫在我的心靈上留下無法治癒的創傷，豪言壯語也不能補償給奪走了的健康。對熱情關懷和殷切期望的讀者，我能夠寫什麼樣的答語呢?在寫字也感到吃力的時候，我常常把需要答覆的來信放在一邊，過了幾天卻不知道在哪兒去尋找它們，只好望著滿屋子的書刊和信件發愁。有些信件需要轉到別處，可是我轉來轉去毫無結果，有時甚至又回到自己的手邊。還有人錯把作為裝飾的頭銜當成發光的鑰匙，要求我為他們開啟一些方便之門。我只好用沉默回答。但是我也為沉默感到痛苦。一方面我沒有忘記我欠了讀者一筆永遠還不清的債，另一方面我腦子裡一直保留著這樣一個自己的形象：一個多病的老人移動艱難的腳步走向遺忘。讓讀者忘記我，這是我的心願。但是我永遠忘不了讀者。
這不是矛盾嗎?既然願意被人忘記，為什麼還不肯放下自己的筆?
我說過我這一生充滿了矛盾。遠離了讀者，我感到源泉枯竭。頭銜再多，也無法使油乾的燈點得通亮。但是隻要一息尚存，我那一星微火就不會熄滅。究竟是什麼火呢?就是對祖國、對人民的愛，這也就是我同讀者的惟一的聯絡。今天我同讀者之間仍然有共同的東西，因此我還能活下去，還能寫下去。
：悼念茅盾同志
十年浩劫之後我到北京開會，看見茅盾同志，我感到格外親切。他還是那樣意氣昂揚，十分健談，不像一位老人。這是我最初的印象，它使我非常高興。這幾年中間我見過他多次，有時在人民大會堂，沒有機會長談;有時我到他的住處，沒有干擾，聽他滔滔不絕地談話，我彷彿又回到了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日子。我每次都想多坐一會，但又害怕談久了會使他疲勞，影響他的健康。告辭的時候我常常覺得還有許多話不曾講出來，心想：下次再講吧。同他的接觸中我也發現他一年比一年衰老，但除了步履艱難外，我沒有看到什麼叫人特別 擔心的事情，何況我自己也是一年不如一年。因此我一直丟不開“下次吧”這個念頭，總以為我和他晤談的機會還有很多。最近有人來說“茅公身體不好，住進了醫院”。我想到了冬天老年人總要發這樣或者那樣的毛病，天氣暖和就會好起來，我那“下次吧”的信心並不動搖。萬萬想不到突然來的長途電話就把我的“下次吧”永遠地結束了。
二十年代初商務印書館的《小說月報》改版，開始發表新文藝作品，茅盾同志做了第一任編輯，那時我在成都。一九二八年他用“茅盾”的筆名在《小說月報》發表三部曲《蝕》的時候，我在法國。三十年代在上海看見他，我就稱他為“沈先生”，我這樣尊敬地稱呼他一直到最後一次同他的會見，我始終把他當做一位老師。我十幾歲就讀他寫的文學論文和翻譯的文學作品，三十年代又喜歡讀他那些評論作家和作品的文章。那些年他站在魯迅先生身邊用筆進行戰鬥，用作品教育青年。我還記得一九三二年他的長篇小說《子夜》出版時的盛況，那是《阿Q正傳》以後我國現代文學的又一偉大勝利。那個時期他還接連發表了像《林家鋪子》、《春蠶》那樣的現實主義短篇傑作。我國現代文學始終沿著“為人生”的現實主義道路成長、發展，少不了他幾十年的心血。他又是文藝園中一位辛勤的老園丁，幾十年如一日澆水拔草，小心照料每一朵將開或者初放的花朵，他在這方面也留下不少值得珍視的文章。
我不是藝術家，我不過借筆墨表達自己的愛憎，希望對祖國和人民能盡一點點力，由於偶然的機會我走上了文學道路，只好邊走邊學。幾十年中間，我從前輩作家那裡學到不少做文和做人的道理，也學到一些文學知識。我還記得三十年代中在上海文學社安排的幾次會晤，有時魯迅先生和茅盾同志都在座，在沒有人打擾的旅社房間裡，聽他們談文學界的現狀和我們前進的道路，我只是注意地聽著，今天我還想念這種難得的學習機會。
然而我不是一個好學生，缺乏刻苦鑽研的學習精神，因此幾十年過去了，我在文學上仍然沒有多大的成就，回想起來我總是感到慚愧，甚至一些小事自以為記得很牢，也常常不能堅持下去。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戰爆發，文藝刊物停刊，《文學》、《中流》、《譯文》、《文叢》等四份雜誌聯合創辦《吶喊》週報，我們在黎烈文家商談，公推茅盾同志擔任這份小刊物的編輯。刊物出了兩期被租界巡捕房查禁，改名《烽火》繼續出下去，我們按時把稿子送到茅盾同志家裡。不久他離開上海，由我接替他的工作。我才發現他看過採用的每篇稿件都用紅筆批改得清清楚楚，而且不讓一個筆畫難辨的字留下來。我過去也出過刊物，編過叢書，從未這樣仔細批稿，看到他移交的稿件，我只有欽佩，我才懂得做編輯並不是容易的事。第二年春天他在香港編輯《文藝陣地》，刊物在廣州印刷，他每期都要來廣州看校樣。他住在愛群旅社，我當時住在廣州，到旅社去看他，每次都看見他一個字一個字地專心改正錯字。我自己有過長期校對的經驗，可是我校過的書刊中，仍然保留了不少的錯字。記得我在四十年代後期編了一種叢書，收的有一本蕭乾的作品***大概是《創作四試》吧***。書印出後報紙上刊載評論贊揚它，最後卻來一句：“書是好書，可惜錯字太多。”我每想起自己的粗心草率，內疚之後，眼前就現出茅盾同志在廣州愛群旅社看校樣的情景和他用紅筆批改過的稿件。他做任何工作都是那樣認真負責，一絲不苟，連最後寫《回憶錄》時也是這樣。我尊他為老師，可是我跟他的距離還差得很遠。看來我永遠趕不上他了。但是即使留給我的只有一年、兩年的時間，我也要以他為學習的榜樣。
人到暮年，對生死的看法不像過去那樣明白、敏銳。同親友分別，也不像壯年人那樣痛苦，因為心想：我就要跟上來了。但是得到茅盾同志的噩耗我十分悲痛，眼淚流在肚裡，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們浪費了多少時間啊，現在到了盡頭了。他是我們那一代作家的代表和榜樣，他為祖國和人民留下了不少寶貴財富，他不應該有遺憾。但是我呢?我多麼想拉住他，讓他活下去，寫完他所想寫的一切啊!
去年三月，訪問日本的前夕，我到茅盾同志的寓所去看他，在後院那間寬闊、整潔的書房裡和他談了將近一個小時，我和羅蓀同志同去，但談得最多的還是茅盾同志，他談他的過去，談他最近一次在睡房裡摔了一跤後的幻景，他談得十分生動。我們不願意離開他，卻又不能不讓他休息。我們告辭後，他的兒媳婦攙他回到寢室。走出後院，我帶走了一個孤寂老人的背影。我想多寂寞啊!這兩年我腦子裡一直有一個孤寂老人的形象。其實我並不理解他。今天我讀了他的遺書，他捐獻大量稿費，作為獎勵長篇小說的基金;在病危的時候，他這樣寫道：“我自知病將不起，我衷心的祝願我國社會主義文學事業繁榮昌盛。”他的心裡裝著祖國的社會主義的文學事業，他為這個事業貢獻了畢生的精力。他怎麼會感到寂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