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素材良心與生命

　　蘇霍姆林斯基曾說，使人做自己舉止行為的最嚴厲的評判者的力量是什麼?是良心，它成為行為和理智的捍衛者。下面是小編為大家精心整理的文章，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良心與生命

　　羅伯特•米爾是位德國人，今年109歲。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也是德國僅存的一位參加過一戰的老兵。據說，他也是目前德國最長壽的男人。

　　關於羅伯特的長壽祕訣，德國的各大報紙都曾報道過。概括起來有三條：家族中有長壽基因，喜歡簡單的飲食，偶爾喝一點紅葡萄酒。然而，他生活中的一些故事卻常常被人忽略。前不久，德國《圖片》報刊載了他二戰中經歷的一件事。讀後，我覺得，真正使他長壽的，可能不是那三點，而是其他的一些東西。

　　1940年7月，他的鄰居，也是他的好朋友約索夫，被送進了集中營，因為他是一名猶太人。離開家的前一天夜裡，他把自己的5萬馬克，委託給米爾保管。他說：我走了，我的妻子和孩子，你幫我照顧好。這些錢，沒誰知道，妻子、孩子都不知道。我的意思你是明白的，怕他們經不起納粹的折磨，說出去，連累了你。拜託了!回來後，我會報答你的。

　　約索夫被帶走的第二天，他的妻子和孩子也被帶走了。他們被關在了什麼地方?米爾也不知道。5萬馬克現金，就這樣留在了他的手上。為了穩妥起見，米爾以個人的名義，把錢分開存在了4家銀行裡，然後，他就把存摺祕密地藏了起來。這件事，他也沒敢告訴自己的妻子，因為他怕走漏了風聲，被以窩贓罪名槍斃。

　　可是，一等就是5年，直至二戰結束，都沒見到鄰居的蹤影。米爾想，也許他們全都死了，這筆錢看來是無法奉還了。不過，米爾依舊沒有動用它們。

　　1965年，米爾68歲。他的家庭發生了一次大的變故。他與兒子聯合經營的一個機械廠倒閉了。禍不單行，這一年，他的妻子還摔斷了腿。為了走出生活的低谷，米爾想到了約索夫的那5萬馬克。可是，就在他準備從銀行裡取出這筆錢的時候，他在報上看到一篇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20週年的文章，作者是安迪•約索夫。從文章回憶的內容，米爾斷定，這位作者就是約索夫的小兒子。也就是說，約索夫的家人沒有全部被毒死，至少他的小兒子活了下來。但是，這5萬馬克，約索夫的小兒子根本不知道。

　　米爾陷入了空前的矛盾之中。他說：“我一生，共有3個晚上沒有睡好覺，全發生在看到那篇回憶文章之後。是歸還這筆沒人知道的鉅款，還是拿出來拯救自己?”

　　40年後，當記者問他，對這件事作何感想時，他感慨到：令我驕傲的是，我選擇了前者。

　　關於米爾的故事還有許多，但是我對這個故事最感興趣，因為它讓我知道：心靈的內在安寧，才是幸福長壽最不可或缺的因素。我甚至感覺到，人們稱之為良心的東西是存在的。一個人如果撒了謊，或者說隱瞞了事實，即使沒有任何人知道，但他的良心會因為一清二楚而不安，這種不安會蠶食那個被人們稱為“生命”的東西。

　　天上有隻小鳥

　　小時候很淘氣，有一次為了捕蝴蝶把父親剛栽下的一顆蘋果樹苗弄折了，因為擔心被批評，那一整天都惴惴不安，後來想反正家裡沒人看到，決定撒謊。父親回家後看到樹苗問怎麼回事，我裝作什麼都不知道的樣子，父親說你不要撒謊，弄折樹苗最多是淘氣，可撒慌就是壞孩子了，我不得不如實地承認。

　　見父親沒有生氣，我又問，你怎麼知道我撒謊了。

　　父親拍拍我的頭說，天上有隻小鳥，當你身邊沒有人的時候，它就會注意你，然後把你做的好事和壞事都告訴別人，今天你弄折樹苗的事就是天上那隻小鳥告訴我的。

　　從那以後我每天都覺得天上那隻小鳥在看著我，身邊沒人的時候就會更乖，不敢淘氣，不敢撒謊，擔心那隻小鳥會把我的表現告訴父親。

　　後來我上了大學，父親在老家承包了蘋果園，摘蘋果的時候父親總是把不好的蘋果撿出來準備零賣，而好蘋果卻裝箱，從上到下一個樣子。我說別人家都是把不好的碼在箱子底下，好的才挑出來零賣，你這樣要少掙很多錢的。

　　父親沒有停下手裡的動作，笑著說，你忘了天上的小鳥了嗎?

　　我說我都上大學了，你還拿小鳥哄我。父親說，正是因為你長大了，才不能忘了那隻小鳥，那隻小鳥其實有個名字，叫“良心”。

　　空氣凝重了很多，可我卻真正記住了那隻小鳥。

　　後來我分配到一個大型國企工作，負責單位的電器裝置維修。有一件事情讓我第一次對那隻小鳥產生了懷疑。那是一次彙報會，會議在一家招待所裡召開，會場相關事宜由招待所負責，可就在會議馬上就要開始的時候話筒卻出現了故障。負責會議的同志看我在會場就跑過來說，領導馬上入場了，招待所負責維修的同志又恰好不在，你能不能上去幫個忙。正當我準備答應的時候，和我同一部門的一位老哥卻搶過話來，說，這套裝置是招待所有，我們不太熟悉，還是等他們的人來吧。負責同志走了，他偷偷給我說，別去，這次裝置維護不歸咱管，修好了什麼都好說，修不好責任是誰的呢?

　　很後悔沒有聽那位老哥的告誡，領匯入場了，看到的是滿頭大汗的我在主席臺旁邊修音響，而話筒卻仍然一點反映都沒有。領導很生氣，宣傳會議推遲一天。

　　領導不會批評我這種小人物，我連解釋的機會都沒有。把這件事情告訴了父親，父親說，你做得沒有錯，你忘了天上的小鳥嗎?那時，我沒忘，卻不再相信那隻小鳥了。

　　時隔不久，我被提拔為副部長，單位領導親自找我談話，說，後來我才知道，那次會議你只是列席參加，完全可以躲開，雖然當時你沒有修好那套裝置，但我卻看到了一個有大局意識的年輕人。

　　二十年過去了，現在的我已經是這家擁有上萬職工的國企副總了，每每回憶起這件事總是有點後悔，如果我當時聽從了同事的意見躲起來會怎樣，如果領導後來一直不清楚那件事的真相會怎樣，我一定會忘掉那隻小鳥的。而在隨後的二十年裡，我經歷了很多起起落落的考驗，也經歷了很多眼花繚亂的誘惑，小鳥已經不再是天上監督我的那隻小鳥了，甚至也不再是一個單純的“良心”二字，更是一種積極而真誠的人生態度，這種態度讓我的整個人生變得勤奮而淡定，讓我堅信了耕耘和收穫的關係，工作中沒有了急功近利，失意時沒有了怨天尤人，被人誤解時也能淡然一笑。

　　現在，很多年輕人認為這是一個“拼爹”的時代，覺得自己懷才不遇，覺得世界對自己不公平，覺得自己的努力沒人看得到，每每遇到這些年輕朋友，我都會告訴他們小鳥的故事。

　　窮人，作為一種怪物

　　她的表情足夠悽慘，她的年齡足夠老，她的頭髮足夠白，她的眼神足夠可憐。一個乞丐所能做的一切她都做到了，但是她什麼也沒有得到。為什麼?是因為我們缺乏同情心嗎?

　　鮑曼在探討“現代性與大屠殺”時指出，德國納粹對猶太人的“最終解決”不是一次偶然事件。在猶太人步入奧斯維辛之前，已經有一個逐漸從思想上清理猶太人的歷史過程。猶太人被認為是一個有天然缺陷的民族，他們無法獲得基督徒的認同。在許多歐洲人心目中，猶太人不但是異族，而且是生意的強有力的競爭者***看看莎士比亞的夏洛克就知道了***。他們在語言的不斷清洗中，被描述成跳蚤、細菌、害蟲，直至變成“猶太病毒”，最後走上被屠殺的道路。

　　這是我們探討窮人進入偏見的方法。我們社會過去的敵人是富人，富人被描述成社會的害蟲，貧困的製造者，社會需要消滅的物件。在我們的電影、文學、日常生活中，富人是壓迫者，他們缺乏人類應有的同情心，為了自己的私利可以肆意壓榨窮人。最為關鍵的是，他們的形象和歷史被概念化、簡單化了：他們是南霸天或者黃世仁，肥胖或者奸瘦，手執鞭子，戴著眼鏡，拿著算盤，彎腰蝦背，對那些比他們厲害的人露出謅媚巴結的笑。這就是標準的富人，他們的個人史不被追究，他們進入整個富人的歷史之中，是作為一個整體的群像出現的，而且是一個不能救贖的群體，一個單個的富人無法掙脫歷史賦予他的為富不仁的形象。窮人的歷史這個時候被個人化了，他們的歷史被藝術豐滿了，他們的故事在重述中曲折、傳奇、形象、生動，充滿了獨特的細節，富有感染人心的力量。但是，現在我們看到，富人成為敘述的中心。我們通過電影、文學***大量的報告文學***、媒體不斷宣傳致富光榮的觀念，富人的歷史通過一系列藝術手段被詳細地描述出來，富人的歷史成為個人化的敘述主體，他們的歷史被複雜化了。窮人的歷史則遭遇概念化、簡單化。那些貧窮的人這個時候被描述成懶漢，缺乏追求新生活動力的保守者。他們貧窮是因為他們沒有盡力，因此他們活該貧窮。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每個人貧窮的原因也是各不相同的，但是，這樣的故事已經沒有講述者和讀者。窮人已經成了沒有文化、沒有知識、沒有能力的代名詞，窮人又被裝入一個貧窮的歷史群像之中，個人努力變成徒勞的掙扎。同時，窮人在市民傳說中還被描述成騙子，他們的殘疾是假裝的，他們家鄉的水災是騙人的，有好多乞丐早已經通過討飯致富，他們家裡冰箱電視什麼都有。甚至，他們討錢不要零錢。窮人就這樣成為偏見的產物。誰會把錢輕易掏給一個乞丐?

　　他們成了社會的怪物，這成為拒絕施捨的藉口。

　　越來越多的乞丐喜歡聚集在城市裡，他們認為城市有更多機會。實際上，一個乞丐在城市裡之所以能討到東西，只是一種數學上的概率機會，也就是說，城市裡人多——“他們從牙縫裡掏出的東西也夠你吃半天了。”這和多數人的同情心沒有關係。一個人向一個乞丐施捨，有時候是一種表明自己具有同情心的姿態***最好有人看見這種表演***，甚至只是因為自己的兩毛零錢在口袋裡太讓自己難受了。他甩出去兩毛錢，換回來自己的同情心。

　　我知道對一個乞丐濫施同情是毫無必要甚至可笑的，我同時知道要感動一個人的良心正變得越來越困難，但這從來都不是窮人的錯，現在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