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十大考古發現
中國全國各地每年都有許多重大的考古新發現。關於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之《前 言》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全國各地每年都有許多重大的考古新發現。這些新發現充分展現了中國歷史文化的源遠流長與豐富內涵,以及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的進步所作出的巨大貢獻,極大激發了各族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與文物保護意識,而且在國際上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從1990年開始,國家文物局委託中國文物報社和中國考古學會舉行每個年度的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這個活動對全國的文物保護工作和考古學研究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評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標準要遵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實施條例》,每項考古發掘必須履行報批手續,取得國家文物局批准。在發掘過程中,必須依照國家文物局頒佈的《田野考古工作規程》進行考古發掘,保證考古發掘的科學質量;考古新發現的內容評選標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第二條所規定的,要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所謂新發現,是指的這項考古發現除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之外,還要在中國考古學科發展上具有新的內容資訊和新的認識。
之附錄2016年的中國十大發現
1、寧夏青銅峽鴿子山遺址
發掘單位: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 青銅峽市文物管理所
專案負責人:彭菲
簡介:
寧夏鴿子山遺址地處騰格裡沙漠東南緣的荒漠中,我國同類型地貌單元大量的文化遺物都是地表採集,很少發現有精確年代的遺址,因而對該地區文化演化特徵的判定一直缺少明確的時空框架。鴿子山遺址2014-2016年發掘首次在西北沙漠邊緣地區建立了距今約1.2萬年~5千年,即晚更新世末期-全新世早中期的文化演化序列;在鴿子山遺址發現了原地埋藏的磨盤,磨棒和典型的兩面器與尖狀器,明確了這類具有重要文化特徵的遺物的時代屬性;初步浮選與殘留物獲得了一些植物遺存,這對於研究該地區晚更新世末期古人類對植物資源的強化利用,乃至該地區的農業起源都有重要意義;出土了數件直徑不超過2毫米的鴕鳥蛋皮裝飾品,是迄今同時代發現最小的同類型遺物,革新了我們對萬年前人類認知水平和複雜技術能力的認識;數十處結構性火塘及疑似建築遺蹟為研究人類生存模式、生計能力和對氣候適應行為以及居址空間利用提供了重要材料,其中發現的疑似建築遺蹟可能是我國發現的最早同類型遺蹟,可能是古人類濱水而居搭建“風籬”的遺存;遺址其中一個文化層處於一個極冷事件——新仙女木期,對於研究人類在這一特殊地理單元對環境極端事件的適應和文化特徵具有很高學術價值。
2、貴州貴安新區牛坡洞洞穴遺址
發掘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貴安新區社會事務管理局
專案負責人:陳星燦
簡介:
牛坡洞遺址位於貴州貴安新區馬場鎮平寨村***原平壩縣***。2012~201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貴安新區社會事務管理局聯合對遺址進行發掘。目前已發現灰坑7座、用火遺蹟10餘處、墓葬7座、活動面兩處等。發現了大量地層關係明確的文化遺物,其中,各型別打製石製品近10萬件、骨器約100件、陶片100餘片。牛坡洞遺址的發掘和研究,首次在黔中地區建立了從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春秋戰國時期的年代序列,為進一步推動該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遺址中發現的完整墓葬,填補了貴州地區史前洞穴遺址中不見墓葬的空白,為研究該地區史前人類體質特徵提供了重要線索。首次在貴州區域內的以細小打製石製品為主要內涵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識別出細石器製品,為探索我國西南地區細石器工藝的出現與分佈,討論貴州史前人類的生存模式提供新的研究方向。遺址中出土的陶器,特別是復原出的完整陶器,為認識本地區文化面貌,以及與周邊不同區域之間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資訊。牛坡洞遺址的發掘與研究,對於認識貴州地區史前文化特徵和內涵,構建該地區史前文化,特別是洞穴遺址考古學文化的基本框架和序列,確立貴州在中國史前文化中的地位,探討整個黔中地區的洞穴遺址、貴州史前史、雲貴高原地區的舊新石器時代過渡、史前人類行為模式、人類體質、古代環境及其變遷和人與環境間的互動關係,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3、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
發掘單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天門市博物館
專案負責人:孟華平
簡介:
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是長江中游地區發現面積最大、延續時間最長、等級最高的史前聚落群。2014~2016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對該遺址核心區域進行勘探併發掘其中的印信臺、譚家嶺、三房灣等遺址,取得一批新成果。新發現的譚家嶺古城平面大體呈圓角方形,城垣內總面積17萬平方米。其年代不晚於屈家嶺文化早期,是同時期我國發現規模最大的史前城址,也是石家河古城形成的重要基礎。印信臺遺址揭示的人工堆築的大型臺基、沿臺基邊緣分佈的甕棺類遺存、臺基之間填埋大量的排列有序、相互套接的套缸堆積等顯示,這裡是石家河文化晚期多次進行祭祀活動的特殊場所,也是長江中游地區發現規模最大的史前祭祀場所。三房灣遺址揭示的陶窯、黃土堆積、黃土坑、洗泥池、蓄水缸以及數以萬計的紅陶杯殘件,具有典型的製陶作坊特徵,是一處石家河文化晚期至後石家河文化時期以燒製紅陶杯為主的專業窯場,豐富了石家河古城功能分割槽的內容。譚家嶺遺址新發現的神人頭像、雙人連體頭像玉玦、虎座雙鷹玉飾、玉牌飾、虎形玉冠飾、玉虎等一批後石家河文化時期的玉器,不僅型別豐富、造型生動,而且技術精湛,其普遍使用的圓雕、透雕、減地陽刻等工藝代表了史前中國玉器加工工藝的最高水平。
4、福建永春苦寨坑原始青瓷窯址
發掘單位:福建博物院 泉州市博物館 永春縣博物館
專案負責人:羊澤林
簡介:
永春苦寨坑原始青瓷窯址位於泉州市永春縣介福鄉紫美村西南面當地人稱“苦寨坑”的一座山坡上,與德化三班鎮接壤,海拔高度約674米。窯址分佈範圍約1500平方米,於2015年12月發現,2016年1月進行試掘,確定內涵後,經國家文物局批准,2016年11~12月,福建博物院聯合泉州市博物館、永春縣博物館再次對其進行考古發掘,發掘總面積約350平方米。共發現9條龍窯遺蹟,均依山而建,沿著山坡向上掏挖洞穴而成,分佈密集,上部窯爐疊壓打破下部窯爐,因此,早期窯爐被晚期破壞,為儲存晚期窯爐,部分早期遺蹟未全部清理出來,僅區域性進行解剖。共採集6件炭樣本送北京大學加速器質譜實驗室進行年代測定,為公元前18世紀中期至公元前14世紀末,即相當於中原時期的夏代中期至商代中期。產品主要有罐、尊、壺、缽等,原始青瓷的裝飾技法和紋飾與印紋陶相同,採用刻劃、拍印、戳印、堆貼、鏤空等手法,紋飾有弦紋、菱格紋、方格紋、直條紋、圓圈紋、篦齒紋、凸稜紋等。大部分器物外壁均有紋飾,腹部拍印方格紋、菱紋、直條紋為主,肩部戳印圓圈紋、錐刺紋,並間以弦紋、篦齒紋等。大部分墊餅亦拍印有直條紋,少量方格紋和菱格紋。苦寨坑窯址是我國目前已知燒造最早原始青瓷的窯址,與浙江地區夏商時期的原始青瓷窯址相比,兩者無論是窯業技術,還是產品,均有較大差別,應屬兩個窯業技術系統。因此,苦寨坑窯址對探討我國原始青瓷與印紋硬陶的關係以及瓷器起源有著重要意義。
5、陝西鳳翔雍山血池秦漢祭祀遺址
發掘單位:陝西省考古研究院 中國國家博物館 寶雞市考古研究所 鳳翔縣文物旅遊局 鳳翔縣博物館 寶雞先秦陵園博物館
專案負責人:田亞岐
簡介:
位於秦都雍城郊外的雍山血池遺址,面積達470萬平方米。近年隨著持續的考古工作,逐步確認該遺址系首次發現由壇、壝、場、道路、建築、祭祀坑等各類遺蹟組合而成的“畤”文化遺存。這是與古文獻記載吻合、時代最早、規模最大、性質明確、持續時間最長,且功能結構趨於完整的秦漢時期國家大型祭祀遺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中國古代通過皇家祭天禮儀以達到“與天滋潤,強國富民”之祈願。據古文獻記載,早在春秋戰國時期,秦國先後在雍都郊外接鄜畤、密畤、吳陽上、下四畤,使這裡一度成為國家最高等級的祭祀聖地。漢高祖劉邦承秦制,在原四畤基礎上又增設北畤,形成完整的雍五畤祭祀系統,且規定以皇帝親往郊祀雍畤作為當朝最高祭禮。此次考古發現以實際文化內涵印證了秦漢時期國家在這裡曾舉行最高祭天禮儀的歷史一幕,填補了既往在雍城遺址佈局中唯缺郊外以畤祭天相關遺存的空白。而秦漢時期於此創制的成套畤祭禮儀不僅蘊含著政治理念、哲學思想、地形地貌、傳統規矩和勘與法則,而且對於古代祭祀制度演變也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血池遺址不僅系正史記載之佐證,而且成為自東周諸侯國到秦漢大一統國家祭祀活動的最重要物質再現,從“透物見人”的角度,此次考古發掘出的實物資料,對於深化秦漢禮儀制度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6、北京通州漢代路縣故城遺址
發掘單位: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通州區文化委員會
專案負責人:孫 勐
簡介:
為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設,2016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通州區潞城鎮開展了大規模考古工作,勘探122萬平方米,發掘4萬餘平方米,發現漢代路縣故城城址及其周邊的墓葬群。漢代路縣故城位於潞城鎮古城村。該城址平面呈近似方形,總面積約35萬平方米。在城址內北部清理出明清、遼金和漢代的道路遺存各一條,有明顯的疊壓關係,初步判斷其為城內的南北向主幹道。城牆基址外有城壕遺存,寬度約30米。在南城壕遺存外發現一處大面積的漢代文化遺存。在南城牆基址外的東部清理出城壕、溝渠、道路、房址、灶、灰坑和甕棺等。據史料記載,該城址是兩漢時期路***潞***縣的治所。以城址為中心,在2公里的半徑範圍內,清理了戰國至明清時期的墓葬1146座,其中,戰國-西漢墓葬163座、東漢-魏晉墓葬724座。戰國—漢魏時期的墓葬型別豐富,包括土坑墓、磚室墓、甕棺葬、瓦室墓等。磚室墓的數量眾多,形制多樣,可分為單室、雙室、多室墓等,規模最大的是雙墓道八室墓。漢代路縣故城城址儲存較為完整,將會填補漢代縣級城址考古的學術空白。以路縣故城城址為中心呈環狀分佈的墓葬,時間延續性強,是綜合研究該城址的重要資料。2017年1月9日,北京市政府正式批准對漢代路縣故城城址進行原址保護,建立遺址公園和博物館,這將極大地推動北京乃至全國考古和文物保護事業的深入發展。
7、浙江慈溪上林湖後司嶴唐五代祕色瓷窯址
發掘單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 寧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
專案負責人:沈嶽明 鄭建明
簡介:
後司嶴位於上林湖越窯遺址最核心區域,此次發掘的後司嶴窯址編號為Y66,清理的堆積層主要位於窯爐的西側,時代上主要集中於晚唐五代時期。本次發掘主要收穫有:首次摸清唐五代時期最高質量越窯青瓷窯場基本格局。窯場以龍窯爐為中心進行佈局:西邊是豐厚的廢次品堆積,東邊主要是作坊遺址,包括房址、釉料缸等。首次確認了晚唐五代時期祕色瓷的基本面貌。晚唐五代時期祕色瓷的產品種類相當豐富,大大拓寬了我們原先的認識。器物胎質細膩純淨;製作規整;釉色天青,滿釉,釉面瑩潤。首次確認祕色瓷的生產工藝與興盛過程。祕色瓷的出現與瓷質匣缽的使用密切相關,瓷質匣缽之間使用釉封口,在燒成冷卻過程中形成強還原氣氛。根據地層中出土的紀年標本,確認在“大中”年間前後開始生產祕色瓷,在“中和”年間前後達到興盛。
本窯址出土的祕色瓷產品,在唐代法門寺地宮、五代吳越國錢氏家族墓中均有發現。同時,本窯址發現多個“官”字款的匣缽。1971年,在窯址北邊的吳家溪一帶出土有光化三年墓誌罐一件,內有“殯於當保貢窯之北山”等內容,與本窯址位置暗合。因此可以確定,後司嶴是晚唐五代時期燒造宮廷用瓷的主要窯場,代表了這一時期的最高制瓷水平,其開創的以天青色為特徵的祕色瓷產品,不僅是制瓷史上的一大飛躍,同時成了此後高等級青瓷的代名詞,影響到後代包括汝窯、南宋官窯、龍泉窯、高麗青瓷等一大批名窯生產與整個社會的審美取向。
8、上海青浦青龍鎮遺址
發掘單位:上海博物館
專案負責人:陳 傑
簡介:
青龍鎮位於今上海市青浦區白鶴鎮,為上海地區最早的貿易港口,甚至日本、新羅、廣南等國海船每年都要到青龍鎮進行貿易。南宋時期,青龍鎮還專設市舶務管理對外貿易。2010~2016年,上海博物館對遺址進行了長期的考古調查與發掘,發現了唐宋時期大量的遺蹟和遺物,有隆平寺塔、房址、水井、鑄造作坊等重要遺蹟,基本弄清了唐宋時期青龍鎮佈局特徵。考古證明,青
龍鎮是上海城鎮發展史上重要的一環,在唐宋時期市鎮考古中具有典範意義。隆平寺塔基及地宮的發現是青龍鎮遺址近年來考古工作的重要成果。文獻記載隆平寺塔始建於北宋天聖年間***1023-1032***,為七級佛塔,平面呈八角形。隆平寺塔地宮由磚砌而成,中部放置一個木函,函外左右各有一座阿育王塔,底部滿鋪大量各時代錢幣,共計一萬餘枚。木函為四重套函,最內重銀棺供
奉有木貼金釋迦牟尼涅槃像。四重函內還裝藏有銀箸、銅鎏金匙、銀釵、銀鎏金龜、線刻佛像銅鏡、水晶念珠等37件***組***供養品,為研究北宋時期舍利瘞埋制度提供了重要的材料。青龍鎮遺址考古發現了大量來自不同窯口的瓷器,可復原瓷器大約有6000餘件,它們主要來自南方窯口。據文獻記載,隆平寺塔還具有航標塔的功能。此外,與航運貿易相關的遺蹟還有瓷片堆積和河埠
頭等。這些考古發現與文獻相印證,確證了青龍鎮是上海最早的對外貿易港口,為海上絲綢之路考古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9、山西河津固鎮宋金瓷窯址
發掘單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河津市文物局
專案負責人:王曉毅
簡介:
固鎮瓷窯址位於河津市樊村鎮固鎮村遮馬峪北、東岸臺地上,地處呂梁山南麓,西臨黃河、南迎汾水,距禹門渡口約9公里。據調查,窯址附近山體分佈有富集的瓷土和煤炭資源,為瓷窯的燒造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和燃料。此次固鎮窯址的發掘及重要發現,是山西乃至全國陶瓷考古的一次重要突破。發現的四組制瓷作坊及瓷窯爐,填補了山西地區無相關制瓷遺蹟的空白,從原料製備到裝燒成器的整個制瓷產業鏈儲存相對完整,為研究北方地區古代制瓷工藝提供了豐富的資料。特別是發現的北宋窯爐Y1,其煙室佔整個窯爐面積的近一半,這種獨特的結構在國內尚屬首例,該窯極有可能已掌握利用窯爐餘溫進行晾坯和燒製匣缽的關鍵技術,為制瓷工程技術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瓷器產品中北宋的簡約素雅與金代多姿多彩的藝術表現手法形成鮮明對比,充分體現了宋金制瓷風格的突變分野,為陶瓷考古及美學研究注入了新的對比材料。出土的北宋細白瓷,胎體緻密度高,釉面瑩潤光勻,可媲美邢定白瓷;出土的金代瓷枕,在造型和裝飾上均獨樹一幟。據統計,全國宋金瓷枕中達到珍貴文物級別的有1786件,其中有168件為河津窯產品,比例約佔9%,國外亦有多個博物館將其視為藝術品珍藏,固鎮窯址的發掘明確了此類瓷枕的燒造窯場。
10、湖南桂陽桐木嶺礦冶遺址
發掘單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桂陽縣文物管理所
專案負責人:莫林恆
簡介:
2016年7~12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北京大學、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郴州市文物管理處、桂陽縣文物管理所對湖南省桂陽縣桐木嶺遺址進行了主動性考古發掘。發現了較為完整的以煉鋅為主的多金屬冶煉作坊遺存,再現了當時的冶煉場景。桐木嶺遺址位於桂陽縣仁義鎮大坊村和浩塘鎮桐木嶺村交界處,遺址面積約11萬平方米。遺址中心的山體平臺上,呈“品”字形分佈三個大的功能單元,一個用於焙燒,兩個用於冶煉。礦料先經焙燒後再分送去冶煉。每個冶煉作坊以槽形爐為主體,分佈著儲料坑、和泥坑、攪拌坑、原料堆、精煉灶、柱
洞、環形護圍、碎料區、房址等遺蹟。遺址出土一系列較為完整的冶煉工具,並出土青花瓷器、陶器、錢幣等生活用品。綜合發掘情況並通過檢測分析,推斷這是一處煉鋅為主,兼煉鉛、銅、銀的多金屬冶煉遺址。初步推測遺址開始於明末清初,廢棄於清代中晚期。中國是最早掌握煉鋅技術的國家之一,本次發現的煉鋅遺存代表當時最先進的煉鋅技術。發掘出土的多個成排圓形焙燒爐填補了我國煉鋅技術史研究的一項空白,槽形冶煉爐是國內迄今儲存最為完整的古代煉鋅爐遺存,對於完整復原古代煉鋅術將起到非常關鍵的作用,對研究我國古代煉鋅技術的起源、發展和傳播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