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普通話從我開始的演講稿
說普通話從我開始的演講稿
教職員工同志們:
首先讓我講一個典故:
在《韓非子》一書中“外儲說左上”中說:齊桓公喜歡穿紫色衣服。紫色成了流行色,紫布脫銷。齊桓公十分愁悶,就問宰相管仲該怎麼辦。管仲說:“大王您想煞這個風不要緊,可以先自身脫下紫色服裝來,然後對身後侍衛說:我非常討厭紫顏色。假如這時再有穿紫顏色服裝的進來,您一定要對他說:你先回去脫掉你的紫色衣裳,我非常討厭紫色!”齊桓公說:“好,我一定照這個辦法去做。”這樣做了之後,齊桓公的左右近臣當天就沒有一個再穿紫色衣服的了。第二天,整個京城再沒有一個穿紫色衣服的了。第三天,全國範圍內也沒有一個穿紫色衣服的了。 這個小故事講出了一個上行下效的'道理。上行下效,事事如此,推廣普通話也是如此。
從道理上講,在說普通話這個問題上,學生不應該攀比教職員工,他們年齡大了,幾十年的習慣難改,口齒不靈,反應遲鈍。但實際上呢?或多或少總有那麼一部分學生在瞅著教職員工,也可能有的教職員工在瞅著學校領導:你說我才說,你不說我也不說。大家試,假如上頭的人在用普通話同你說話,你怎麼好意思、又怎麼敢用方言土語作出回答呢?
現在,絕大多數教職工和學校領導都在時時處處普通話,對同學們起到了極好的影響本文來自。我們學校每年兩次舉行教職員工普通話比賽晚會,就是向大家彙報這方面的成績。但是,不用諱言,也有少部分同志礙於面子,不好意思說普通話。那就讓我講講自己說普通話的一點體會吧。
我胸前這個“推普先鋒”的牌牌是和大家同一天戴的。同一天,大家全都自己申報,願做推普先鋒。但是,我們總不能像辛亥革命一來,人人把辮子一盤成為革命黨;我們只要牌牌一掛,人人都是先鋒吧?要名副其實,戴了就講普通話。我自己普通話水平不高,也許是三四成,五六成,但必須講,在講的過程中提高。咱們要檢查學生,誰不佩戴,或佩戴了不說,要扣分,要清理出“先鋒隊伍”。難道老師和學生應該兩個標準嗎?像我,出門趕集買菜,總不能走到學校大門口再戴上,那樣豈不是弄虛作假嗎?那就戴著上街,在街上逢著老熟人也講。有的老朋友就問:“老張啊!你那個戴了個什麼牌牌?你那個普是什麼意思?”當我回答之後,他就說:“算了吧!趁早摘掉吧!另說了!”我對他說:“現在師範學校要求人人都講,老師就得先給學生做出個樣子。我還覺得,在辦公室、教室講普通話,回到家裡又講。誰知聽了我的普通話,大女兒捂著嘴“嗤嗤嗤嗤”地笑:大兒子、小兒子則一聲不吭,眉頭一皺一皺地,意思是很遭罪,敢怒不敢言:老婆就大聲喊:“哎喲----哎喲----饒了俺娘們吧!”她的意思是:“救救孩子!”當我堅持說下去的時候老婆竟然說:“可叫你難受死了,再說滾出去說!”----大家說說,我這個普通話的水平真那麼差,到了“藥死人”的程度?我說的不是還可以嗎?那麼,她這樣打擊“推普先鋒”,該當何罪?什麼罪也定不上,這叫做習慣勢力。
同志們!方言土語這套舊衣裳,是祖祖輩輩穿了幾千年的啊!要想一下子換上普通話這件新裝,真是談何輕易!難就難在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最可怕勢力!這樣看,推普工作的任務就艱鉅多了。要脫去方言土語的舊裝,換上普通話的新裝,而且要迅速,那就只要像齊桓公禁穿紫服的辦法一樣;從自身做起,果斷地、一下子甩掉舊的,一下換上新的,否則很難達到目的。
陶行知先生說過:“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我們從自身做起,要認真說,不但在課堂上說,在辦公室說,還要在家裡說,在公眾場合說,到社會上說,這樣才能真正創造一個人人說,時時說,處處說的推普環境,才算真正給學生做出了表率。
教職員工同志們!為了推廣普通話,為了辦好師範,為了振興教育,讓我們每個教職員工丟掉面子,切實從自身做起,人人說、時時說、處處說吧!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