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社會的家庭教育
古代社會的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作為家庭的基本職能之一，是隨著家庭的產生髮展而產生髮展的。家庭是人類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隨著社會發展變化，家庭的形態、結構和性質在不斷髮展變化，家庭教育也在不斷地發展變化。下面和小編一起來看古代社會的家庭教育，希望有所幫助！
古代社會的家庭教育 篇1
人類家庭之發展，經歷了血緣家庭、普那路耶家庭（夥婚家庭）、對偶家庭和一夫一妻制家庭幾種形式。嚴格意義上的家庭教育，是隨著嚴格意義上的家庭——一夫一妻制個體家庭的產生而產生的。古代社會的家庭教育，有以下幾個主要特點：
1、貫穿著人身依附和宗法等級關係。
階級不同，等級不同，家庭教育的形式、目標和內容也不同。中國夏、商、週三代的統治階級，在太子、世子生下來後，便在宮中設“孺子室”，專事太子、世子保育、教育之用；稍後，又有官員專門負責輔佐、教諭太子、世子。其教育目的，是為了培養能夠鎮壓奴隸的統治人才；教育內容是學習奴隸社會的生活方式和社會秩序，區別貴賤尊卑等。
而平民階層的子女，只能在自己家裡，結合日常生活、勞動向父母及其他年長者學習他們所從事的職業的知識、技能。至於奴隸，他們的一切，包括他們的子女，都屬於奴隸主的；他們夜以繼日地從事繁重的勞動，顧不上子女，當然談不上什麼家庭教育。在封建社會，宗法等級分明，各階層的家教都各有其側重點。
2、以道德教育尤其是家庭倫理道德的教育為首要內容。
中國曆代封建士大夫都把齊家與治國平天下相提並論，而齊家也好，治國平天下也好，都與修身息息相關，因此，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封建倫理、男尊女卑、輕視勞動、輕視勞動人民等封建思想觀念，成為封建社會家庭教育的主要內容。許多思想家、教育家強調家庭教育要從教“人倫”著手，使孩子學會做人。而做人的標準可歸納為：在家孝父母，為國要忠誠，求學要勤奮，生活要節儉，待人要誠實，等等。
3、注重早期教育。
中國古代社會，特別重視胎教和早期教育。周文王之母胎教的傳說流傳至今，孟母三遷、斷織勸學、曾子殺豬教子等故事，更是膾炙人口。對古代胎教和早期教育的經驗，顏之推在《顏氏家訓》中指出，幼兒時期行為習慣尚未形成，具有很大的可塑性，應該抓緊時機，在幼兒能認識人、知喜怒時就開始教誨，該做的就要教孩子做，不該做的事則不讓他做。如果孩子養成壞習慣再給予糾正，就很困難了。“固須早教，勿失機也。”
古代社會的家庭教育，尤其是中國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家庭教育，明顯地打上了剝削階級的印記，帶有專制的色彩，但其中也有不少體現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東西，即使在今天還是有啟發、教育意義，需要我們認真總結髮揚光大。
古代社會的家庭教育 篇2
1、言傳身教
歷代家教重言教，但更重身教。《白虎通》雲：“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既然教子以法度，則為父者自當遵守法度。
在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論中，修身是基礎，因此，儒家十分重視個人人格的培養塑造，並透過個人人格來影響他人。孔子就主張“正人先正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由於我國古代家書家訓都是家庭中德高望重的長輩寫子女的教育材料，因此，很多觀點都從自己切身體會說開去，這樣無形之中對子孫起到了一種榜樣的示範作用。
2、慈嚴相濟
寬與嚴是家庭教育中的一對矛盾，在處理愛與教的矛盾方面，我國古代家庭教育中形成了慈嚴相濟的教育方法。
中國家庭教育慈嚴相濟的傳統，主要源於儒家，孔子曾提出“為人父，止於慈”的觀點。有“嚴父莫大於配天”之語，可見，儒家既講慈，亦講嚴，講究“慈嚴相濟”。
凡善教子弟者，並非只是一味為訓誡，也很注意對子弟的循循善誘。孟母斷織、曾子殺豬，都是因勢利導，誘使兒子勤學向善。還有宋代的蘇軾，教誨晚輩也總是持寬容通達的態度，多鼓勵引導，少譴責教訓，並允許子侄比較自由地發展個性。
3、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就是根據孩子性格和能力發展不同特點實施教育。孔子十分注意因材施教，據《論語先進》記載，孔子的學生冉求做事膽小畏縮，而仲由膽大冒進、好勝，針對他們兩人不同性格特點，孔子採取不同教育方法，對冉求，孔子鼓勵他要敢於前進，對仲由，孔子教育他要先退一步，不要冒失行事。
4、循序漸進
我國在很早就發現兒童在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的發展特點，並根據這些發展特點實施不同的教育。
早在西周時期，周代貴族家庭就有一套按兒童年齡安排教育的程式，《禮記內則》對這一程式作了介紹：“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記。”透過這樣由淺入深，由經到子再到史的學習過程，為子女打下良好的學習基礎。
5、勸學勉學
古代關於教子勸學勉學的格言、傳說故事、家書家訓不可勝數，僅從我國古代流傳甚廣、影響頗大的《三字經》來看，其中就列舉了78多個勸學、勤學、勵學的故事來勉勵孩子學習。如“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頭懸樑，錐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螢，如映雪，家雖貧，學不輟。蘇老泉，二十七，始發奮，讀書籍。彼既老，猶悔遲，爾小生，宜早思”。
6、環境塑造
我國古代十分注重早期教育，且形成優良傳統，這可以從我國古代十分重視胎教，並形成成熟的胎教理論與方法得到證明。
我國早期胎教理論可以追溯到西周時期，統治階層為了“使太子正而天下定，當太子在胎中時就開始進行教育，認為”故妊子之時，必慎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人生而肖萬物者，皆其母感於物，故形肖之，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
漢代賈誼更把胎教的時間推前到選擇婚娶物件，他認為婚嫁要選擇有道德的人，“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子孫慈孝，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
這也是一種教育環境的塑造，讓孩子在孃胎裡就接受良好的教育，摒棄不良教育。
以上這六種自古以來的家庭教育方法，你都會用嗎？有及時瞭解自己對孩子的教育是否得當嗎？對孩子今後的教育有足夠的把握和清晰的方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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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社會的家庭教育 篇3
一、突出慈嚴相濟的教育方法。
寬與嚴是家庭教育中的一對矛盾，由於父母與子女的血緣關係，父母在子女教育方面比學校和社會教育更為有效和直接，同時也正是這種關係，往往使父母愛子過度，造成放任和溺愛，結果反而害了孩子，這就是家庭教育中愛與教的矛盾，也是家庭教育中的難點。在處理愛與教的矛盾方面，我國古代家庭教育中形成了慈嚴相濟的教育方法。中國家庭教育慈嚴相濟的傳統，主要源於儒家，孔子曾提出“為人父，止於慈”的觀點。有“嚴父莫大於配天”之語，可見，儒家既講慈，亦講嚴，講究“慈嚴相濟”。顏之推明確把“慈”與“嚴”結合起來，提出“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還說“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矣”。司馬光更進一步地發展了這方面思想，在愛與教的矛盾上，提倡慈訓並重，愛教結合。他說，“慈而不訓，失尊之義，訓而不慈，害親之理，慈訓曲全，尊親斯備”。即父母只講慈愛而不嚴加訓教，便失去作為尊長的大義，只嚴加訓教而不慈善，則傷害了骨肉相親相愛之理，只有慈嚴結合，才具備了大義和親情，是完整的家教。清代學者在處理家庭教育中寬與嚴的關係上，更強調“教子宜嚴”，但“嚴”不是動輒打罵，而是嚴格要求，“嚴”不僅包括對子女的嚴，也包括對家長的嚴，為父要嚴於律己，以身作則，這就更全面地闡述了慈嚴相濟的教育思想。因此，慈嚴相濟的教育方法在我國家庭教育中成為優良傳統。
二、重視以身示範的教育方法。
由於家庭成員長期生活在一起，家長對子女的教育有著特殊的作用。正如顏之推所說，“夫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也就是說，同樣的一句話，人們總是相信親近的人，同樣一個命令，人們總聽從所敬佩的人，家長的一言一行，對子女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論中，修身是基礎，因此，儒家十分重視個人人格的培養塑造，並透過個人人格來影響他人。孔子就主張“正人先正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孟子繼續發展這種思想，他說“吾未聞枉己而能正人者也”，在家庭教育中，他更是提出了易子而教的主張，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即君子之所以不教子，是因勢所不行，教者必以正道，如果兒子不肯聽從，為父的必然發怒，傷害兒子的感情，兒子感情受到傷害，又會責怪父親，你要我走正道，你自己卻不如此，這樣兒子又傷害父親的感情，造成父子相傷，感情惡化，這就從反面說明了父親的言行對兒女教育的重要性。
顏之推在家庭教育中廣泛地使用了身教示範的方法，他說：“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與款狎，燻漬陶染，言笑舉動，無心於學，潛移默化，自然似之。”也就是子女在家庭中接受教育，大都是在活動中無意識地接受的，家長的言行對孩子起著潛移默化的薰陶作用，因而，我國古代很多人寫的家訓、家書中，比較普遍地採用了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和親身感受來教育子女的教育方式。
由於我國古代家書家訓都是家庭中德高望重的長輩寫子女的教育材料，因此，很多觀點都從自己切身體會說開去，這樣無形之中對子孫起到了一種榜樣的示範作用。
三、崇尚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
因材施教就是根據孩子性格和能力發展不同特點實施教育。孔子十分注意因材施教，據〈論語先進〉記載，孔子的學生冉求做事膽小畏縮，而仲由膽大冒進、好勝，針對他們兩人不同性格特點，孔子採取不同教育方法，對冉求，孔子鼓勵他要敢於前進，對仲由，孔子教育他要先退一步，不要冒失行事。這兩個學生向孔子請教同樣的問題，孔子作不同的回答，有弟子不明白為什麼，孔子說：“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因材施教的方法在家庭教育中也備受推崇，宋代袁採提出“性不可以強合”的思想，他認為世間最親密的關係莫過於父子兄弟了，但為什麼還會造成家庭不合呢？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沒有重視對方個性。其性不可得而合，則其言行亦不可得而合，此父子兄弟不合之根源也。既然父子兄弟個性各不相同，不可強求，就應求同存異，因材施教。為父兄者通情於子弟，而不責子弟之同於己，為子弟者仰承於父兄，而不望父兄惟己之聽，則處事之際必相和協，無乖爭之患。教育是一種個體化的實踐活動，因為任何一種教育活動都必須透過受教育者自身而發生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任何教育活動都需要自我教育這個環節才能完成，都應根據受教育者本身的特點實施教育。
四、運用循序漸進的教育方法。
循序漸進是指根據子女不同時期發展特點進行教育，同我國重視早期教育的優良傳統相一致，我國在很早就發現兒童在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的發展特點，並根據這些發展特點實施不同的教育。如早在西周時期，周代貴族家庭就有一套按兒童年齡安排教育的程式，〈禮記內則〉對這一程式作了介紹：“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記。”宋代司馬光根據〈禮記內則〉的記載，還制定了幼兒教育的十年教學安排，如一至三歲學習數與方名，研練書法，七歲讀〈孝經〉〈論語〉，八歲誦〈尚書〉，九歲誦〈春秋〉及諸史，十歲就讀〈詩〉〈禮〉〈傳〉，略通大意，逐步通曉經史之學。〈三字經〉中教育子女的程式為：“為學者，必有初，小學終，至四書，孝經通，四書熟，如六經，始可讀。經既明，方讀子，撮其要，記其事。經子通，讀諸史，考世系，知始終”。正是透過這樣由淺入深，由經到子再到史的學習過程，為子女打下良好的學習基礎。儘管我國古代在實施循序漸進的教育方法時有過於僵硬的傾向，但總的來說，根據兒童不同發展時期身心發展的情況實施教育，是符合教育規律的。
現代心理學已證明，人的思維發展有一定的層次性和階段性，應依據不同層次和階段特點實施教育，因而循序漸進的教育方法在我國現代仍有廣泛的借鑑價值。
五、注重環境塑造的教育方法。
我國古代家庭教育中非常重視環境在兒童成長過程中的作用，廣為流傳的孟母三遷的故事就是生動的例證。據司馬光〈家範〉記載，孟子家曾住在靠墳墓附近，孟子常嬉戲為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之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為炫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所以居之也，乃徙，舍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這充分說明孟母重視選擇優越的環境教育兒子家庭整體環境對子女的成長也非常重要。
我國古代家庭教育中非常注重家庭傳統家風的培養，所謂。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就是注重家庭整體環境建設的表現。顏之推就強調，“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也。墨子悲於染絲，是之謂也”，司馬光在〈家範〉中提出：“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楚，不能不楚言也。”我國家庭教育中注重環境塑造的教育方法，在當今仍不失其現實價值。
我國家庭教育優良傳統和方法是我國傳統教育中最有特色的一部分內容，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瑰寶，它直接陶冶著我們民族精神，鍛造著我們民族性格，成為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的歷史文化淵源和動力源泉，對於我國當前進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開展家庭美德教育，具有深遠的借鑑意義。
【後記】著名教育實踐家皇甫軍偉指出，家庭文化是我們幾千年傳統文化沉澱下來的一種潛規則，是一種民族意識。家庭教育的根本，就是家庭文化的傳承，家庭文化決定了家庭教育的模式，家長的教育意識、教育觀念以及教育孩子的方法和內容。家庭文化是家庭教育的魂，所以表徵層面的東西都來自家庭文化在人們內心作用的結果，當下中國家庭教育缺乏的就是對魂的管理，以及對文化的探尋和迴歸。正是因為我們內心的經是亂經，所以導致孩子內心秩序的混亂。因此他認為，當今家庭教育的出路在於迴歸，從歷史和文化的空間，去發現面對未來的方向和出路。
家長的教育眼光至關重要，現在家庭教育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我們的教育眼光短視，我們的眼光放不出去，我們把有限理解成了終極，理解成了所有，所以才被侷限。如果我們內心都有一種豁達和通透，我們面對孩子和麵對自己，都要知道每一個生命都是一個有限的存在，教育只不過讓每一個生命在不同的階段去更飽滿地體驗自己。給這個國家人類帶來這個個體本身生命價值的東西，這是教育所追求的，如果我們這麼去看，不為一時的教育結果所喜所悲，那麼我們的教育眼光就不會輕易被侷限。
走進真正教育空間的人，他們是一種提前的覺醒，一種正面的力量，用一種讓人舒服的姿態在推動教育。很多不醒的人，他們是以痛苦的力量在推動教育。教育如果是一臺車，有人用手推，有人用嘴推，推得滿嘴流血。父性文化和母性文化構成家庭的兩極，父性文化和母性文化的共同作用才能形成良好的家庭教育。
中國的家庭教育不是更加西方化，而是去西方化，迴歸優秀傳統。
教育要回歸或尋找的不是“東方思想”或“西方思想”，而是教育科學本身。尤其在全球化的當下，地球已變成地球村，不要再在“中式”還是“西式”問題上糾纏；而是要區別出什麼是正確教育，什麼是錯誤教育。既要對傳統文化有所堅持，又要博採眾長，學習他人先進的東西。
古代社會的家庭教育 篇4
古代家庭的經濟史
對於白銀我們都不陌生。《水滸傳》裡，魯智深、史進、李忠三人在酒店裡閒聊，看到賣唱的金家父女。魯智深可憐他們，自己“去身邊摸出五兩來銀子”後，又對史、李二人說：“借些與俺。”史進二話不說，“去包裹裡取出一錠十兩銀子”；李忠則摳摳索索地從“身邊摸出二兩來銀子”。
“魯提轄看了，見少，便道：‘也是個不爽利的人。’”
小小一幕，便把明朝不同階層的經濟狀況展現得一清二楚(《水滸傳》的故事發生在北宋，但社會風貌反映的是作者生活的晚明)。表面上看，史進豪爽，李忠小氣，高下立判。但史進家是大財主，出逃時帶了全部家當，十兩銀子不算什麼；魯智深是中級軍官，五兩銀子也算是將近一半的月薪呢；李忠呢？是一個打把勢賣藝的平頭百姓，這二兩銀子沒準兒就是他十天半月的辛苦錢，白銀不好賺啊。
白銀戰勝紙幣
白銀在晚唐初露貨幣化苗頭，到北宋成為一種通用的定價參照物，主要被用於帝王賞賜、政府開支、百姓課稅，以及對官員的賄賂。
僅就賄賂而言，很容易看到白銀的優勢。試想，你要賄賂一個官員，是推著一車銅錢好呢，還是懷揣一袋銀錠好？前者招搖過市，估計不是膽大包天的官員還真不敢收。
同樣，在還沒有產生錢莊的時代，一個北京的商人帶十萬貫錢到廣州做生意，真是無法想象的艱辛旅程。市場呼喚一種體積小、價值大，又不輕易貶值的貨幣，從宋朝起開採量就大增的白銀，自然脫穎而出。
朱元璋當皇帝后，將北宋政府的用銀方法全部繼承，但不準民間流通，大力推廣所謂“大明寶鈔”。老百姓不是傻子，他們不會相信一張紙上寫“一貫”，就真把它當一千個銅錢。
在流通中，“一貫”的紙幣，實際購買力通常不足面值的一半。明朝中葉，紙幣信用徹底破產，到了“新鈔一貫，時估不過十錢；舊鈔僅一二錢”的地步，以至“棄之市肆，過者不顧”——行人看見地上掉了張百元大鈔，都懶得彎腰去撿。
以集權著稱的帝國政府，也不得不向經濟規律低頭。正統元年(1436年)，剛剛即位的明英宗，或許是出於收買人心的目的，宣佈廢除祖宗之法——禁銀令。從此以後，白銀成了市場上的主幣，銅錢、紙幣降為輔幣。
一兩銀子合多少人民幣
同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一樣，作為貨幣的白銀，主要被鑄成“元寶”。古人不用錢袋，船形元寶便於纏在腰間，“腰纏萬貫”就是這麼來的，真在腰上纏一萬貫銅錢，土豪也得累死。
最為常見的50兩元寶，面額太大，平時交易只用《水滸傳》中好漢買酒的“散碎銀子”。元寶上刻有產地、重量、經手官吏、工匠姓名等，通常能有五六十字。
銀錠上傳達的資訊非常重要，因市場上流通的元寶都是合金，含銀量不同。如清朝北京有松江銀，上海有二七寶銀，長沙有用項銀全國約有100多種。後為方便流通，康熙時規定了作為單位的“虛兩銀”——紋銀，純度935.347。還需要說明的是，所謂“一兩”在各地的重量也不同。通常而言，明清時一兩銀子重37.3克。
是不是有點複雜？在銀元進入中國前，想要花銀子，先得驗成色、再稱重量。花起來也很複雜，破整的時候，商人們還要用大剪子剪，用小秤稱過。
將白銀換算人民幣，通常是以米價為中介。不同時期，各個地區的米價差異頗大。黃冕堂《中國曆代物價問題考述》中搜集的資料顯示，一石米的價格，明朝從兩三錢到一兩，清朝從五六錢到二三兩，都很常見。
如果用嘉靖年間均值0.8兩/石、乾隆年間均值1.5兩/石的米價來分別計算明、清兩朝的銀價。則明清時期1石約合0.1立方米，1立方米大米約為800千克，現在全國米價大致5元/千克。這樣算下來，一兩白銀在嘉靖時相當於500元，在乾隆時相當於267元。這幾百年間白銀購買力跌了幾乎一半，這是因為隆慶開海後，南美、日本的白銀源源不斷輸入導致的。
社會中上層的高薪
在古代，官員是當之無愧的高收入階層。以清朝來說，官員的俸祿包括白銀和大米，其中一品文官白銀180兩，九品白銀33兩。雍正以後，官員有“養廉銀”這一合法津貼，通常是俸祿的幾倍，乃至幾十倍。
拿所謂的.“七品知縣”來說，他們的年俸是白銀45兩加大米22.5石，約合白銀90兩。而一個知縣每年的養廉銀有600—2000兩。依照張仲禮《紳士的收入》一書所說，加上附加稅“火耗”等，一個知縣的年收入有白銀3萬多兩。但這些收入很多都要賄賂上級，真正到手也所剩無幾。
讀書人就是當不了官，一直做教書先生，工資也相當可觀。大學者到書院去做“山長”(校長)，通常一年有幾百兩收入。曾國藩平定太平天國後，重建了南京的鐘山學院，給予山長的待遇是年薪984兩白銀，包括正式工資、伙食補貼，以及過節費。
晚清山西士紳劉大鵬的東家也很不錯，給他開了白銀100兩的豐厚報酬，還為這位老師配了一個僕人。但劉大鵬並不將之視為理想工作，自言“為餬口計耳”。其實劉大鵬比另一位同行朋友幸運多了，那位朋友一年教五六個學生，一人交“束脩”1600文，加在一起不過白銀十兩左右，每個月僅靠一兩白銀養家。
清朝徽州的生員詹元相，除塾師的工作外，主要投資土地當地主。如康熙四十四年，詹元相“支銀四兩五錢，買賢生弟樓下埞田租六秤，田皮一秤”，第二年他再將“莊基山田皮五秤”租了出去，得銀“一兩九錢五分”。詹元相有這樣的土地至少11塊。所謂“一秤田”，即能生產一秤(9—15千克不等)糧食的土地。詹元相的土地名義上能有幾十兩收入，但實際很難如數拿到，佃農時常有抗租行為，經常還得打官司收錢。
平頭百姓的辛苦錢
那麼耕種詹元相土地的佃農，一年忙忙碌碌，到頭來能有多少回報呢？江南土地分散，沒有什麼大地主，“自種租田三五畝”的情況很普遍。對生產所得，佃農與地主通常是對半分。少數情況下，有的佃農能獲得全部收成的80%，有的僅能拿到15%，這是由佃戶掌握生產工具的多少決定的。如果佃戶的農具、耕牛、種子都借自地主，又怎麼好意思在年終時多分稻穀？
詹元相的“莊基山田皮”既收1.95兩白銀的租金，那租戶所得也大致相當。這個租戶顯然不會一年僅種這麼一小塊土地。張履祥《補農書》說“上農夫一人止能治十畝”，而徽州畝產糧食328斤，一個農民年產3280斤，自己落一半，約17石，合白銀25兩。這還不算家庭中的婦女們，透過織布等副業獲得的“外快”。
種經濟作物來錢快，古人也懂。福建南靖縣的邱雙租種了一塊甘蔗地，一年租金為白銀2.4兩。收穫的甘蔗後來賣了番銀17元，大約合白銀14兩左右。這麼一算，邱雙的地租不過是收成的17%。平均下來，一兩白銀恰是邱雙每月的收入。
在紳士、自耕農以外，明清兩朝還有工資日結、月結的短工，一干一年的長工。清朝19個省區中，東三省禁止內地移民，人口較少，用工成本最高，通常一年需白銀9—15兩。內地工資以經濟發達的江浙地區為最高，平均一年6—8兩，陝西、山東、湖北等大多數地區在4—6兩左右，待遇最差的是甘肅、廣西、貴州，一個長工幹一年只能得到1—3兩。這就是說，清朝一個長工要賺一兩白銀，最少要一個月，最多幾乎一年。
短工雜役的薪水比長工多不少。萬曆年間，宛平縣縣令沈榜的《宛署雜記》，記錄縣政府的收支。他說，僱傭沒有技術的雜役，比如“打掃夫、短夫”，日薪是白銀0.03—0.04兩；有技術的，如“油漆匠、裝釘匠”能有0.05—0.07兩的日薪。
至於醫生，西門慶家請大夫看病，少則給白銀二錢，多則有三五兩。當醫生看來在什麼時代都是高收入者。
明清時普通工人的平均月薪都在一兩白銀左右，但因白銀實際購買力發生變化，清朝工人的生活水準較之明朝有所下降。
衣食住行真不貴
錢是掙了，一兩銀子能做些什麼呢？
一生用度，無非衣食住行，侯會在《食貨金瓶梅》這本書裡蒐羅了不少例項，展示了晚明社會的生活百態。
先說衣，《金瓶梅》裡的常峙節窮困潦倒時，西門慶資助了一筆銀子。常峙節給妻子買“一件青杭絹女襖、一條綠綢裙子、一件月白雲綢衫兒、一件紅綾襖子、一件白綢裙兒”，為自己買“一件鵝黃綾襖子、一件丁香色綢直身”，這7件私人定製服裝，再加上“幾件布草衣服”，一共花去 “六兩五錢銀子”。
對於這次消費，常峙節老婆說：“雖沒便宜，卻值這些銀子。”這麼算下來的話，一件比較好的衣服，大約也要1兩銀子，也就是今天的500元。真正昂貴的衣服，還要數李瓶兒那件貂鼠皮襖，值白銀60兩，3萬元。
“吃”，《宛署雜記》中記錄說，豬肉每斤白銀0.02兩，牛羊肉每斤0.015兩，1只活雞0.04兩，5斤重大鯉魚0.1兩，燒酒每瓶0.05兩等。當時1斤約相當於600克。在這種物價標準下，《金瓶梅》裡下飯館都極便宜。侯林兒與陳敬濟在酒館裡點了“四盤四碟，兩大坐壺時興橄欖酒”，以及“三碗溫面”，總共花了“一錢三分半銀子”，也就是0.35兩白銀，一百多塊人民幣。
房子讓當代人操碎了心，在古人卻不叫個事。網上曾流傳一個段子，說賣炊餅的小販武大郎都住得起兩層小樓。其實真相是，潘金蓮把釵子賣了十幾兩銀子，“典”下了“縣門前樓上下兩層四間房屋居住，第二層是樓，兩個小小院落，甚是乾淨”。所謂“典”是武大郎從房主那裡獲得使用權，房主保留產權，可在一定期限內贖回房產。雖不是買，但幾千塊就能在縣城裡，幾乎無限期地住上獨立小樓房，那是相當的划算。
那時的“商品房”，也不會讓工薪階層望而生畏。西門慶幫常峙節買的“前後四間”房，只花白銀35兩。用明朝工人每月1兩的平均工資算，節衣縮食幾年，也能全款買房了。當然了，陽穀只是山東一個小縣城，房價相對北京這樣的大都市，一定是便宜不少的。
說完了衣、食、住，再看看古人出行的花銷。轎子是老爺們出行的必備行頭，潘姥姥到西門慶家，給潘金蓮賀壽時，租了一頂轎子。潘姥姥進門找女兒要六分銀子，付轎子錢。潘金蓮聽了怒道：“我那得銀子？來人家來，怎不帶轎子錢兒走！”吵吵半天，最後還是孟玉樓“向袖中拿出一錢銀子來”，才把轎伕打發走。潘金蓮還不肯罷休，數落老孃：“你沒轎子錢，誰教你來？賃出劃劃的，教人家小看。”其實六分銀子不過0.06兩，30塊錢人民幣，明朝“打的”實在不貴。
古人消費多奢侈
當然，古人也有娛樂生活。明末大臣陸文衡在他的《嗇庵隨筆》裡說，萬曆年間，藝人演一場才“一兩零八分”，後“漸加至三四兩、五六兩”。有一次，陸文衡請人搭臺唱戲，已經是“價至十二兩”，如果有女藝人參演，要另加“纏頭之費”。折算成人民幣，6000元就能請幾個小明星到家裡開演唱會。
如果僱人唱不過癮，還能直接買到家裡來，想什麼時候聽就什麼時候聽。潘金蓮九歲時被賣到王招宣府裡，十二三歲就會“描眉畫眼”、“品竹彈絲，女工針指，知書識字”。要買這麼一位才藝雙全的少女，只要30兩。現在幾萬塊一個的越南媳婦供不應求，但在大明朝，15000元就能領一個“潘金蓮”級別的美少女回家。
在古人所有消費中，買官恐怕是最貴的。《紅樓夢》裡，寧國府的賈珍想給兒子賈蓉“捐個前程”，拿1000兩銀子賄賂太監戴權，買了“五品龍禁尉”。戴公公與賈家關係向來不錯，這還是友情價，那“襄陽侯的兄弟”花了1500兩才當上同樣的官。書中交代，這“龍禁尉”共有“三百員”，是個不大不小的虛職，月薪一兩的老百姓如果要買，得省吃儉用一百年。
在流通白銀的明清時期，城市中的一個普通人大約每月能賺到一兩銀子，買大約100千克大米或30千克豬肉，或者一件私人定製時裝。在一個普通城市，省吃儉用存上十年八年銀子，也能買房，過上老婆孩子熱炕頭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