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余光中的詩意人生
談談余光中的詩意人生
導語：余光中是現代著名的愛國作家，他也是才華洋溢的詩人。而詩人余光中的詩意人生是怎樣的呢？下面是小編分享的余光中的詩意人生，歡迎閱讀！
光中先生是具有國際影響的著名文學大師，這次攜夫人趕赴祖國大陸專程是為參加他的母校——南京大學的百年校慶。5月17日下午，當他風塵僕僕地趕到南京的時候，我在南大西苑見到了他和他夫人。採訪間，他是那麼的和藹可親，他不顧旅途疲憊，依然談笑風生，博古引今，睿智和真誠在話語間處處顯現。
何晴：餘教授，眾所周知，您曾在內地、香港、臺灣及美國等地都居住過，真正做到了“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您也曾把您居住過的各地作比，而祖國大陸就像是您的母親，那麼南京在您的心目中佔有什麼樣的地位呢？
余光中：首先要宣告，我是南京人。因為我出生在南京嘛，南京是我生命的起點，是一切回憶的源頭啊。而且我在南京讀了小學、中學、大學。從我1928年出生到1937年，我都一直住在南京。所以我的童年時代差不多都在南京度過的，也是在南京讀的小學。中學是在四川讀的，為什麼在四川讀書呢？因為抗日戰爭中學從南京搬到後方去了，我記得那個中學叫做南京青年會中學。戰後我隨中學回到南京，高中畢業後，後來我又讀了金陵大學。我在南京不但住了這麼久，而且是出生地，而且是在這裡接受的教育，所以南京對我一生影響是特別深的。
何晴：您曾在各地的多所大學就讀和任教，您認為您當年就讀的金陵大學，也是現在的南大，對您後來的成就有過什麼樣的影響嗎？
余光中：那時侯我還小呢，也就是懵懂，那個時候我讀的是外文系，當時屬於文學院，當然對我的英文有很大的幫助。可是對我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不但是大學，還有整個南京的地理環境，尤其是玄武湖和紫金山，我讀大學先住在鼓樓，後來搬到城西北面去。
何晴：您在一篇著名散文《我的四個假想敵》中表達了對4個女兒真切的關愛，你能否談談作為父親在女兒成長中的心理的變化。
余光中：對，我們家有4個女兒，她們小時侯是最可愛的，在十六七歲以前完全屬於父母，完全屬於爸爸，所以我寫過一首詩叫做《小木屐》，在南京穿木屐的比較少，在臺灣尤其以前大家都穿木屐，我的小女兒穿著木屐剛會走路，踢踢踏踏，那我就蹲下來張開兩臂鼓勵她向我走來，那時她就孤注一擲地向我跑來，因為那時候在她生命中惟一的男人就是她爸爸。可是過了那個年齡就不一樣了，我只看到她的背影了，沒有看到她向我奔來的樣子，因為男友在門口按鈴。而她衝出去的速度之快，而且不再穿小木屐了，是穿高跟鞋。她們4個人我也寫了你說的那篇散文《我的四個假想敵》，就是4個地下工作者，揹著我來追求我們家的4個女兒。而且我最不利的一點呢，是她們的媽媽還站在她們的那邊，裡應外合，所以最後只剩下我一個“昏君”了。我希望我的4個假想敵寫寫情書，可以鍛鍊中文，順便也可以讓我看看他們的文筆如何，可是他們總是打電話，那麼我也聽不到了，其中的玄妙我也不懂，並且荒廢了中文。所以偉大的情書已經成為絕響了。因為電話就裝在我的書房裡，一到晚上電話就來了，我家有5個女人，每個人要是有3個電話，我每晚就要接15個電話，都快成為接線生了。（笑）
何晴：我們都知道您與您的夫人白頭偕老，可以說生活安定幸福。您對這種生活態度解釋為，您用您的天才來寫作，而日子過得去就行了。是否正是這種安穩的家庭生活給您的寫作創造了穩定的環境？或者，它有時候是否也會侷限您的創作靈感？
余光中：要說安定，我少年時代很不安定，因此我才會讀3所大學，這意味著戰亂使我不能在同一個大學讀完，所以少年時代應該說非常動亂的，倒是我去臺灣之後生活才顯得安定。至於說幸福就很難說了，也有苦日子。後來的安定生活是給寫作提供了比較穩定的工作環境。
許多人都認為詩人多情，情感豐富，其實感情豐富的人多得很，詩人也不一定非要多情，家庭生活是不會侷限我的靈感的。至於靈感，它是一種神秘的東西，也是來源於生活的。靈感這個字眼應該最初是從國外來的，也就是“inspirition”。所以梁啟超當年也不知道怎麼辦，他乾脆翻譯成“因斯皮裡純”。可見沒有一個定理。現在都統稱為“靈感”。有人認為靈感要有就有，沒有就沒有，寫不出來就怪靈感。其實我覺得靈感是一位藝術家或者科學家對一個問題不知道怎麼辦，他經常思考，想多了這個問題甚至進入他的潛意識，做夢也在經營，散步也在思考，直到最後豁然貫通，那一刻如有神助，我們把它叫做靈感。其實靈感是不斷思考、不斷體會之後忽然沒有障礙了，想通了，問題很透明地呈現在你的面前，是不斷努力的結果。因此靈感絕對不會來拜訪懶惰的人。如果沒有事先的準備和思考，靈感恐怕不會來。如果沒有藝術的修養、技巧的鍛鍊，就算創意來的那一刻，他覺得靈光一閃，可是仍抓不住。就像凡高，他在畫家中也算是早熟的，他畫畫只有10年的工夫，從27歲到37歲，可是他也苦練了很久，臨古人的畫，直到他生命的最後兩三年才畫出像《向日葵》、《星光夜》等許多傑作。他的畫現在大家都很喜愛，但在他的生前他是世界上最寂寞的一個畫家，沒人欣賞他，沒人買他的畫，甚至沒有人愛他。所以，靈感並不一定需要豐富的感情經歷，也不一定要嘗試動亂的生活。
何晴：您是一個詩人，而在現實中您是如何用詩人的眼光來看待生活的？
余光中：每個人的生活中都要有詩，不過詩也只是一個象徵，一個人要過詩意的富有靈感的生活也不一定要做詩人。生活裡面光有真理，有美德還不夠，好像還缺少什麼。生活裡面還應該有藝術，不管是詩、繪畫、音樂或者是雕塑，總而言之，生活裡面應該有美。有一位美國的億萬富翁，他很喜歡他的小女兒，有一天他看到小女兒帶笑地走過來，心花怒放，那一刻他就想做個詩人，可是他想不起如何形容他的女兒多麼可愛，他想了半天說，啊，你美麗得像一張百萬元的大鈔。那就是說一個人雖然很富有，可是在詩意生活上可能是一個非常貧窮的人，因為沒有想象，連讚美女兒也想不出一句詩來，有那麼多錢有什麼用呢？所以美是不能量化的，它是一種質，不是一種量。所以王爾德說，現在人的毛病就是什麼東西都知道它的價格，可是沒有東西你能知道它的價值。
何晴：您被稱為當代詩壇健將、散文重鎮、著名批評家、優秀翻譯家，現已出版40餘種作品集。而在祖國大陸，您的詩歌似乎名聲更盛，一首《鄉愁》至今仍被引為經典。而您自己認為，您最喜歡的和實際成就最大的創作體裁是哪一種？或者說哪種文體創作給你帶來更多的收穫？
余光中：我想祖國大陸很多讀者都讀過或者會背《鄉愁》那首詩，不過我在大陸出版了二三十本書大部分還是散文，出的散文書還是比詩集多一點。我想大陸的讀者讀我散文的可能比讀詩的多。詩、散文、評論和翻譯這四樣體裁我都蠻喜歡的。有時候碰到這一方面比較不暢順的時候，就去經營另一方面，四樣換著寫。
何晴：請問您是怎樣看待翻譯的？或者您的翻譯觀是什麼？
余光中：翻譯吧，希臘神話中有9個姐妹，nine muses做文藝女神。文藝女神當然可以給詩人激勵和靈感的，9個繆斯，有的甚至還管到了歷史、天文，當然更多的管抒情詩、情詩、史詩等等，我說過惟獨沒有繆斯來培植翻譯，所以我說如果讓我來創造，我要創造the tenth muse，第十個繆斯專門扶植翻譯。因為翻譯是門藝術，一般的藝術家像詩人只要把他能夠寫得好的東西寫好就行了，而翻譯家呢要把人家寫好的東西過渡到另一種語言裡去。一般的藝術家要有創造力，可是翻譯家還要有適應力，別人的東西怎麼樣把它轉變成另外一種語言。我翻譯過王爾德的3本喜劇，他是英國唯美派的大師，喜歡玩文字遊戲。他的戲劇很難翻譯，特別是臺詞，唇槍舌劍，很犀利。在一個國際研討會上，我提出報告說我怎麼翻譯王爾德的，最後一段我說道，王爾德是不好翻，我翻過來的中文打七八折，但有時候碰巧呢，我的譯文比他的原文更好。那些與會者本來沒有注意聽，一聽到這句話都覺得我這個人很自負，我說當然嘍，王爾德的句子喜歡用對仗，對仗是中文最了不起的，因為中文是單音節對仗比英文方便，所以我一碰到他的對仗翻譯成中文後就比他漂亮。不是我比他高明，是中文在這一點上比英文高明。
何晴：在中西文化交融中，您是受到了衝擊還是啟發？為什麼您在西方生活那麼多年還是認為中國語言不能西化？
余光中：衝擊和啟發兩者都有，對於我來說當然是中國文學、傳統文化影響最大，中國作家一定要認清兩個傳統，一個是詩經的傳統，一個是五四以來的傳統，這兩個傳統對作家幫助很大。不過西方文學也幫了我很大的忙，提供給我另外一種觀點和角度。中國文學受西方影響這是不可避免的，世界上沒有一種文字能夠常葆純粹，特別是語文的優越性。所有的語文跟錢幣一樣都要跟外幣交流，而且其交流的情況跟貨幣的比值比起來複雜得多。其實中文很早就受到外來的影響。而現在影響我們最大的外文，就是英文。英文和中文開始交流的時候，英國人學中文的不多，中國人學英文的多。但許多社會科學的名詞最初都是日本先翻譯的，中國再翻過來的。許多難以翻譯的`名詞就用聲音解決，比如“坦克”“引擎”“作秀”，有些詞一直沿用下來。所以世界上語文是很難保持其純粹的，透過與外文交流以後多少會改變其面貌。
中文是一種非常了不起、美麗的文字，不能到了一個程度反而把中國的文學給拋掉了，或者中文跟著英文走，很西化。這些都不是好趨勢，應該引起中國讀書人的警覺。我在大學畢業後兩年曾經把《凡高傳》翻譯成中文，30多萬字，過了20年，又有出版社要出新版叫我來修正。結果我修正又花了一年，當初翻譯也才花一年，我修訂了兩萬處。倒不是因為我當時的英文很差勁有誤解，我改那麼多處是改我的中文，我現在的中文已經不像當年因猛讀英文而把英文的習慣帶到中文裡來那樣比較西化了。我現在不滿意那種寫法，所以把它洗一遍。林語堂先生生前和我講過，有人盜用他的書他一看就知道了。為什麼？因為他一生沒有用“人們”這兩個字，他說“人”變為複數加個“們”這不是中文，所以他只用“世人”“人人”“大家”。中文西化也有兩個結果，一個是善性西化，一個是惡性西化，這其中有成王敗寇的區別。舉徐志摩的詩《偶然》為例，他走了一步險棋，但字句歐化得恰到好處，這就是善性西化。
何晴：您怎樣評價中國新詩發展的100年曆程？您認為對新詩做過貢獻的詩人除了您還有哪些？
余光中：中國新詩的100年有很多好詩，也有很多好的詩人，從上個世紀20年代到現在名家輩出。早年不用說了，像聞一多、徐志摩這些人大家都耳熟能詳。那麼後來呢，像40年代的卞之琳就很好，他是很細膩的一位詩人。還有馮至，詩中很有哲理。而目前碩果僅存的兩位，一位就是辛笛，他目前在上海，另外一位就是臧克家了，好多年沒有寫了。這兩位都很好。像年輕一代傑出的詩人有舒婷、北島。
何晴：您認為詩歌創作有技巧可言嗎？要是有的話，您認為在裡面最重要的是什麼？
余光中：其實詩歌創作的許多技巧都和同情、想象力有關係，比如說誇張，“海上的浪像山一樣高，那就是把浪跟浪連在一起。”不過這個想象力很低階。那麼一個人對別人有同情，對萬物有同情和共鳴，這樣自然就接近一個詩人了，你的心底就能和萬物溝通。就像詩歌裡面的很多技巧，像明喻、暗喻、誇張、象徵等都和詩人的同情、想象力有關係。所以要用同情、想象力和廣泛的好奇來看萬事萬物。雪萊說的好，“科學重萬物之異，藝術重萬物之同。”能在萬物之間找到相同的一點就能有詩意，就是一個詩人了。
何晴：您一直在透過文學來促進兩岸和平，您認為兩岸文化差異在什麼地方？
余光中：你這個問題問得有點問題。兩岸文化說不上有差異，因為這其實是一種文化，就是政治情況不一樣，文化的源流還是一樣的。就我自己的感覺而言，無論是做學問，無論是寫作，無論在哪一岸，甚至於在香港，或者你是一個華人在南洋吧，或者你是一個留學生在歐美吧，只要你是一個華人，那你要做一個學者或者做一個作家，一定要認識兩個傳統，一個是中華文學的大傳統，那就是詩經以來的傳統，另一個是小傳統，就是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文學的傳統。一箇中國作家要是不知道這兩種傳統，那是不可能的。兩岸其實都是繼承了這兩個傳統。像臺灣最崇拜的一個神叫媽祖，媽祖就是福建人，她在海上救人，她成為臺灣海峽的守護神，她就是福建來的並不是臺灣本身的。他每年過年也是過中國年，他也要過中秋也要過端午，他中秋也要賞月，他元宵節也賞燈，他罵人還是用中國話。所以沒有兩岸文化的不同，絕對文化的不同，就算是文化表面上的若干現象不同，其實也是短期政治的分離的後果。所以無論是在臺灣還是在大陸，我常常說的一句話就是：“不要為了五十年的政治拋棄了五千年的文化。”
臺灣早年對於美國文化的吸收，對於英文的重視，現在大陸也在這麼做。當然把它當做世界化的一個階段未嘗不可，不過除了世界化之外，我想一箇中國的讀書人也要有歷史感。世界化是一個橫的宏觀，歷史感是對中國文化歷史的瞭解，應該是一個縱的宏觀。這兩個宏觀都是中國讀書人必須修煉的美德。
何晴：您的詩作《珍珠項鍊》對您和您夫人婚姻生活有什麼寓意嗎？
余光中：我寫給夫人那首《珍珠項鍊》正值我們結婚30週年，那已經是十幾年前了，是1986年。因為30年的婚姻按照西方的說法是珍珠婚，以買珍珠來紀念。所以我們經過香港的時候就進了一家珠寶店，店裡的女孩就拿來一個盤子，託著18寸長的珍珠項鍊說，這個很不錯。可是我後來又想，30年只有18寸，一寸光陰好貴啊。
因為珍珠是圓的，讓我想起晴天的露珠，雨天的雨珠，兩個人分開的念珠。所以兩個人在一起肯定是有晴又有雨的，有幸福又有迷茫。
何晴：您對當代大學生的戀愛怎麼看？
余光中：我覺得你們不要因為面對愛情將來可能的迷茫遲疑不決，你現在要追求幸福就儘管去追求幸福，不要擔心將來有幸福還是迷茫。有人說“只要青春不要痘”，事實上你選擇了青春也就要接受青春痘。（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