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下水道和孩子》品讀

汪曾祺《下水道和孩子》品讀

  【汪曾祺《下水道和孩子》原文】

  修下水道了。最初,孩子們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只看見一輛一輛的大汽車開過來,卸下一車一車的石子,雞蛋大的石子,杏核大的石子,還有沙,溫柔的,乾淨的沙。堆起來,堆起來,堆成一座一座山,把原來的一個空場子變得完全不認得了。(他們曾經在這裡踢毽子,放風箏,在草窩裡找那麼尖頭的綠蚱蜢——飛起來露出桃紅色的翅膜,格格格地響,北京人叫做“卦大扁”……)原來挺立在場子中間的一棵小棗樹只露出了一個頭,像是掉到地底下去了。最後,來了一個一個巨大的,大得簡直可以當做房子住的水泥筒子。這些水泥筒子有多重啊,它是那麼滾圓的,可是放在地下一動都不動。孩子最初只是怯生生地,遠遠地看著。他們只好走一條新的,彎彎曲曲的小路進出了,不能從場子裡的任何方向橫穿過去了。沒有幾天,他們就習慣了。他們覺得這樣很好。他們有時要故意到沙堆的邊上去踩一腳,在滾落下來的石子上站一站。後來,從有一天起,他們就跑到這些山上去玩起來。這倒不只是因為在這些山旁邊只有一個老是披著一件黃布面子的羊皮大衣的人在那裡看著,並且總是很溫和地微笑著看著他們,問他姓什麼,住在哪一個門裡,而是因為他們對這些石子和沙都熟悉了。他們知道這是可以上去玩的,這一點不會有什麼妨礙。哦,他們站得多高呀,許多東西看起來都是另外一個樣子了。他們看見了許多肩膀和頭頂,看見頭頂上那些旋。他們看見馬拉著車子的時候脖子上的毛怎樣一聳一聳地動。他們看見王國俊家的房頂上的瓦里嵌著一個皮球。(王國俊跟他爸爸搬到新北京去了,前天他們在東安市場還看見過的哩。)他們隔著牆看見他們的媽媽往繩子上曬衣服,看見媽媽的手,看見……終於,有一天,他們跑到這些大圓筒裡來玩了。他們在裡面穿來穿去,發現、尋找著各種不同的路徑。這是橋孔啊,涵洞啊,隧道啊,是地道戰啊……他們有時伸出一個黑黑的腦袋來,喊叫一聲,又隱沒了。他們從薄暗中爬出來,爬到圓筒的頂上來奔跳。最初,他們從一個圓筒上跳到一個圓筒上,要等兩隻腳一齊站穩,然後再往另一個上面跳,現在,他們連續地跳著,他們的腳和身體已經習慣了這樣的弧形的坡面,習慣了這樣的運動的節拍,他們在上面飛一般地跳躍著……

  (多給孩子們寫一點神奇的,驚險的故事吧。)

  他們跑著,跳著,他們的心開張著。他們也常常跑到那條已經掘得很深的大溝旁邊,挨著木欄,看那些奇奇怪怪的木架子,看在黑洞洞的溝底活動著的工人,看他們穿著長過膝蓋的膠皮靴子從裡面爬上來,看他們吃東西,吃得那樣一大口一大口的,吃得那樣香。夜晚,他們看見溝邊點起一盞一盞斜角形的紅燈。他們知道,這些燈要一直在那裡亮著,一直到很深很深的夜裡,發著紅紅的光。他們會很久很久都記得這些燈……

  孩子們跑著,跳著,在圓筒上面,在圓筒裡面。忽然,有一個孩子在心裡驚呼起來:“我已經頂到筒子頂了,我沒有踮腳!”啊,不知不覺的,這些孩子都長高了!真快呀,孩子!而,這些大圓筒子也一個一個地安到深深的溝裡去了,孩子們還來得及看到它們的淺灰色的脊背,整整齊齊地,長長地連成了一串,工人叔叔正往溝裡填土。

  現在,場子裡又空了,又是一個新的場子,還是那棵小棗樹,挺立著,搖動著枝條。

  不久,溝填平了,又是平平的,寬廣的.,特別平,特別寬的路。但是,孩子們確定地知道,這下面,是下水道。

  【汪曾祺散文的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沒有結構的苦心經營,也不追求題旨的玄奧深奇,平淡質樸,娓娓道來,如話家常。汪曾祺曾說過:“我覺得傷感主義是散文的大敵。挺大的人,說些姑娘似的話……我是希望把散文寫得平淡一點,自然一點,家常一點的。”因此品讀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聽一位性情和、見識廣博的老者談話,雖然話語平常,但饒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汪曾祺的散文寫風俗,談文化,憶舊聞,述掌故,寄鄉情,花鳥魚蟲,瓜果食物,無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蟲》中,他向讀者介紹了蟈蟈、蟬、蜻蜓、螳螂的品種、習性和孩童捕捉昆蟲的情形。如他說:“叫蚰子(蟈蟈的俗稱)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樹枝火中,一會兒就熟了。味極似蝦”。說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塗上黏膠捉蟬。作者小時候用蜘蛛網捉蟬。選一根結實的長蘆葦,一頭撅成三角形,用線縛住,看見有大蜘蛛網就一絞,三角里絡滿了蜘蛛網。瞅準了一隻蟬,輕輕一捂,蟬就被黏住了。讀到此處,不覺會心一笑,好像說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質樸,不事雕琢,緣於他心地的淡泊和對人情世物的達觀與超脫,即使身處逆境,也心境釋然。在被打為右派下放勞動的日子裡,他奉命畫出了一套馬鈴圖譜。他認為在馬鈴研究站畫圖譜是“神仙過的日子”,畫完一個整,還要切開來畫一個剖面,畫完了,“塊就再無用處,我於是隨手埋進牛糞火裡,烤烤,吃掉。我敢說,像我一樣吃過那麼多品種的馬鈴,全國蓋無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觀念的輸,但發人深思。如《吃食的文學》和《苦瓜是瓜嗎》,其中談到苦瓜的歷史,人對苦瓜的喜惡,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後談到文學創作問題:“不要對自己沒有看慣的作品輕易地否定、排斥”“一個作品算是現實主義的也可以,算是現代主義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個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說它是瓜也行,說它是葫蘆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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