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散文《北京人的遛鳥》

　　引導語：北京人喜歡遛鳥，養的鳥的種類也很多，大別起來，可以分為大鳥和小鳥兩類。下面就是有關中國作家汪曾祺的散文《北京人的遛鳥》原文，歡迎大家閱讀學習。

　　遛鳥的人是北京人裡頭起得最早的一撥。每天一清早，當公共汽車和電車首班車出動時，北京的許多園林以及郊外的一些地方空曠、林木繁茂的去處，就已經有很多人在遛鳥了。他們手裡提著鳥籠，籠外罩著布罩，慢慢地散步，隨時輕輕地把鳥籠前後搖晃著，這就是“遛鳥”。他們有的是步行來的，更多的是騎腳踏車來的。他們帶來的鳥有的是兩籠——多的可至八籠。如果帶七八籠，就非騎車來不可了。車把上、後座、前後左右都是鳥籠，都安排得十分妥當。看到它們平穩地駛過通向密林的小路，是很有趣的，——騎在車上的主人自然是十分瀟灑自得，神清氣朗。

　　養鳥本是清朝八旗子弟和太監們的愛好，“提籠架鳥”在過去是對遊手好閒，不事生產的人的一種貶詞。後來，這種愛好才傳到一些辛苦忙碌的人中間，使他們能得到一些休息和安慰。我們常常可以在一個修鞋的、賣老豆腐的、釘馬掌的攤前的小樹上看到一籠鳥。這是他的夥伴。不過養鳥的還是以上歲數的較多，大都是從五十歲到八十歲的人，大部分是退休的職工，在職的稍少。近年在青年工人中也漸有養鳥的了。

　　北京人養的鳥的種類很多。大別起來，可以分為大鳥和小鳥兩類。大鳥主要是畫眉和百靈，小鳥主要是紅子、黃鳥。

　　鳥為什麼要“遛”?不遛不叫。鳥必須習慣於籠養，習慣於喧鬧擾嚷的環境。等到它習慣於與人相處時，它就會盡情鳴叫。這樣的一段馴化，術語叫做“壓”。一隻生鳥，至少得“壓”一年。

　　讓鳥學叫，最直接的辦法是聽別的鳥叫，因此養鳥的人經常聚會在一起，把他們的鳥揭開罩，掛在相距不遠的樹上，此起彼歇地賽著叫，這叫做“會鳥兒”。養鳥人不但彼此很熟悉，而且對他們朋友的鳥的叫聲也很熟悉。鳥應該向哪隻鳥學叫，這得由鳥主人來決定。一隻畫眉或百靈，能叫出幾種“玩藝”，除了自己的叫聲，能學山喜鵲、大喜鵲、伏天、葦乍子、麻雀打架、公雞打架、貓叫、狗叫。

　　曾見一個養畫眉的用一架錄音機追逐一隻布穀鳥，企圖把它的叫聲錄下，好讓他的畫眉學。他追逐了五個早晨(北京布穀鳥是很少的)，到底成功了。

　　鳥叫的音色是各色各樣的。有的寬亮，有的'窄高，有的鳥聰明，一學就會;有的笨，一輩子只能老實巴交地叫那麼幾聲。有的鳥害羞，不肯輕易叫;有的鳥好勝，能不歇氣地叫一個多小時!

　　養鳥主要是聽叫，但也重相貌。大鳥主要要大，但也要大得勻稱。畫眉講究“眉子”(眼外的白圈)清楚。百靈要大頭，短嘴。養鳥人對於鳥自有一套非常精細的美學標準，而這種標準是他們共同承認的。

　　因此，鳥的身份懸殊極大。一隻生鳥(畫眉或百靈)值二三元人民幣，甚至還要少，而一隻長相俊秀能唱十幾種“曲調”的值一百五十元，相當一個熟練工人一個月的工資。

　　養鳥是很辛苦的。除了遛，預備鳥食也很費事。鳥一般要吃拌了雞蛋黃的棒子麵或小米麵，牛肉——把牛肉焙乾，碾成細末。經常還要吃“活食”，——蚱蜢、蟋蟀、玉米蟲。

　　養鳥人所重視的，除了鳥本身，便是鳥籠。鳥籠分圓籠、方籠兩種。一般的鳥籠值一二十元，有的雕鏤精細，近於“鬼工”，貴得令人咋舌。——有人不養鳥，專以蒐集名貴鳥籠為樂。鳥籠裡大有高低貴賤之分的是鳥食罐。一副雍正青花的鳥食罐，已成稀世的珍寶。

　　除了籠養聽叫的鳥，北京人還有一種養在“架”上的鳥。所謂架，是一截樹杈。養這類鳥的樂趣是訓練它“打彈”，養鳥人把一個彈丸扔在空中，鳥會飛上去接住。有的一次飛起能接連線住兩個。架養的鳥一般體大嘴硬，例如錫嘴和交嘴鵲。所以，北京過去有“提籠架鳥”之說。

　　汪曾祺軼事

　　汪曾祺先生的文章寫得好，其詩詞字畫也十分了得。不愧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後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他卻自謙地說：“我作畫只是自己瞎抹，無師法。”他的作品卻深得黃永玉、吳冠中的賞識，李政道家的客廳裡就掛著汪老的一幅秋海棠。汪老兒女們在《老頭兒汪曾祺》裡說：“父親送人字畫非常大方，真是來者不拒，有時還主動問人家：‘你有沒有我的字畫?’，畫得好的、比較得意的全都送人了”。雖說汪老自謙是“業餘”畫家，但字是下過工夫的，臨過數種碑帖。兒時去文遊臺玩，還忘不了用薄紙蒙在《秦郵帖》石刻上，用鉛筆在紙上來回磨蹭，把字帖拓下來的字帶回家臨摹。詩詞於他雖說是偶為一作，欣然所至，隨意而成，然他的詩既嚴守格律，又淡雅爽朗，通俗易懂。

　　汪老送字畫與人，也不完全隨意，是有選擇性的。金先生說有次在北京汪老的家裡，有人敲門，金先生就去開門，只見有一人立在門口問汪老在家嗎?汪老聞聲問是誰並要其進門，那人原來是琉璃廠某畫店的老闆，想買汪老的字畫，汪老說我的畫不賣錢，也不以賣字畫為生，我的字畫都送人了。你要買字畫我可介紹你去找趙樸初、吳冠中他們，對方回答他們的價位太高。汪老又問為什麼要我的字畫?畫店老闆回答說一個客戶點名要您的字畫。汪老說我從來不賣字畫。說完就婉轉地下了“逐客令”。

　　汪老嗜酒如命，他床肚下有許多空酒瓶，金先生問為什麼不撂掉，汪老回答懶得撂。老伴施松卿說他常一邊寫字看書，一邊拿著酒瓶喝一口，當喝到微醉狀態時寫字作畫最為傳神，佳作常出於此時。

　　汪曾祺喝酒很雜，也不考就，家裡的好酒常捨不得喝，一般情況下也就是北京二鍋頭。有一次他打電話給著名作家鄧友梅，邀其到家裡喝酒，並拿著菜籃子出去買菜了。鄧友梅到他家靜候多時也不見他回來，哪知他竟把這件事給忘了，跑到小酒店點盤小菜自斟自飲起來，回到家說菜沒有了了事。一次汪老又拿著菜籃子出去買菜了，金先生想跟著他出去，順便了解一下北京的菜場行情及市井生活，汪老執意阻攔他，說你到我書房看看字畫吧。過了一段時候他又空著籃子回來了，實際上他又是到小酒店獨自喝酒去了。汪老到小店喝酒，一是嗜好，二來也是他觀察市井，尋找生活素材最好方式之一。正因為如此，他才能寫出《安樂居》、《泡茶館》這樣繪炙人口的文章。《歲寒三友》中的如意樓，《撿爛紙的老頭》的烤肉劉，“綠楊飯店”從興盛到衰敗，汪曾祺筆下的酒館無一不與他嗜酒的經歷有關，不僅“酒樓”如此，“茶館”也同樣被賦予日常生活精神的指數。汪曾祺筆下的人都安於自然的生活，對生活沒有虛妄的期待，對現實也沒有太多的怨言，他們只是接受著生活的樣子，並享受著生活中存在的樂趣。汪曾祺以“歡悅的活著”作為自己人生的哲學，他的小說就是這種人生態度的文學表達。

　　因他喜酒嗜酒，一家人都監督他，生怕他喝多。小孫女就是個“密探”，偶爾汪老跑到廚房拿著作料酒偷偷地喝上一口，被小孫女發現了，她馬上就叫起來“爺爺又偷酒喝了!”一次金先生從高郵捎去兩瓶醉蝦，汪老突然問金先生什麼是最好的下酒菜，金先生回答說不知道，他說就是醉蝦，有它喝酒就足以了。又有一次金先生去北京給汪老帶去兩條紅塔山香菸，他說香菸你下次就不要帶了，雲南菸廠的老總說我這一輩子的香菸他都包了，是白殼子的特供煙，定期送上門，象徵性地收兩毛錢一包。

　　汪老去世後，汪老的子女想找人寫碑文的字，找到當時北京書畫界權威林岫問誰寫最適合，回答說汪老在世很欣賞大康的字，如若大康願意寫是最好的了，可大康的字在當時最高的已賣到一萬元一個字，汪老的女兒汪朝找到大康並說明來意，大康欣然答應，二話不說就寫了“高郵汪曾祺”五個蒼勁有力的楷書，錢分文不收。後來應汪家要求，補寫了“長樂施松卿”及“之墓”七個字，形成一個合葬墓碑文。事後汪家過意不去就給大康送去兩瓶好酒，大康依然不收，說他的酒喝不了。

　　說到大康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次有一位房屋開發商到大康的住處想要他寫字，當知道他的身份後大康就斷然拒絕，並忿然地說“簡直是豈有豈理，對牛彈琴”。

　　據說汪曾祺家人曾有意願將汪曾祺的骨灰分一半安葬到高郵，不知什麼原因沒有得到有關部門的爽快認可，汪家人也淡定低調。汪老在世時曾要求落實政策，返還部分房產，以便常回來小住便於寫作，但在那個特定的政治環境下始終沒有得到落實。近期高郵文化界有人曾就汪曾祺房屋以前沒有落實政策的問題打起口水仗，我認為很沒有必要。若要說以前的市領導有責任，但近兩三任市領導都承諾要對“汪氏故居”投資改造，就是“只聽樓板響，不見人下來”。這責任又是誰的?外地許多名人經常來高郵“朝聖”汪曾祺的故居，看後心情都十分地難受。近期，汪氏親屬實在等不下去了，自已掏錢進行維修。故居與紀念館是兩個不同慨唸的建築，不可偏廢與替代。都喊要打造文化高郵，建立全國的歷史文化名城，為何又偏偏對汪曾祺故居這個現成的招牌不修造呢?文化是旅遊的靈魂，旅遊是文化的載體。鳳凰古城因沈從文而成名，岳陽樓因范仲淹的《岳陽樓記》而出名......高郵歷史悠久，文化遺存較多，若能圍繞秦少游、汪曾祺做點文章，必將對高郵的旅遊觀光事業是個有力的推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