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王昌齡對《楚辭》的繼承與超越
詩人王昌齡對《楚辭》的繼承與超越
王昌齡忠君愛國、竭忠盡智，卻無罪遭貶，在荊楚地區輾轉徘徊近半生，楚國的山山水水、文化底蘊都對他的文學創作產生了揮之不去、無法磨滅的影響，這其中，尤以《楚辭》中詩歌傳統的薰陶浸染為最。
一、引言
王昌齡，字少伯，盛唐著名詩人。他的一生中有過兩次的貶謫經歷，初貶至嶺南，再貶至龍標(今湖南黔城)，直至安史之亂爆發，他才得以北上還鄉，可以說，王昌齡自入仕之後的半生時光都是在貶謫之地――荊楚地區度過的，因而他在貶謫地區的詩歌創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楚國山川河流、風土人情，文化底蘊的浸染，這其中自然會以《楚辭》中的詩歌傳統為最多。
王昌齡貶謫時期的心境和屈原放逐時期大致相當，都面對進和退、仕和隱、屈服和堅持的尖銳矛盾。屈原忠於國家，卻遭放逐，對楚懷王、頃襄王既有幽怨，又始終對他們抱有朝一日幡然悔悟的幻想，對包圍在楚王周圍的靳尚、子蘭等群小表現出一種切齒之恨，且對自己的所作所為“雖九死而未悔”;同樣，王昌齡也為自己一心為國、竭忠盡智卻遭貶謫的經歷深感冤屈。對於他兩次被貶的時間和原因，新舊《唐書》都沒有明確的說明，據殷的《河嶽英靈集》中所稱，他的兩次被貶都是因為“不或細行”，昌齡自稱則說是“本性依然諾，得罪由己招”，關於王昌齡的一生，正史記載甚少，多在筆記小說之中，然而即使是從這些有限的史傳資料中，我們依然可以領會到他歷經坎坷、命途多乖的生活境況和蒙冤受垢、壯志難酬的悲哀和不幸，只是，作為一名正值開元、天寶年間的盛唐詩人，王昌齡的身上還是帶有著一種盛唐時代的人才有的胸懷與氣魄，即使是晚年被貶至龍標，卻依然能夠寫出“便令海內休戈矛，何用班超定遠侯!”的曠達詩句。而屈原則由於具有古代帝王的後裔的身份、所受到的思想薰陶比較單一，以及容易走向極端的楚民族性格等原因，使屈原最終只能赴身汨羅，以生命去殉自己至死不渝的理想。而王昌齡卻當直面生命危機的時候，能夠吸取儒家的達觀態度和道家的逍遙觀念以及佛家的宿命意識來綜合除錯自己的心情，也能夠吸取自兩漢以來逐步形成的，尤其以陶淵明為代表的荊楚詩人摒棄功名富貴，歸隱田園，淡泊人生的精神，因而在他的貶謫詩歌中多了份進退自如、寵辱不驚的恬淡成分。
正是有了這種思想和現實處境的異同，使得王昌齡貶謫詩歌的思想感情和藝術風格，都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楚辭》的詩歌傳統，卻又有屬於自己的一定新變。正如清人沈德潛在《唐詩別裁集》(卷十九)中所說的：“龍標絕句，深情幽怨，意指微茫，令人測之無端，玩之無盡，謂之唐人《騷》語可。”從這句評語中我們可以揣測出，在沈德潛的心目中，王昌齡的詩歌是可以看做盛唐時代的《離騷》的，因為它既有《離騷》中“哀怨感傷，發憤抒情”的“騷怨”精神，也有盛唐時代的博大胸襟和氣度，正所謂是既有繼承，也有超越。
二、王昌齡的送別詩在思想感情上對《楚辭》的接受與開拓
王昌齡貶謫詩中的送別詩在思想感情上的確發揚了屈原《離騷》的“哀怨感傷，發憤抒情”的傳統，不僅充分地表達了自己對懷才不遇、遠謫蠻荒，朝廷小人得志、黨人偷樂的殘酷現實的不平與反抗，也表達了自己對親朋好友的不捨與思念之情。只不過《離騷》在抒情時顯得外露而奔放，如高山飛瀑，一瀉千里，乃至班固、朱熹批評屈原《離騷》“露才揚己”、“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為訓”;而王昌齡作詩，則重在寓情於景，情景交融，表露心緒的手法較為含蓄曲折，尤其擅長塑造意境，聞一多先生就曾說過，“就藝術言，唐詩造詣最高的作品，當推王昌齡，王之渙，李白諸人的七絕”，這裡所指的“藝術”，即是關於詩歌意境的塑造，如《送魏二》一詩：
醉別江樓橘柚香，江風引雨入舟涼。憶君遙在瀟湘月，愁聽清猿夢裡長。
這首詩是王昌齡貶為龍標時所作，半生的漂泊無定使得詩人的心中有著濃郁的漂寓之感，漫長的求名之路上，沒有一個歸宿，所渴求的東西永遠渺若星辰，這種落寞而又哀傷的心緒促使他需要一個情感的依託點，而這個基點便是屈原。千年之前的楚國大地上漂泊著“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三閭大夫的孤獨身影，千年之後在他“行吟”的地方拘籠著的是命運多舛、無罪見棄的王昌齡的落魄形跡，相似的心情，同樣的土地，強烈的歸依感使得王昌齡自然而然地也在文學創作上繼承了《楚辭》中的詩歌傳統，在他貶謫時期的詩歌中，尤其是送別詩中都蘊含著一種濃郁的感傷情懷。
橘柚香，瀟湘月，清猿愁，這些極具楚國特徵的意象透過王昌齡的筆法安排營造出了一種一派蕭瑟悽楚之意，讓讀者們極易身臨其中，感同身受。而清人沈德潛曾說過，盛唐人絕句“有餘蘊”，即是給讀者們留下了更多的想象餘地，這首詩中的前兩句就是如此，詩人的心情雖然傷感留戀，但卻又描繪的非常含蓄，這也是王昌齡不同於屈原“高山飛瀑，一瀉千里”的抒情風格。詩中上兩句寫送別，對於惜別則只是從環境描寫中作了一些暗示，而將它留在下兩句中來寫，但又不說自己為離別感到惋惜，而只寫朋友和自己分別之後所遇到的景物以及所具有的心情，他想到的是魏二和自己分別之後，在遙遠的瀟湘之上，愁聽猴猿清幽的啼聲，就連睡夢之中都無法摒斥。這裡顯然是用一個虛擬的情景來展示朋友行旅中的孤寂和在這種孤寂環境中的愁苦心情，但更主要的則是同時展示了自己對於朋友的同情和留戀之情。沈祖�先生對此曾評價說：“這種用虛擬的辦法來書寫心情，是詩人所常用的手段之一。他(即王昌齡)藉助於想象，能夠擴大意境，深化主題。” 然而，王昌齡貶謫詩歌中的送別詩也不盡是悽楚傷感之作，作為一個生活在盛唐時代的詩人，他的身上必然還帶有著一種博大的胸襟和氣度，不然他也是無法寫出那“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的宏偉氣象的，即使身處於人生落魄之時，他依然還擁有著一種振奮的精神和勝利的信心，如《送柴侍御》：
沅水通波接武岡，送君不覺有離傷。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
這首詩也是王昌齡左遷龍標時所作，同為送別詩作，這首詩卻全然不見孤寂悲愁的色彩，更多的是洋溢著一種積極向上的樂觀主義精神。
自古以來，人之常情都是“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但王昌齡在此詩中卻首先道出“送君不覺有離傷”，別出心裁，向讀者們提出了一個疑問，在詩篇的三四兩句中又借景抒情，巧妙地做出了回答：我們分別後雖身處兩地，但江河雲雨，青山明月，都在把我們緊緊地聯絡在一起，都在為我們傳遞著思念的友情。比起前一首送別詩來看，這首詩中的送別之情，不見悽風苦雨，反見青山明月，不見悲傷愁苦，反間高潔曠達，自有一種盛唐宏大的氣象蘊含其中。
遠謫蠻荒，哀怨激憤，但卻又不像屈原一般一味地幽怨傷感，而是以理智曠達的態度，含蓄曲折的手法來書寫自己的難言之痛，在王昌齡貶謫時期的送別詩中還有很多，如《留別武陵袁丞》、《送李濯遊江東》、《送郭司倉》、《西江寄越弟》、《送薛大赴安陸》等等，這些送別詩既繼承了屈原《離騷》中的感傷情懷，又融入了王昌齡豁達樂觀的心態，在思想感情上可謂是既有接受，也有開拓。
三、王昌齡的山水詩與《楚辭》在景物描寫和意境構造上的異曲同工
由於仕途遭遇相似，創作心態相近，面對的南楚蠻荒之自然環境和尚巫信鬼的文化氛圍相同，以及用詩來言志的藝術追求同調，使得王昌齡在詩歌的景物描寫和意境構造上與屈原有著極為相似之處：都透過對荊楚地區山深谷永、雲遮霧罩的自然環境和幽靜清麗、珍奇獨特的景物描寫來構築一種適合表達自己心情的藝術氛圍，營造出超凡脫俗、情與景水乳交融的幽獨意境，如《聽流人水調子》：
孤舟微月對楓林，分付鳴箏與客心。嶺色千重萬重雨，斷絃收與淚痕深。
對於此詩，聞一多先生曾有過如下評論，他說：“首句中‘楓林’二字將《楚辭・招魂》的意境全盤托出，次句是用樂音寫流人的心境，三四兩句是寫將千重萬重山雨收來眼底，化作淚泉，客心的酸楚便可在弦外領略了。”《招魂》是在懷王死後，屈原為招懷王之魂而作。全詩由引言、正文、亂辭三部分組成，內容主要是以宏美的屋宇、奢華的服飾、豔麗的姬妾、精緻的飲食以及繁盛的舞樂，來招楚懷王的亡魂。《招魂》可能是在招魂儀式中演唱的，但從那“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的呼喚聲中，我們亦可感受到屈原對於楚國故土的極度熱愛和眷戀。
而王昌齡一生仕途多舛，屢遭貶謫，荊楚山水雖美不勝收，卻依然抵不過對於家鄉親人好友的思念。遷客，遷客，他半生都是異鄉的客人，漫無目的的貶謫之路上，只有那一片孤舟，一輪殘月陪伴著自己，而不知何處傳來的淺淺箏音襯著那潺潺的溪水，將山嶺之外的點點微雨都化作了自己眼底的淚痕。這首詩中，王昌齡透過一系列極具楚國風格的意象營造出了一種悲傷淒涼的意境，同時他將自己的心境也融入其中，將心中的那份濃郁的客寓意識委婉含蓄地表達了出來，令旁人讀來也不禁潸然淚下。
又如其《巴陵別劉處士》：
劉生隱岳陽，心遠洞庭水。掩帆入山郭，一宿楚雲裡。
竹映秋館深，月寒江風起。煙波桂陽接，日夕數千裡。
李雲逸先生在《王昌齡詩注》中認為這首詩是開元二十五年(737年)的秋天王昌齡謫赴嶺南途經巴陵時所作，此詩雖然也可歸為送別詩，但詩歌中有關荊楚地區的自然山水意象卻俯拾皆是，洞庭湖水上是煙波浩渺，岳陽桂陽之間是千里之遙，冷月江風中瀰漫了哀哀猿啼，雁過湘江終於帶來了友人的訊息，一派悽清渺茫的瀟湘景緻中蘊涵著依依的離別之情，宛如一幅悽清幽冷的楚國潑墨山水畫。筆者也曾閱讀統計過王昌齡所有的貶謫詩歌，它們無一不沾染了楚地所特有的地域特色，而這種地域特色的直觀表現，便是透過作者別緻的物象選擇和意境構造上的獨特的審美感受來實現的。筆者發現，王昌齡的貶謫詩偏愛使用楚地所特有且傳統的冷月、江水，楚山、大雁、孤舟、楓林、橘樹、猿啼等。淒厲的猿啼，漂泊的孤舟可以說是羈旅征途的語碼，表現了思歸的淒涼情感和羈旅征途的孤寂無助，另外，瀟湘多流水，而江水的流動正代表了詩人情感中柔軟脆弱的那一面，被王昌齡賦予了貶謫的意味，成為了他漫長無望的貶謫生涯中的一個動態參照。
王昌齡的貶謫山水詩和《楚辭》在寫景抒情、意境構造上又有不同之處，《楚辭》總是寫景抒情交錯進行，景物只是為強烈的抒情起鋪墊和烘托作用，且意境構造虛實結合，詩歌中有明顯的主觀形象。王昌齡在這一點上充分繼承了《楚辭》中的詩歌傳統，意境的塑造，詩人主觀形象的融入都有著非常明顯的《楚辭》風格，但是，王昌齡的山水詩歌更有著屬於自己的風格特色，他多以客觀的景物描寫為主，尤其是那些寫景絕句，偏重於荊楚地區清冷、幽奇、奇異的山川景物，構造出一種“言微旨遠，語淺情深”的絕妙意境，將主觀之情充分地滲入足已觸及心靈的意境之中，融主客於一體，即使是有情緒表露，也多為忘情山水，厭倦塵世之意，且多委婉平和，絕不像《楚辭》那樣外露和激越，景物描寫和意境構造都採用實寫，沒有了《楚辭》中變化萬端的虛幻成分。如《太湖秋夕》：
水宿煙雨寒，洞庭霜落微。月明移舟去，夜靜魂夢歸。暗覺海風度，蕭蕭聞雁飛。
天寶前期，王昌齡曾任江寧丞，有過潤州(今江蘇鎮江)、廣陵(今江蘇揚州)以及太湖之遊，本詩即作於此時。王昌齡任江寧丞是在貶謫嶺南之後，亦即是說他已經領略過荊楚地域的山水文化，詩作之中也初步顯露了這一地域的另類特色，這首詩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詩中景物雖非荊楚地區之物，但字裡行間卻流露出了濃郁的“清湘”氣息，有一種淡淡的蕭瑟感傷氣氛，況且不拘句數是楚國古歌謠到《楚辭》形成的久遠的詩歌傳統，許多流寓到楚地的詩人，就受到其影響，尤其在六句詩方面比較明顯，如柳宗元、杜甫等到楚地之後便創作了不少的六句詩。而如果從詩歌的情感脈絡來看，這首《太湖秋夕》如果沒有最後一聯，便成了一首純粹的寫景絕句，無法表達詩人心中那種悵然若失、思鄉心切的心情，其實此聯恰好委婉地將客觀之景與主觀之情勾連了起來，具有點睛之妙。 四、王昌齡的.訪僧問道詩在隱逸思想上對《楚辭》的繼承與發揚
王昌齡在荊楚地區輾轉徘徊近半生，第二次貶謫至龍標更是在此地足足滯留了七年，可以說，他的貶謫詩歌必會受到荊楚詩歌傳統的深厚薰陶。從其在武陵地區(今湖南省常德市)所創作的訪僧問道詩來看，就帶有《楚辭・漁父》中所流露出來的逍遙觀念，只是《漁父》中的逍遙高蹈帶有濃厚的神秘色彩，具有虛構幻化的特徵，不能算作真正意義上的隱逸題材的詩歌，但即使如此，它畢竟成為了荊楚隱逸詩歌的“源頭”，對於王昌齡的貶謫詩歌具有一種理念上的啟示意義，如《武陵開元觀黃鍊師院》：
松間白髮黃尊師，童子燒香禹步時。欲訪桃園入溪路，忽聞雞犬使人疑。(其一)
先賢盛說桃花源，塵忝何堪武陵郡!聞道秦時避地人，至今不與人通問。(其二)
山觀空虛清靜門，從官役吏擾塵喧。暫因問俗到真境，便欲投誠依道源。(其三)
仕和隱從來都是文人墨客們心中永遠的兩個結，而“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也歷來都是中國文人的傳統，作為僻遠卑溼、遠離京城的貶謫之所的荊楚地區，遷謫之人中，雖亦有如范仲淹所說“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每飯不忘君父的忠貞之士，然而對於不為君主及時代所容的人來說，縱有憂君憂民之心，亦是無可奈何的，倒不如獨善其身來得更現實一些。何況，湘楚大地上也早有著隱逸避世的傳統。《論語・微子》章中記載的楚狂接輿的故事、長沮桀溺耦而耕的故事、子路遇荷丈人的故事，就都反映了楚國的隱士們身處亂世則隱退以全其德的思想。王昌齡一生命途多舛，連遭貶謫，心中自然有所冤屈不平之意，他身在荊楚之地，感受到了《楚辭・漁父》中逍遙高蹈的隱逸之風，又曾在赴龍標之途中在武陵地區留居過一段時間，想起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記》，心中也必是有所感慨的，因而在此期間，他曾一口氣創作了四首訪僧問道的詩歌，除了上文所列舉的一題三首之外，還有一首《武陵龍興觀黃道士房問易因題》，這兩題四首詩反映的都是王昌齡在武陵拜訪兩位黃姓道士的真實記錄，也展現了他對於道家隱逸思想問題的追問與嚮往之情。而《武陵開元觀黃鍊師院三首》這一題三首詩表面上是寫開元觀黃鍊師幽靜平和的修煉氣質，實際上是借對傳說中“世外桃源”境界氣氛的渲染，暗示自己對道家退隱自全、潔身自好人生觀的追慕和嚮往。如其第二首中便專門以精煉簡潔的語言再現了“桃花源”的盛況，並說明，桃花源人民安寧避世的生活是容不得俗世半點的驚擾和玷汙(“塵忝何堪武陵郡”)的，那樣的怡然自樂的生活是紅塵俗世中的人，當然也包括詩人自己一種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也許正因為求而不得，王昌齡才會轉而訪僧問道，“暫因問俗到真境，便欲投誠依道源”，心中希冀著能夠從道家的出世隱逸思想中得到些許的慰藉和片刻的寧靜。
總的說來，王昌齡在這一題材的詩歌方面，首先是受到了《楚辭》中隱逸思想的源頭的理念啟發，又受到了陶淵明的古風影響以及道家出世觀念的浸染薰陶，才有瞭如今自成一派的自家隱逸風格的訪僧問道詩。
五、結語
總之，王昌齡在貶謫期間的詩歌創作，由於創作心態和屈原大同小異，所面對的荊楚地區的自然、文化環境完全相同，使得他的詩歌創作不可避免地受到荊楚詩歌，尤其是《楚辭》詩歌傳統的影響，流露出濃郁的荊楚地域氣息。但由於王昌齡畢竟是在中原文化中成長起來的，其思想和學識修養都帶有北方文化雜取百家的痕跡，以至其在詩歌的思想感情上，對《楚辭》的詩歌傳統既有因承又有開拓。然而，總的看來，由於荊楚文化和《楚辭》中詩歌傳統的獨特魅力，以及他半生都在荊楚地區流連徘徊，使得他的詩歌尤其是貶謫期間的詩歌深深地打上了荊楚烙印，也正是如此，才使得他的詩歌成為最具特色的南楚絕唱而蜚聲中國古代詩壇，流響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