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中的“義利之辨”
王安石變法中的“義利之辨”
廟堂之上一場脫離了“以民為本”的富國強兵運動——“熙寧變法”擾攘北宋末年半個世紀，求治心切的君臣新政最終以大爭議、大悲劇的姿態，留在了中國的歷史長河裡。王安石身後留下的，是黨爭紛起、國威日蹙的江河日下。聚斂害民、剝民興利的惡法遭到了廣大有識之士的強力反對，圖為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向宋神宗哭訴：“王安石是要用新法搞得天下大亂!”
王安石與宋神宗的治國理念，可謂志同道合——都是“理財”二字。神宗登基之初，就告誡大臣：“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而王安石早在嘉祐三年(1058年)，就在給前任領導人宋仁宗的報告裡提到，“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不過，王安石的政治主張，卻受到昔日好友司馬光的強烈反對。
仁宗時期，司馬光與王安石一同為官，關係特鐵，每當閒暇之時，就約上呂公著、韓維兩位同僚，聚在一起談笑整日，很少有外人能參與其間，時人稱他們是“嘉祐四友”。雖是鐵哥們，但王安石與司馬光卻性格迥異、政見相左。
他們二人曾同在包拯手下任群牧司的判官。某日，群牧司的牡丹盛開，包大人雅興大發，邀二人置酒賞花。兩人平日都不喜飲酒，但包領導興致很高，總是舉酒相勸。司馬光不好意思拒絕，只好勉強飲下，王安石終席一滴未飲。王安石的執拗由此可見一斑，後來當了宰相，被人私底下喚作“拗相公”，並非沒道理。
而兩人的政見差異，早在變法之前就有苗頭。宋朝是典型計程車大夫政治，這得益於“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宗家法，任何事都可拿到朝廷上公開討論。熙寧元年(1068年)冬天，黃河以北大旱，國家財政緊張，中書省和樞密院兩府的執政官向神宗提議，請大臣辭讓祭天時賞賜的金帛。神宗於是讓諸位學士討論，參加討論的有司馬光、王和王安石三人。
司馬光說：“現在國家用度不足，災害接二連三，節省冗費須從貴近之臣開始，應該聽從兩府辭去賞賜。”
王安石說：“國家富有四海，省下賞賜大臣的幾個錢，也不足以富國，反而有傷國體。況且國家用度不足，是因為沒有找到善於理財之人的緣故。”
司馬光反駁道：“所謂善於理財之人，不過是按人頭徵稅，用箕收租，榨乾百姓罷了。百姓窮困，流離為盜，這難道符合國家利益嗎?”
王安石不甘示弱：“善於理財之人，不加賦而國用足。”
司馬光一針見血道：“天下哪有這樣的道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只有常數，不在民間，就在官府;不取於民，從何取之?如果設法掠奪百姓，禍害甚於加賦。你這是桑弘羊欺騙漢武帝的話啊。”
二人爭議良久，王趕緊出來打圓場：“司馬光說節省費用應該從貴近之臣開始，這話說得對;王安石說賞賜花費不多，不賞有傷國體，這話也不錯。希望陛下裁決。”
宋神宗心裡支援王安石，但不好駁司馬光的面子，於是說道：“朕的意思與司馬光一樣，不過這次兩府執政就不必推辭賞賜了，下不為例。”
王安石變法的指導思想，以“國富”為目標，以“不加賦”為手段。但這是一種美好的理想狀態，其實現前提是社會經濟大發展，確保“稅基”擴大。然而，此後的變法只有“農田水利法”對經濟增長有貢獻，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等法，都是用國家機器來強行干預經濟，最終演變成巧立名目的變相徵稅，這種增加百姓負擔的做法，反而破壞了經濟發展。
富國還是富民，這是個問題。司馬光說的國家財富“不在民間，就在官府;不取於民，從何取之”，表面看來顯得保守，但卻符合實情。古代經濟發展非常的穩定，社會財富增量不多，是大致的常數，政府與百姓之間在這個常數內分配——國富則民窮，民富則國窮。
司馬光的看法，也是當時士大夫階層的`普遍看法。蘇軾在司馬光死後給他寫的行狀中說道：“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
二人的爭論此後仍有發生。在王安石變法一年後的熙寧三年(1070年)，司馬光先後三次給王安石寫信，言辭懇切地討論變法弊病。對司馬光“侵官、生事、徵利、拒諫”的批評，王安石拒不接受，認為自己“為天下理財，不為徵利”，還自比遷都的盤庚，不為時俗理解。
長久以來，人們將司馬光視為反對改革的保守派。其實，司馬光並不排斥改革，甚至也曾是變法的熱情支持者，他的《論財利疏》洋洋灑灑達五千多字，對財政、經濟問題的重視不亞於王安石，甚至對王安石的出山，還助過一臂之力。
司馬光反對的，是王安石變法的理念和具體方案，特別隨著王安石政策的深入實施，各種社會亂相開始潛滋暗長，司馬光對這位昔日的好友，從贊成助轉為公開反對，最後形同陌路。
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一部分士大夫階層，反對聚斂、主張節用。在他們看來，政府與百姓的關係應該符合“義”的原則，與民爭利是不義、無德的。同樣是希望大宋王朝榮昌盛，但改革不能急功近利，國家如果只著眼功利，整天盯著百姓的財產，則為“舍義而取利”，最終結果，會如孟子說的那樣“上下交徵利而國危矣”。
這種“義利之辨”貫穿了變法始終。北宋“新儒家”中心人物之一的程，曾參加過全國農田水利及賦役的調研，他對變法的思考頗多，還曾向宋神宗上書過《論王霸札子》和《論十事札子》兩份變法報告。有一次，程與王安石爭論新法，王安石勃然大怒。程天朗氣清，一臉和悅地說道：“天下事，非一人之私議，願公平心以聽之。”王安石為之語塞。
面對眾人的反對，王安石這個“拗相公”豈能坐以待斃?在他看來，朝廷上下“高度統一思想”，已成了確保新法順利推行的燃眉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