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以晉朝遺民自居嗎
陶淵明以晉朝遺民自居嗎
陶淵明在《歸去來兮辭》中說“請息交以絕遊”，又說“世與我而相違”，然而淵明出世，卻不曾忘世。用韓愈的話說，就是他的心到底不能完全平靜。韓愈在《送王秀才序》中，拿阮籍、陶潛和顏回進行了一下比較：
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之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三)
韓愈認為，顏回、曾參是真的在隱居的生活中得了內心的寧靜，並且有幸能有孔子這樣的聖人為師，努力學習尚且還覺得來不及呢，哪有時間考慮那麼多世俗之事呢?而淵明、阮籍是一類人，就是雖然看不上世俗之人，但是到底心中忘不了世事，所以時常會流露出一些激憤。所以他們經常借酒澆愁，不過是落得個暫時的忘卻罷了。淵明的《雜詩十二首》的第二首，就很能表現出寧靜的表面之下那洶湧的暗流：
白日淪西阿，素月出東嶺。
遙遙萬里輝，蕩蕩空中景。
風來入房戶，夜中枕蓆冷。
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
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
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
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
這是一首寫秋夜之景與淒涼的感思的作品。前四句清景無限，然而從第六句“枕蓆冷”開始，那種孤獨悲涼以及內心的不平靜就躍然紙上了。“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人一天老似一天，但是自己的志向確實永遠不能得到施展。這種情懷以致讓詩人徹夜失眠。可見這份“志向”在內心的分量了。然而淵明究竟是為了什麼“志”而“懷悲悽”呢?這首詩中有一句：“氣變悟時易。”這句表面是說，秋天來了，氣候變化了，我感悟到了時令的轉換。但是忘深層說，“時”在古代常常暗指“時代”。因此說，淵明在暗中感慨時代更迭，晉之傾覆，也並不為過的。
過去有很多人認為淵明是晉之遺民，在寫詩時，晉未亡之前，詩的題目序言中都用晉的年號，晉亡後凡遇要寫時間的，只寫干支紀年，也就是古人說的“唯雲甲子而已”。沈約在《宋書·隱逸傳》中就提到了這一觀點：
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跡，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雲甲子而已。
義熙(405年-418年)是晉安帝司馬德宗的年號。其後是元熙(419年—420年六月)，是東晉皇帝晉恭帝司馬德文的年號，共計兩年，這也是東晉最後一個年號。元熙二年六月晉恭帝被迫禪位給劉裕，東晉滅亡。劉裕建立劉宋政權，改元永初。陶淵明“唯雲甲子”這一說法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得到了世人的認可。但是宋代思悅提出了異議，他認為淵明這些寫干支紀年的作品，有些是很早的作品，根本沒有到晉亡。所以“唯雲甲子”不過是世之好事者的觀點，不是淵明的本意：
思悅考淵明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九首耳，皆晉安帝時所作也。中有《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作》，此年秋乃為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即解印綬，賦《歸去來辭》。後一十六年庚申，晉禪宋，恭帝元熙二年也。豈容晉未禪宋前二十年，輒恥事二姓，所作詩但題甲子，以自取異者?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其所題甲子，蓋偶記一時之事耳。後人類而次之，亦非淵明本意。世之好事者，多尚舊說，今故著於三卷之首，以明五臣之失，且祛來者之惑焉。(清陶集《靖節先生集》卷三)
明代宋濂《題淵明小像卷後》也認為這是沈約的一種錯誤觀點：
若《九日閒居》詩，有“空視時運傾”之句，《擬古》第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語，雖未敢定為何年，必宋受晉禪後所作，不知何故反不書以甲子耶?其說蓋起於沈約《宋書》之誤……嗚呼!淵明之清節，其亦待書甲子而後始見耶?(《宋學士全集》卷十三)
他認為像淵明影射朝代更迭的《九日閒居》《擬古》諸詩，都沒有寫甲子(當然也沒有寫年號)，所以沈約的說法是錯誤的。而且他認為淵明清高的節操，根本不需要“唯雲甲子”這種行為才能為世人所敬仰。
但是我認為，淵明的價值不在“甲子”一事，當然是沒有疑問的'。不過以晉宋改朝換代為界限，在這之前，淵明的詩寫年號也罷，也甲子也罷，都沒有關係，因為那是一種正常的生活;但在這之後，淵明的詩無論是寫甲子，還是什麼都不寫，但他確實是沒寫過宋代的年號。可見淵明在晉亡之前，寫詩記時間是比較隨意的，什麼記法都可能有;但晉亡宋興，則有意識避免用宋之年號，這個還是肯定的。沈約也沒有說淵明在晉時只寫年號不寫甲子，因此要想推沈約之說，唯一的辦法就是在陶淵明詩中找出一篇寫了劉宋年號的詩文來。不過，確實沒有這樣的作品。
因此，淵明就像蕭統說的那樣，“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蕭統《陶淵明傳》)，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蘇東坡在《書淵明述史章後》說：“淵明作《述史》九章，《夷齊》、《箕子，蓋有感而云，去之五百餘載，吾猶知其意也。”葛立方在《韻語陽秋》中也說：“觀《淵明讀史九章》，其間皆有深意。其尤章章者，如《夷齊》、《箕子》、《魯二儒》三篇。……由是觀之，則淵明委身窮巷，甘黔婁之貧而不自悔者，豈非以恥事二姓而然耶?”他們列舉的這些詩篇，都是淵明吟詠古代有節操的遺民的作品，淵明讚美他們，當然也是以他們為榜樣，認同他們的行為，並且激勵自己。
也正是這樣，人們覺得淵明很多詩都隱約地表達了這種“志”(情懷)。甚至就連《歸園田居》“種豆南山下”也有人解釋得非常露骨：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後來元代的劉因以詩解詩，在《歸去來圖》中說：
淵明豪氣昔未除，翱翔八表凌天衢。
歸來荒徑手自鋤，草中恐生劉寄奴。
“草中恐生劉寄奴”這句，未免太坐實了。當淵明“歸園田”之時，距離劉裕(小名寄奴)晉還有很多年呢，淵明不可能這樣未卜先知。不過要把這句的“劉寄奴”解釋為“劉寄奴這類日後顛覆晉朝的人”，倒也不是說不通的。然而這也是一種很“危險”的解釋詩歌的方法，很容易就陷入了穿鑿傅會的誤區。因此陳《詩比興箋》中說：
案讀陶詩者有二蔽：一則惟知《歸園》、《移居》及田間詩十數首，景物堪玩，意趣易明，至若《飲酒》、《貧士》，便已罕尋，《擬古》、《雜詩》，意更難測，徒以陶公為田舍之翁，閒適之祖，此一蔽也。二則聞淵明恥事二姓，高尚皇，遂乃逐景尋響，望文生義，稍涉長林之想，便謂采薇之吟，豈知考其甲子，多在強仕之年，寧有未到義熙，預興易代之感，至於《述酒》、《述史》、《讀山海經》，本寄憤悲，謂恆語，此二蔽也。宋王質、明潘均有《淵明年譜》，當並覽之，知早歲肥，匪關激成;老閱滄桑，別又懷抱。庶資論世之胸，而無害志之鑿矣。
這一段是解讀陶詩非常公允的態度。陳認為，陶詩應該分期。早年那些單純寫隱居田園的詩為一類，後期寄託朝代更替悲憤之情的詩為一類。這兩類要用不同的方法去閱讀，不要弄混了。也就是說，詩人寄託了，我們就去解釋寄託;詩人沒有寄託，我們不能穿鑿傅會，生硬地安排出許多寄託的意義來。但哪些詩有寄託，哪些詩無寄託呢?這就很複雜了。可以主要參考時代，但又不能一而論。早年之詩，也未必沒有寄託，但無論怎麼解釋，也不能解釋出“改朝換代”那些很具體的事來。因為淵明即使很感覺敏銳，但畢竟不是先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