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的家庭生活

　　引導語：總所周知，陶淵明被稱為‘田園山水’詩人，那麼他的家庭生活是如何的?大家是否想知道?

　　村童尾隨著田埂上的一個男人，這個人叫陶淵明。想象兒童們在陽光下，臉上沾土，手腳裹泥，笑容頑皮，當陶淵明偶爾接待那些高人名士的時候，他們或羞澀地規避，或在一旁偷觀。陶淵明與文人雅士唱和的時候，孩子們手拿瓜果站在一邊，神態有趣。這一切跟陶淵明用粟米釀新酒、夜裡披衣開門迎客的場景正好諧配，一切都那麼貼切吻和。

　　農事與健康

　　陶淵明前後娶了兩個妻子，共育五子。他給自己的孩子留下了詩文，在這些文字中，我們所熟知的那種父子之情表達得十分充分。這五個孩子給陶淵明增添了許多樂趣，極大地安慰了他：“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溫恭朝夕，念茲在茲。”(《命子》)“好味止園葵，大歡止稚子。”(《止酒》)“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慄。”(《責子》)

　　從這裡我們會感受到家庭生活的溫暖，全部世俗生活所享有的這一部分對他來說沒有缺失，真是幸運。我們不禁想到，陶淵明忙於農事，同時還要撫養五個孩子，這種忙碌既耗費了許多精力，又讓他感到充實。有了這樣的忙碌，才更像一個打理園子的人。

　　那些膏粱厚味計程車族大戶常常有少子和無子的苦惱，而辛勞的陶淵明卻有五個孩子。這些孩子既可以是田裡的好幫手，又成為詩人精神上的一大慰藉。他為這五個孩子的未來憂慮，寫下了《與子儼等疏》，對他們細細叮囑。這五個孩子在後人的文字記載中沒有出現，大半可能沒有什麼功名。更細緻的情況我們難以知曉，時間過去了這麼久，我們也只能從詩人自己的文字裡瞭解他們的資訊。

　　陶淵明的家庭生活越發像一個依賴土地的農民。如果屬於人丁稀薄之家，反而不夠典型;拖家帶口，才更像一個農耕者。“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責子》)“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保。”(《雜詩十二首·其四》)我們想象的田園農村就是這樣扶老攜幼，是一種稚童歡笑的氛圍。他和他們一起逮田雞捉知了，他的門前常常圍了一群手拿青果的村童。

　　陶淵明從一個具有為官傳統的家族裡退出，從“恥於農事”的`士大夫階層退出，尋找到的是這樣一種生活。這不僅使他的日常狀態極大地區別於以前的仕途，也區別於當時那些以各種方式脫離權勢集團的知識人。那些人紛紛發明個人的生活，有許多大膽的行事方式，除了狂飲和談玄、食散與修道之外，如嵇康等人還聚在一起打鐵。作為可以世襲官位計程車族後人，這些人的行為舉止可謂驚世駭俗。給我們的感覺是，他們所做的事情多多少少有一點表演性，缺乏一些日常性，不像是準備持續一生的本分勞動。

　　如果將這些知識人比作一粒粒種子，他們被魏晉的疾風從廟堂吹散到各個角落，卻不見得全都紮下根來。陶淵明不僅落地，而且生根，結出了新的種子。

　　明亮感

　　在陶淵明所有的詩文裡，給人印象最深、帶來閱讀快感最大的，就是迴歸田園之初寫下的那些文字。比如說代表作《歸園田居五首》、《歸去來兮辭》等，無不洋溢著一種明亮感、一種溫情暖意：“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歸園田居五首·其一》)“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歸去來兮辭》)這種色調與感受在後期詩文中並不多見。這不是一般的歡愉和暢快，而是長舒一口氣之後的放鬆與愜意。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創作者的這種心情與狀態強烈地感染了我們，吸引了我們，以至於久久品咂而不能忘懷。這是詩人長期埋在心底的一根弦，撣去浮塵，頻頻撥動，最後終於奏響了連貫、飽滿的快樂之聲。

　　田園生活看來是人類置身客觀世界中最基本最原始的生存方式，它的整個過程無非在重複這樣一些動作：播種、看護、侍弄、培育。這其中較少包含複雜的技術性，只要不是遇到天災，勤奮辛勞即可獲得自己所需的一份口糧，最依賴的是雨露和陽光。這種簡單而淳樸的勞動方式本身即蘊含著無可比擬的道德感。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認為：不同的勞動所蘊含的道德倫理意義也是不同的。耕作活動既不同於手工業，也不同於商業經營，更有別於所謂的科技發明，操持農事的過程較少或不會輻射、外溢位傷及周邊的任何有害元素，而從事者的身心在這期間還會得到許多良好的修持。

　　就耕作來說，這種最基礎的勞作方式直接與維持生命所需相對應，而其他工作則需要依賴這種勞動所提供的收穫物，將它當作一個前提。人類最早向外部世界索取生存所需的動作，就是這樣簡單直率和樸素。這種活動對人的觀念培育，對心靈的安慰和潤化，對人性的感召，因為它所具有的淳樸性和直接性，會更加強化誠實和淳厚的一面，就此而言，這又是其他活動無法比擬的。

　　一個人仰頭是“高旻”，低頭是“大塊”，遠望則是無邊的原野，視力所及就是那些欣欣向榮的綠色植物，是活躍其間的一些大小生命，就環境來說，也與其他的勞動有了區別。田間勞動與自然界的這種親和關係、融入關係，是其他工作所沒有的。也正因為如此，詩人身與心的疲憊得到了休息，一些看得見或看不見的創傷得到了修復，也就產生了那個欣悅的、滿臉陽光的陶淵明。

　　陽光灑向萬物，也灑在陶淵明的身上，這對於詩人很重要，對於他的作品、他歸來後所洋溢的那種健康溫煦的氣息是至關重要的。人也可以看成是一棵會移動的樹，也需要光合作用。當一個人長期處於陰鬱的角落，在遮蔽陽光、阻擋氣流的地方生活日久，心情必然會受到影響，比如變得抑鬱，變成灰暗的色調。當一個人身上灑滿陽光，先不從醫學角度說可以合成維生素和其他微量元素，對於維持這個生命的健康至關重要，更多的還有精神和心理上的潛移默化作用，後者也是生命健康不可缺少的條件。

　　陶淵明移居鄉間以後，夜間可以看浩瀚的星空：“遙遙萬里輝，蕩蕩空中景。”(《雜詩十二首·其二》)白天可以看澄澈的蒼穹：“露凝無遊氛，天高肅景澈。”(《和郭主簿二首·其二》)放眼四野，無邊無際，置身的空間較前更加開闊和遼遠了。這不禁讓我們想起了康德的一句話，那是說一直讓他感到敬畏的兩種事物：天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他把這二者並列一起大有深意在。我們可以想到這二者是不可分離的。頭頂這片幽深的星空實際上顯示了一種莫名的、冥冥之中的巨大規定力。這種力量讓人經常面對和感受，從而發生和建立起一種無所不在的聯絡，也就勢必影響到心靈，讓人產生一種敬畏感。而人類心中所固有的良知與道德法則，也來自那種無所不在的規定力，那是一種永恆的力量。可見這神秘莫測的兩個部分其實是聯絡在一起的。

　　一個人如果隔絕星空，身上不再灑滿星光，心中那個道德律也必然受到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講，擁擠的城市生活會多多少少瓦解人類心中的神性。這種瓦解與消磨的程度在每個人身上是不同的，但一定會發生。隨著時代高科技的發展，城市化的愈加深入，那種瓦解力就會變得更加強大。由此來想象陶淵明的日月，就要為詩人感到欣慰了。他回到那樣一種人生圖景中去，實在也是一種幸運。

　　如果不以現代眼光來考察，而僅僅是把魏晉南北朝放在中國古代歷史中討論，這個時期倒有可能是相當“城市化”的。當時政權分裂割據，城市破壞嚴重卻又紛紛矗立，為防禦和戰備的需要建起許多軍事要塞，它們又演變成一個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當然，說它是一個城市化比較發達的時期，並不是從現代城市的概念和角度來說的。一個農業國家的早期，無論如何城市化肯定還是遠遠不夠的，但詩人生活在這樣的城市裡，畢竟離真正的鄉野還是遠了許多。

　　陶淵明當年感到了生活的狹窄，心生不適以至於反感和厭惡，對田園生活的渴念也就產生了。他迴歸而帶來的那種自由和暢達，那種欣欣向陽的情懷，對我們生活在鬧市的日益窘迫的當代人，會產生很大的觸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