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集中有多少蘇軾詩
李白集中有多少蘇軾詩
在《全唐詩》第一百八十五卷的《李白集補遺》中，收錄有一首《上清寶鼎詩》：
我居清空表，君處紅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
現在通行的《李白集》，一般也因此將其作為一首佚詩，輯錄於集後的《詩文拾遺》中。（注：參見中華書局印行的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十《詩文拾遺》後的《補遺》部分、安旗《李白全集編年註釋》下冊第1772頁，詹ｙīｎｇ＠①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匯釋集評》第八冊《集外詩文》。前二者皆將“度君多少才”之“度”誤而為“廢”，詹著已據《東觀餘論》改正。）對於這首詩之真偽，清代王琦曾說過：“按此詩首二句，亦似觀化之後所言，非生前所作而遺逸者。疑其出自乩仙之筆，否則好事者為之歟？”[1]（卷三十六，P1650）這裡，所謂“觀化之後”，是指人死了以後。對於王氏此言，學術界一方面應者了了，另一方面一般也只是因襲王說，而未有發揮。安旗先生主編的《李白全集編年註釋》在輯錄此詩後所加的按語中，引述王說，並以“王說是也”[2]（下冊，P1772）加以肯定，除此之外，則未置一詞。詹ｙīｎｇ＠①先生主編的《李白全集校注匯釋集評》在此詩後所加按語中這樣說：“王說或為得之，然乩仙云云，卻涉荒誕不經。”[3]（第8冊，P4519）這裡，詹ｙīｎｇ＠①師比安旗先生顯然進了一步，一方面批評王琦疑此詩為“乩仙之筆”是“荒誕不經”，而似同意是“好事者為之”，另外亦惜乎未能再作更深一層的探討。檢討王琦所言，他否定此詩為李白所作，又進而推測其出自“乩仙之筆”，或“好事者為之”。但是，王琦的這一結論並非立足於確鑿證據的基礎之上，而只是基於閱讀印象所作出的判斷，缺乏細緻的考察，因此難免過於草率，而未足以使人信服。同時依據王琦所言，我們對於這首詩的作者似乎也已經無從考索了。實際上，斷言此詩不是李白所作，是有確鑿的證據的；而且其作者也是有名可考的——他就是宋代大詩人蘇軾。下面試詳為說之，不足之處，尚乞方家予以批評、指正。
根據現有文獻，最早將此詩視為李白所作者，是宋代的黃伯思。在所撰的《東觀餘論》捲上《論書六條》的第五條中，他這樣說：“‘我居清空表，君處紅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此《上清寶典》李太白詩也。”這裡，黃伯思明確指出了此詩為李白所作。然而，黃氏雖作此說，就如同王琦否定此詩為李白所作一樣，對其持論之理由與依據卻並未作任何說明。在《東觀餘論》指出此詩為李白所作之後的很長時間內，這一說法並未引起人們的注意。我們從宋元其他文獻資料中，也未見到有人提起《東觀餘論》中所記的此則內容。一直到了明代，胡震亨在《李白通》中才注意到黃氏此說，並援以為據，並在《李詩通》卷二十一的《附錄》中，將這首詩輯錄其中而題以《上清寶鼎詩》。《全唐詩》卷一百八十五《李白集補遺》也是據《東觀餘論》而輯錄的，也題以《上清寶鼎詩》。但是對此詩細加分析，我們不免疑竇叢生。疑問之一，此詩在內容上意脈模糊不清，頗不完整，不僅給人有頭無尾之感，詩句間也並不連貫。詩中作者以“君”、“我”對舉，又說“度君多少才”，這與詩題《上清寶鼎詩》顯然不合。如果把“我”看成是作者自指的話，那麼，“君”又該作何指呢？這一點按照詩題來尋求，也難知所云，不得其解。疑問之二，此詩從形式上看，既非古詩，又非近體，音律上也較為混亂，讀來頗覺不類。疑問之三，此則資料出於《東觀餘論》中《論書六條》，檢其他五條資料，內容上皆為論書，只有這一條則是論詩，內容與論書毫無牽涉，置於“論書”之中顯然不合適。所有這些疑問歸結起來，使我們不能不對黃伯思《東觀餘論》的說法產生懷疑。而後世在收集李白佚詩或整理《李白集》的時候，僅憑藉《東觀餘論》中這則疑問頗多的資料，未作仔細辨別即引以為據，盲目信從，將此詩作為李白的佚詩輯錄，這不僅使上述疑問未能得到解決，而且使得問題又進一步複雜化。
今按，黃伯思《東觀餘論》認為由李白所作的《上清寶典詩》，我們在蘇軾詩集中，又看到了它以《李白謫仙詩》為題，完整地保留其中。（注：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十六《外記》也曾引錄此詩。然而，令人頗為費解的是，他對蘇集著錄此詩竟然未置一詞，即以“似觀化之後所言”為據，而視此詩為“乩仙之筆”或“好事者為之”。我們怎樣因為李白不可能作此詩，而否認蘇軾作此詩的可能呢？其實，所謂“我居清空表，君隱黃埃中”，乃是我——君、陽——陰對舉，不能將“居清空表”理解為“觀化之後”。）整首詩是這樣的：
我居清空裡，君隱黃埃中。聲形不相吊，心事難形容。欲乘明月光，訪君開素懷。天杯飲清露，展翼登蓬萊。佳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對面一笑語，共躡金鰲頭。絳宮樓闕百千仞，霞衣誰與雲煙浮。
把《蘇軾集》中所存這首《李白謫仙詩》與黃伯思《東觀餘論》中所引詩句加以對照可以看出，蘇軾集中所錄者無疑是一首完整的詩，《東觀餘論》所引者僅為《李白謫仙詩》的第一、二與九、十、十一、十二共六句，只是節錄了全詩的一部分。就二者的共同部分而言，除了個別字上有差異外，餘皆相同。《東觀餘論》所引“我居清空表，君處紅埃中”之“表”、“處”、“紅”，以及“仙人持玉尺”中之“仙”，《李白謫仙詩》則分別作“裡”、“隱”、“黃”與“佳”。對於這幾處差異，細加體會，我們覺得也應以《李白謫仙詩》為是。透過兩者的對比，可以肯定地說，《東觀餘論》所引的《上清寶典詩》，原是出自這首在蘇集中題作《李白謫仙詩》之中的。從黃伯思只是節錄全詩的一部分來看，他似乎並未見到這首詩之全體。這就使我們自然生出了這樣一個疑問：這首詩究竟應如黃伯思《東觀餘論》中所說為李白所作，並題為《上清寶鼎詩》，還是應為蘇軾所作而題為《李白謫仙詩》呢？抑或像王琦說的那樣是“乩仙之筆”或“好事者為之”的呢？要回答這些問題，首先需要從蘇軾詩集中對此詩的著錄說起。
考察蘇集版本的流傳可以知道，現存《蘇軾集》各種版本中最早著錄《李白謫仙詩》一詩的，是明代成化年間所刊行的程宗《重刊蘇文忠公全集》。該本於《東坡集》、《東坡後集》、《奏議集》、《內製集》、《外製集》、《應詔集》外，首次編輯了《東坡續集》，這首《李白謫仙詩》即錄於《續集》之卷一中。那麼，程宗將此詩編輯於《續集》之中，他所依據的版本又是什麼呢？據李紹《重刊蘇文忠公全集序》，程氏《重刊蘇文忠公全集》依據的版本主要有兩個：一是“宋時曹訓刻舊本”，二是明仁宗時翻刻內閣所藏宋本而未完之新本。程氏在此基礎上，“重加校閱，仍依舊本卷帙。舊本無而新本有者，則為《續集》並刻之”。今按，僅從程氏刻本目錄即可知道，所謂“宋時曹訓刻舊本”，無疑是屬於《七集》本系統。而從李紹序中又可知，程宗所編《續集》，依據的是明仁宗翻刻宋本而未完之新本。那麼，其所謂“新本”又是屬於什麼版本系統呢？對此，我們雖然已經無從直接考索，但是據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東坡六集》“當坡公無恙時”已有“杭本”行於世（卷十七），可以說基本上是出於作者手定，《七集》本中的《應詔集》也早已定型。明仁宗時之“新本”只是據內閣藏本“命工翻刻”，並未改變原卷帙，程氏重刊時也只是“依舊本卷帙”，設若“新本”屬於《七集》本系統，自然不可能會多出許多“曹訓刻舊本”所無的詩文。據此，我們可以知道，這一“新本”並不屬於“曹訓刻舊本”所屬的《七集》本系統，而應當是宋代諸如《東坡備成集》、《類聚東坡集》、《東坡大全集》之類的分類合編本。（注：參考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卷九《東坡集》，中華書局，1999。）這就是程宗《重刊蘇文忠公全集》中的《續集》部分所依據的版本。程氏此本在後代影響極大，成化以後各本蘇集，即多由其而出，並將這首《李白謫仙詩》著錄於其中。像明代萬曆一百十二卷本《東坡全集》（按，此即《四庫全書》著錄的蔡世英刊本所祖）、萬曆年間茅維刻本《東坡先生詩集註》（按，此即所謂“新王本”，四庫全書所著錄之朱從延文蔚堂刻本所祖）、清代宋犖等補註《施注蘇詩》所刻之“新施本”（注：《施注蘇詩》至清康熙年間，僅有殘本傳世，其卷一、二、五、六、八、九、二十三、二十六、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九、四十均已佚。宋氏囑門下邵長衡補其闕卷，又掇拾遺詩四百餘首，囑馮景注之。此一由宋氏重新補註者，稱為“新施本”。）、查慎行的《東坡先生編年詩補註》、馮應榴的《蘇文忠公詩合注》以及朱翠亭的《蘇東坡詩集註》等，皆著錄了此詩。
由上述對著錄《李白謫仙詩》的蘇集版本所進行的考察，可以看出，自明代起，這首詩即被各本蘇集所輯錄。據此，應當說此詩是很有可能為蘇軾所作的。而且依據這一結論，先前我們關於此詩的一些疑問，即可豁然冰釋，得到圓通、合理的解釋。首先，從內容上說，這首詩是蘇軾表達對李白的讚賞之情與追隨之意的詩。詩中之“君”、“我”也者，按照此詩為蘇軾所作的結論，則所謂“我”者，指的是蘇軾；所謂“君”者，指的則是李白。另外，在這首《李白謫仙詩》中，整首詩意脈完整，讀來暢達無滯。再從用韻上看，此詩前四句一韻，中間六句一韻，後六句又一韻，也毫無問題。凡此種種，皆可說明此詩應為蘇軾所作。當然，對於這一點，我們現在尚不能斷言，還有幾個疑點需要討論：其一，程氏《重刊蘇文忠公全集》將此詩錄於《續集》是否可靠？其二，如何看待將此詩視為蘇軾所作而產生的與《東觀餘論》記此詩為李白所作二者之間的矛盾？其三，對於這首詩有無可能如王琦所說的那樣是“乩仙之筆”或“好事者為之”而誤入蘇軾集中，也需要討論。
我們先來討論第一個問題，即著錄此詩的程氏《續集》本是否可靠。前已指出，這首《李白謫仙詩》，不是出自於《東坡六集》中之《東坡集》或《東坡後集》，我們從現存元代所修的宋刊本《增刊校正王狀元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中，也未看到對此詩的著錄。這首詩所從出的程氏《續集》本所依據的宋代《東坡備成集》、《類聚東坡集》、《東坡大全集》之類的分類合編本，不像《東坡六集》那樣在蘇軾晚年行世前，曾經由他親手校訂過，而是因為出於坊刻，故而存在不少舛謬訛誤之處。南宋時胡仔甚至感嘆地說：“東坡文集行於世者，其名不一，惟《大全》、《備成》二集詩文最多，誠如所言，真偽相半。”[4]（後集，卷28,P211）這樣，依據《大全》、《備成》諸集而輯成的《續集》自然可能有不少的問題，有一些重出之作與偽篇羼入了其中。清代學者查慎行在其《蘇東坡先生編年詩補註》中，遂從程氏《續集》中查出了90首在本集中他處已出現過的重出之詩，列於編末，單獨地編為四十九、五十兩卷，而這首《李白謫仙詩》即列於90首之中。查慎行還在這首詩後加了按語，他說：
慎按：《東觀餘論》雲：“‘我居清空裡，君處紅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此《上清寶典》李太白詩也”云云。黃伯長（按，長應作思）但摘此六句而不載全篇。檢《太白集》，乃無此詩。今據《東觀餘論》，改編此卷。
既然程氏《續集》出於未經作者校訂的坊刻本，其中大量存在與他集互見之詩，甚至這首《李白謫仙詩》也赫然列於其中，這就向我們提出了一個疑問：我們如何證明此詩可信，而不在《續集》中不可相信的那一部分中呢？應當說，《續集》中大量的與他集互見之詩，確實使我們在此詩最後歸屬的問題上面臨一定的困惑。但是，討論這一問題，首先要明確一點，即並不能因為《李白謫仙詩》出於《續集》，即不加分析地斷言其不可靠。事實上，就算《續集》也“真偽相半”，畢竟它還有另一半的詩不是偽作，這些佚詩，皆在《東坡前集》、《後集》所錄之外，而賴《續集》得以儲存。因此，我們不能因為其中有不少他集互見之詩而將儲存大量佚詩的《續集》整體地加以否定。馮應榴《蘇文忠公詩合注》即曾對查氏將程氏《續集》中與他集互見之詩編為第四十九、五十兩卷表示過不滿。他說：“此二卷詩，查氏附於全集之末，為卷四十九、卷五十。其辨別自皆有據。但其中亦有難定為必非先生詩者。……至《新城道中》第二首、《次韻送張山人歸彭城》一首，皆確係先生詩。”（卷四十七，下）這裡，馮氏雖未列出《李白謫仙詩》，但這已足可說明查氏《續集》所列之詩也並不皆非蘇軾所作。同時，尤為重要的是，查氏雖將《李白謫仙詩》列於“他集互見”之中，但所根據的也只是《東觀餘論》，而並非是《李白集》或其他文獻中也著錄了此詩，從而印證了《東觀餘論》所記是正確的。因此，在未事先證明《東觀餘論》所據可靠、確鑿的情況下，即引以為據而將其列於“他集互見”之中，這還遠不足以說明此詩即為李白所作；甚至從嚴格的意義上說，相對於證據確鑿的其他詩，查氏將《李白摘仙詩》列於“他集互見”中，還是不妥當的。另外，還須注意的是，查氏雖將此詩列於“他集互見”中，但並未見得他即是說此詩為李白所作。細讀查氏所加按語：“檢《太白集》，乃無此詩。今據《東觀餘論》，改編此卷。”這裡只是說據《東觀餘論》而將此詩由程氏《續集》卷一改編於此卷，並未即斷言此詩為李白作。這一點結合查氏對其他“他集互見”詩所下的按語，可以得到進一步的認識。查氏對於“他集互見”之詩，在判斷的語氣上是有差別的。舉凡可以確認非東坡詩者，他的語氣都非常肯定，故常常有“據以駁正”，或“斷為某某作”的字樣。但對這首《李白謫仙詩》，他卻未輕下斷語，否認此詩為蘇軾所作。這種審慎的態度，也提示我們，查氏並非是將此詩視為一定是李白所作的，很有可能只是因為《東觀餘論》也著錄了此詩，並歸為李白所作，他才不能視而不見地不把它列於“他集互見”之中。因此，並不能以《李白謫仙詩》出於程氏《續集》，而查氏又將它列於“他集互見”一卷為據，來否定此詩為蘇軾所作。
再說第二個問題。我們認為，黃伯思《東觀餘論》以此詩為李白作，其中應有訛誤，未足以信從。首先從《東觀餘論》的編輯、流傳過程來看，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一十八《〈東觀餘論〉提要》，《東觀餘論》是黃伯思死後由其子黃＠②編輯的。該著初編時共十卷，而今本所存僅有二卷。由此可見，《東觀餘論》在編輯時或後來的流傳過程中曾發生過訛亂的情況。這種情況的產生，在四庫館臣看來，是由兩個因素導致的：其一，《東觀餘論》曾經經歷過“傳寫合併”。其二，黃＠②在編輯乃父遺著時“於其未定之說，有所去取”。應該說，這種推測是頗合於情理的。果如是，則《東觀餘論》自然難免會有他人之誤說羼入其中。同時，既然黃伯思之子黃＠②“於其未定之說，有所去取”，這也告訴我們，黃氏之學雖有淹通淵博之稱，但也不免有駁雜的一面。這樣，黃氏之所得於道聽途說者蓋有以入之，而其子黃＠②或因受學識所限，所去未必皆中肯綮，至於有些訛誤未能發現而編入《東觀餘論》中。（注：事實上，《東觀餘論》所記此詩，之所以只是對《李白謫仙詩》原詩並不連貫的節錄，顯然是黃氏誤記造成的，這似可說明《東觀餘論》中有得之於道聽途說者。）意者此詩之出於《論書六條》，即當是由於“傳寫合併”或黃＠②“去取”過程中出現的訛誤所致，將本不屬於論書內容的此則資料誤編入其中。倘如是，則所謂《論書六條》之題，即當是黃＠②編輯時所擬，而非黃伯思原著中所自有。既然這樣，黃伯思雖著錄了這首詩，但並不能證明此詩為李白所作。
其次，應該指出，黃伯思《東觀餘論》將蘇集《李白謫仙詩》作為李白的詩歌並題以《上清寶典詩》，沒有任何版本依據的支援。現存最早經由宋敏求在樂史所編《李翰林集》基礎上增訂、曾鞏考定的宋蜀本《李太白文集》、南宋鹹淳本《李翰林集》，以及其他筆記、詩話等皆未著錄此詩。設若其為李白所作，則宋敏求增訂李白詩時自應將其輯錄；如果說是宋敏求漏輯的話，南宋鹹淳年間始刻印的鹹淳本《李翰林集》也應會據《東觀餘論》而補輯的（事實上，鹹淳本《李翰林集》即輯錄了原為宋蜀本《李太白文集》所無的《菩薩蠻》、《憶秦娥》二詞）。這隻能說明一點，即《東觀餘論》所錄之《上清寶典詩》，是在宋敏求熙寧元年(1068)增訂完《李太白文集》之後才出現的。我們現在要考察的是，黃伯思著錄此詩的依據是什麼，如果說這是黃氏的訛誤，這種訛誤又是如何產生的？要回答這一問題，還需要從《論書六條》說起。其實，此詩之出於《論書六條》應能啟示我們，或許此詩原本也是屬於論書的`內容，果真是這樣的話，我們的問題就有了答案：黃伯思應當是從當時流傳於世的書家之墨跡中錄入這首詩的（至於《論書六條》中何以其他五條文字內容皆相對較長，獨此條為最短，或因為其中論書的內容在“傳寫合併”或黃＠②“去取”時闕佚所致）。我們這樣說，是基於這樣一個事實：宋代一些詩話、筆記如《王直方詩話》、《侯鯖錄》、《苕溪漁隱叢話前集》等嘗錄有傳為李白所作的詩二首。其一雲：“人生燭上花，光滅巧妍盡。春風繞樹頭，日與化工進。惟知雨露貪，不念零落近。昔我飛骨時，慘見當塗墳。青松藹明霞，縹緲上（或作山）下村。既死明月魄，無復玻璃魂。念此一脫灑，長嘯登崑崙。醉著鸞鳳衣，星斗俯可捫。”其二雲：“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尋絲得雙鯉，中有三元章。篆字若丹蛇，逸勢如飛翔。歸來問天姥，妙義不可量。金刀割青素，靈文爛煌煌。咽服十二環，想見仙人房。暮跨紫鱗去，海氣侵肌涼。龍子喜變化，化作梅花妝。遺我累累珠，靡靡明月光。勸我穿絳縷，系作裙間ｄāｎｇ＠③。揖餘以辭去，笑談聞餘香。”關於這兩首詩之來歷，傳說頗多。如《王直方詩話》雲：“元ｙòｕ＠④八年，東坡帥定武，李叔方、王仲弓別於惠濟，出示《南嶽典寶東華李真人像》，又出此二詩，曰此李真人作也。近有人於江上遇之得此，雲即李太白也。”趙令峙《侯鯖錄》又記雲：“東坡先生在嶺南，言元ｙòｕ中有見李白酒肆中誦其近詩云：‘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此非世人語也。少遊嘗手錄其全篇，少遊敘雲：‘觀頃在京師，有道人相訪，風骨甚異，語論不凡。自雲嘗與物外諸公往還，口誦二篇，雲東華上清監清逸真人李白作也。’”蘇軾《東坡題跋》卷二《記太白詩》也雲：“餘在都下，見有人攜一紙文書，字則顏魯公也。墨跡如未乾，紙亦新健。其首兩句子云：‘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此語亦非太白不能道也。”可見異說頗多，莫衷一是。今人陳尚君先生曾對二詩之作者作過這樣的推測，他說：“其作者約有以下幾種可能：其一，北宋道士託名李白作；其二，李真人作，後傳成李白作；其三，北宋道士錄唐時遺詩而獻於東坡；其四，東坡自作而偽稱得之於他人，亦如解《八陣圖》而稱少陵託夢之類。”[5](P868)但無論怎樣，我們可以確認的是，蘇軾曾經手書過這兩首詩。今人瞿蛻園、朱金城的《李白集校注》在輯錄這二首詩時，即是說“錄自蘇軾書李白詩墨跡”[6]（第4冊，P1731）。據此，我們應可推知，蘇軾寫成《李白謫仙詩》之後，其手書之墨跡，在此後流傳於世。黃伯思為北宋末期人，據史書記載，他於徽宗政和年間曾官秘書郎，年代較蘇軾為晚。作為學問淹通，尤精於金石、書法之學的人，對於流傳於世的蘇軾手書墨亦，黃伯思自然能看到。因此，他或當是在看到蘇軾手書《李白謫仙詩》之墨跡後，將其錄入《東觀餘論》之中的；而他所以誤會此詩為李白所作，應是誤將詩題“李白謫仙詩”理解成蘇軾是說這首詩是李白所作的了，錯誤即應是由此而產生的。至於他以《上清寶典詩》為題，或應是他將此詩與前所引的兩首《上清寶鼎詩》誤為一首所致（按，《上清寶鼎詩》與《上清寶典詩》僅有一字之差，且“鼎”與“典”，讀音相近，明人胡震亨《李詩通》據《東觀餘論》輯錄此詩時，即題作《上清寶鼎詩》，而作為“朝披夢澤雲”一詩之異文）。這樣來認識這一問題，不僅可以進一步說明此詩應為蘇軾所作，更主要的在於，它能很好地解釋《東觀餘論》與《蘇軾集》之間存有的矛盾。
由以上所考，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東觀餘論》記此詩為李白所作，這應有訛誤，故不足以信從（這樣，查慎行《蘇東坡先生編年詩補註》以《東觀餘論》為據，列此詩於“他集互見”之中，便也同樣不足以否定《李白謫仙詩》李蘇軾所作的了）。
再看第三個問題，即此詩有無可能確如王琦所推測的那樣出自“乩仙之筆”或“好事者為之”，而在後來又誤入《蘇軾詩集》之中？這種情況也幾乎是不可能的。首先，所謂“乩仙之筆”，誠如前引詹師所云是“荒誕不經”，不須討論。其次，細讀《李白謫仙詩》，可以體會到是兩位精神境界與追求頗為一致的人所進行的心靈交流。“我”雖對“君”懷有讚賞之情及追隨之意，但並非頂禮膜拜，詩中的“我”，同樣有著如李白那樣超卓的追求，這從詩的字裡行間所滲透的精神意蘊和情感內涵中可以感受到。這種內容顯然遠不是迷信神仙者之“乩仙”之詞所能比擬，也同樣不可能是好事者拙劣的模仿所能達到的。拙劣的模仿者常常是依葫蘆畫瓢，詩中沒有主體精神生命的滲透，因此毫無生氣，讀來味同嚼蠟（前引宋代詩話、筆記所記《上清寶鼎詩》二首即是如此）。其三，我們從蘇軾詩詞那裡常可看到在意境方面與《李白謫仙詩》相類似的情形。如蘇軾《水調歌頭》一詞中“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唯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幾句，便頗與《李白謫仙詩》中“欲乘明月光，訪君開素懷。天杯飲清露，展翼登蓬萊”幾句在意境上有神似之處。類似情形在蘇軾其他詩中也常可見到。另外，細加體會，此詩內含有風趣幽默之致，與蘇軾詩中常常表達的高逸蕭散之精神追求是相一致的。這也頗能說明問題。因此，王琦疑這首《李白謫仙詩》是“乩仙之筆”或“好事者為之”，是不能成立的。
綜上所考以觀之，我們認為，作為一首有深切的情感底蘊的詩，在只有《東觀餘論》和蘇軾詩集著錄此詩、且蘇集所錄更為完整而《東觀餘論》所記又有訛誤的情況下，把《李白謫仙詩》看成是蘇軾所作，無疑是更具說服力、也更合乎情理的。作為生前頗為熱心地為李白詩歌“打假”的人，蘇軾針對一些假託偽劣之作被收錄於《李白集》，曾不止一次地忿然指出：“今《太白集》中有《歸來乎》、《笑矣乎》及《贈懷素草書》數詩，決非太白作，蓋唐末五代間學齊己輩詩也。餘在富陽，見國清院太白詩，絕凡近。過彭澤興唐院，又見太白詩，亦非是。良由太白豪俊，語不甚擇，集中也往往有臨時率然之句，故使妄庸輩敢耳。”[4]（前集，卷5,P28）但在他生後，自己的《李白謫仙詩》竟被俗人誤傳為李白所作，這對於熱心為李白詩歌“打假”的蘇軾來說，顯然是始料未及的。當然，對於蘇軾的這首《李白謫仙詩》來說，被誤羼入《李白集》中，倒不會像所謂好事之徒所作那樣為李白詩減色，反而說明了兩位詩壇巨人之間內在精神世界上有著深刻的一致性。同時，寫這篇文章，還使我生出一番感觸，即對於《東觀餘論》所記李白《上清寶典詩》原本出於蘇集《李白謫仙詩》，雖然王琦《李太白全集》中早已將蘇詩引錄，而李白研究界竟然從未有人就此詩之歸屬進行考察，說來真是一件頗為令人詫異的事。在李白研究日趨細密、具體的今天，王琦所說之疏漏到現在竟還未受人注意，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深思。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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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檔未存字註釋：
＠①原字釒加英
＠②原字訁加乃
＠③原字王加當
＠④原字衤加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