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隴道難”與李白的《蜀道難》之比較
杜甫的“隴道難”與李白的《蜀道難》之比較
《蜀道難》全詩二百九十四字，以山川之險言蜀道之難，給人以迴腸蕩氣之感，充分顯示了詩人的浪漫氣質和熱愛祖國河山的感情。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杜甫的“隴道難”與李白的《蜀道難》之比較。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杜甫的“隴道難”與李白的《蜀道難》之比較
內容提要 杜甫的“隴道難”詩共計十六首。這十六首詩記述了杜甫從隴入蜀的一段行程，與李白的名篇《蜀道難》詩的從秦入蜀的行程有交叉之處，因而有可比點。對杜甫的“隴道難”組詩與李白的《蜀道難》詩進行比較，以期探究杜詩與李詩在心理背景、表現手法及風格特色諸方面的不同。
關鍵詞 杜甫;隴道難;李白;《蜀道難》;比較研究
肅宗乾元二年(759)七月，杜甫離開華州司功參軍的職位，攜眷來到了秦州(今甘肅省天水市)。在秦州生活了三個月後，為生計所迫和拙於人事應酬，在同谷(今甘肅省成縣)縣宰的熱情邀請下，詩人於十月的一個深夜，收拾行裝，挈妻帶子，踏上了赴同谷的路程。從秦州至同谷的途中，他寫下了十二首紀行詩，記述行程，描繪山川，真實地記錄了沿途所經之處和所見之景。我們從中既可以領略隴右山川的奇峻壯美，也能夠目睹老杜一家長途跋涉在隴右山道上的艱辛。那“天寒霜雪繁”(《赤谷》)的寒冷，那“徑摩穹蒼蟠”(《鐵堂峽》)的高險曲折的山路，那“溯沿增波瀾”(《寒峽》)的風急浪湧，使杜甫一家飽嘗了行走在隴道上的艱難，因而這組紀行詩堪稱是一組“隴道難”詩。此外，杜甫一家來到同谷後，那位邀請他的縣宰並沒有給他們什麼實際幫助，致使其一家人的生活很快陷入了困境。在凍餒之中，杜甫不得不於十二月初帶領家人啟程赴蜀，沿途又寫下了一組十二首紀行詩。這組紀行詩的前四首即《發同谷縣》、《木皮嶺》、《白沙渡》和《水會渡》，仍在隴右地區內，當屬隴右詩，故將其一併歸入所謂“隴道難”組詩內。這樣，杜甫的“隴道難”詩共計十六首。這組詩記述了杜甫一家從隴入蜀的一段行程，與李白的名篇《蜀道難》詩中記述的從秦入蜀的行程有交叉之處，因而二者有可比點。本文擬將杜甫的“隴道難”組詩與李白的《蜀道難》詩進行比較，以期探究杜詩與李詩在心理背景、表現手法和風格特色諸方面的不同。不當之處，懇請方家教正。
一
杜甫的“隴道難”組詩與李白的《蜀道難》詩的不同，首先表現在詩人寫作時心理背景的不同。
759年是杜甫生活中最艱難困苦的一年，這年七月，他離開了華州司功參軍的職位，失去了賴以生活的俸祿，成為名副其實的平民，不得不遠赴幾百裡外的秦州去投親靠友，“因人作遠遊”《(秦州雜詩二十首》其一)。到了秦州後，人地兩生，生計問題依然困擾著詩人。他只得重操舊業，靠採藥、賣藥為生，還得依靠親友的接濟。但即使這樣，溫飽問題仍然得不到解決。客居秦州不久，就需要“負薪採橡慄自給”[1]，有時甚至到了“不爨井晨凍，無衣床夜寒。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空囊》)的十分拮据困窘的地步。為了解決一家人的衣食問題，杜甫決定離開秦州，南赴同谷，且讀自秦州至同谷的紀行組詩的第一首《發秦州》：
我衰更懶拙，生事不自謀。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漢源十月交，天氣涼如秋。草木未黃落，況聞山水幽。慄亭名更佳，下有良田疇。充腸多薯蕷，崖蜜亦易求。密竹復冬筍，清池可方舟。雖傷旅寓遠，庻遂平生遊。此邦俯要衝，實恐人事稠。應接非本性，登臨未銷憂。溪谷無異石，塞田始微收。豈復慰老夫?惘然難久留。日色隱孤戍，烏啼滿城頭。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磊落星月高，蒼茫雲霧浮。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
此詩題下原注：“乾元二年，自秦州赴同谷紀行。”作為紀行組詩的首篇，有統領全組詩的作用，也為組詩定下了寫景抒情的基調。這首《發秦州》詩，寫老杜離開秦州、南赴同谷的緣由和心情，抒發了他為生計所迫而不得不輾轉流徙的感慨。詩開篇就說自己年紀衰老更加懶惰笨拙，連生計也無法維持，以致落到“無衣”、“無食”的難堪地步。因而，必須去“問樂土”，不得不“思南州”，即尋找可以解決溫飽的地方。這就交待了他離開秦州赴同谷的主要原因是為生活所迫。因同谷在秦州之南，故稱之為“南州”。接下來寫對同谷的嚮往，詩人以距同谷五十里的慄亭(今屬甘肅徽縣)為例，以明快的筆觸，描繪同谷的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景色宜人，由此詩人十分欣喜地寫道：“雖傷旅寓遠，庻遂平生遊。”然後，杜甫又申述了離開秦州的另外兩個原因：一是“此邦俯要衝，實恐人事稠”，秦州地處東西交通要道，過往人多，苦於應酬;二是“溪谷無異石，塞田始微收”，是說秦州無奇山異石可供登臨欣賞，土地貧瘠，收成微薄，難以謀生。“塞田”句又照應了開頭的“無食問樂土”。講明離去的緣由後，詩人總括一筆：“豈復慰老夫?惘然難久留。”老杜決計要離開秦州了。此時杜甫的心情是“惘然”的，這“惘然”中有惆悵、失意、不知所措等等。最後寫動身前後的情景，“日色”二句寫景，景中含情，以日隱烏啼的冷清之景，來襯托詩人的淒涼心情。“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二句，則交待了啟程的時間是在半夜，一家人坐著一輛馬車，冒著寒冷踏上了赴同谷的路程。“磊落”二句寫星月高垂，雲霧飄浮，暗示著前途的渺茫。最後詩人發出了“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的慨嘆，概括了自己多年來居無定所、四處漂泊的生活。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杜甫離開秦州是迫於衣食無著和令人厭煩的繁雜的人事應酬，因而其心情是鬱悶的、憂愁的，此其一。其二，顛沛流離的生活，使老杜一家終年不得安寧，且南赴同谷雖聽到慄亭的種種美好的傳聞，但畢竟未親眼見到，因而前途未卜，這更令他忐忑不安。這兩個方面的疊加，正是杜甫寫作這組“隴道難”詩的心理背景。作者的心境直接影響著他的創作，這種惆悵、鬱悶的心情將融入對隴右山水的描繪之中。據此可以說，杜甫這組“隴道難”詩的基調是悲涼憂傷的。
再說李白的《蜀道難》詩。關於這首詩的主旨歷來眾說紛紜，有刺嚴武，刺章仇兼瓊，刺玄宗奔蜀，詠蜀地山川、別無寓意，以及仕途、世道艱難等多種說法，迄無定論。詹鍈先生《李白〈蜀道難〉本事說》[2]認為此詩是李白送友人王炎入蜀而作，其說比較可信。這首詩既對蜀道瑰麗多姿、驚險萬狀的山川景物作了生動的描繪，也表現出對入蜀友人的關切，希望王炎勿久留蜀地，早歸長安。此外，鑑於當時危機四伏的國家形勢，不排除詩中的有些描寫亦流露出對國事危殆的擔憂。作品的內容是豐富的，但主旨係為友人送行，當定為送別詩。詩中所云“問君西遊何時還”的“君”，當指這位友人。而這位友人離開長安，從秦地入蜀，蜀地方位在長安西南，故云“西遊”。至於篇末的“錦城雖雲樂，不如早還家”等句，更可見其規勸友人之意。因而說《蜀道難》是一首送別詩不是沒有根據的。
送別詩的基調一般都比較低沉，正如江淹《別賦》所云：“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是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有別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而李白的`這首送別詩，能脫出傷感的窠臼，變哀怨為開朗，以蜀道上雄偉壯麗的山川意象來淡化愁緒，強化豪情。這與王勃的著名送別詩《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有相通之處。究其原因，這與李白寬闊的胸襟和開朗狂放的性格有關。
綜觀上述，杜甫的“隴道難”詩與李白的《蜀道難》詩寫作的心理背景不同。杜甫為生計而憂愁，為前程未卜而不安，其心理狀態是鬱悶的、壓抑的，情緒是低沉的。而李白的《蜀道難》係為友人送行而作，詩人以寬闊的胸懷去容納蜀道上壯美的山川，以開朗的性格去送別友人。因而，壯美的山川就淡化了離別的愁緒，開朗狂放的性格更強化了豪情。杜詩與李詩有著明顯的不同。
二
杜甫寫作“隴道難”組詩與李白寫作《蜀道難》詩的心理背景不同，而他們所運用的表現手法亦各異。杜甫記述行程，描繪山川，模山範水，如實寫來;李白馳騁想象，把豐富的想象、大膽的誇張、巧妙的比喻與神話傳說相結合，來描繪蜀道上的奇山異川，從虛處落筆。誠如袁宏道《甌北詩話》所說：“青蓮能虛，工部能實。”王嗣奭《杜詩箋選舊序》亦云：“蓋李善用虛，而杜善用實，用虛者猶畫鬼魅，而用實者工畫犬馬，此難易之辨也。”這些評論都恰當地指出了李、杜創作方法上的根本差別。試讀杜甫“隴道難”組詩的第二首《赤谷》：
天寒霜雪繁，遊子有所之。豈但歲月暮，重來未有期。晨發赤谷亭，險艱方自茲。亂石無改轍，我車已載脂。山深苦多風，落日童稚飢。悄然村墟迥，煙火何由追。貧病轉零落，故鄉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為高人嗤。
赤谷，山谷名，距秦州西南七里，即今天水市秦州區西南的暖和灣河谷。谷兩面山崖皆呈紅色，故名“赤谷”。此詩寫詩人駕車趕路途經赤谷時的情形。浦起龍說：“此才是發足之始，故景少情多。”[3]開頭四句先寫天氣寒冷，霜雪繁重，作為四處漂泊的遊子正前往同谷。想到一年將要過去，而自己重來秦州已沒有可能。寒冷的天氣，繁重的霜雪，給行路帶來極大的不便，而“遊子”的身份中又蘊含著離家遠遊、顛沛流離的酸辛。詩人雖在《發秦州》中寫道秦州“難久留”，但啟程之後，又產生了對秦州的依戀之情。誠如楊倫引蔣弱六語：“前已說秦州不可居矣，此仍不無戀戀，亦是真情。”[4]老杜情感之真實，於此可見一斑。接下來八句寫走在赤谷中的艱難。“晨發”二句寫清晨從赤谷亭出發，艱險的道路從此開始。赤谷中亂石遍地，只有一條窄路，無法改道而行，車軸上雖已加了油，但仍然驅車困難。此時漫長的山谷中寒風凜冽，當太陽落山時，走得人困馬乏，又聽到孩子們叫飢的聲音。向前看，沉寂的村落還很遙遠，依稀的煙火可望而不可即。最後四句寫對前途的憂慮。自己貧病交加，卻到處漂泊;雖思故鄉，但將永無歸期。他常常擔心會死在這荒山野道之中，將“永為高人嗤”。老杜由行旅的艱辛而產生了窮途生死的慨嘆，讀之令人下淚。此詩可謂途中實錄，情真景實，歷歷在目。讀之，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再讀“隴道難”組詩的第三首《鐵堂峽》：
山風吹遊子，縹緲乘險絕。峽形藏堂隍，壁色立精鐵。徑摩穹蒼蟠，石與厚地裂。修纖無垠竹，嵌空太始雪。威遲哀壑底，徒旅慘不悅。水寒長冰橫，我馬骨正折。生涯抵弧矢，盜賊殊未滅。飄蓬逾三年，回首肝肺熱。
鐵堂峽在秦州西南七十里，《甘肅通志》載：“鐵堂山在(秦州)西七十里。”此詩寫鐵堂峽的險絕及行旅的悲愁。前八句寫景，寫鐵堂峽高峻奇險的形勢。開頭兩句同上篇《赤谷》的開頭一樣，也是先點明“遊子”的身份，漂泊流離之苦痛已包孕其中。此時詩人登上了縹緲而險絕的山樑，山之高，路之險，由此已可見出。三、四句寫峽形、壁色：峽谷的形狀有如深藏的廳堂，黑色的峽壁像是精鐵堆積。這兩個比喻，形象地描繪出鐵堂峽的形與色，可謂繪形繪色。讀之如見其形，如辨其色。但仍是如實寫來，沒有誇張。五、六句寫山徑之高和峽谷之深。七、八句寫一望無邊的細長的竹林和山巔從未融化的積雪。這四句中寫山徑高以“摩穹蒼”狀之，寫積雪以“嵌空”繪之，儘管都採用了誇張的手法，但沒有過分渲染，故仍顯得平實。後八句抒情，詩人面對著鐵堂峽中的“險絕”之景，提心吊膽地走在峽底的彎曲的小路上，旅伴們都面色慘悽。澗水寒涼長冰縱橫，馬的骨頭簡直要凍折了。眼前之景，觸發了作者的憂國之憤和長年漂泊的哀傷：“生涯抵弧矢，盜賊殊未滅。飄蓬逾三年，回首肝肺熱。”傷時悲己之情，溢於言表。而《青陽峽》一詩描寫青陽峽險惡的地形，亦寫得很有特色。青陽峽在今甘肅西和縣南五十里，此詩描繪了青陽峽的奇崛險峻。先寫自己的行蹤和感受：“塞外苦厭山，南行道彌惡。”是說在塞外就十分厭惡山了，此番往南走，山路越走越險惡。接下來寫峽景，這裡岡巒縱橫，連綿不斷，雲氣水氣混雜交錯。“林迥硤角來，天窄壁面削”，只見林木遠去，峽角劈面而來，石壁聳立，只露出窄窄的一線天，溪西遠處的崩石“奮怒向我落”。六句詩寫盡了青陽峽的山陡峽深，山勢險峻。然後用“仰看日車側，俯恐坤軸弱”的想象之辭，來總括青陽峽的高危，是說仰望山顛，真擔心它會撞翻日車;俯瞰山腳，只怕它會把地軸壓折。這與李白《蜀道難》中的“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有異曲同工之妙。杜甫顯然受李白之啟發，但二者又有差異：其一，李白的九言句比杜甫的五言句描繪得更具體，想象得更奇妙;其二，李白詩上句寫山高，下句狀水急，是以水襯山，有主次之別。而杜甫詩的“仰看”、“俯恐”二句是並列關係。因而，李詩的形象性更強，而杜詩雖亦有想象，但似如實寫來。寫峽景的一段以“魑魅嘯有風，霜霰浩漠漠”兩句收束，極寫峽谷中的陰森恐怖，霜雪瀰漫。從視覺、聽覺和觸覺等幾個方面，寫出了青陽峽的險峻幽深，坐實了開篇的“南行道彌惡”之說。而李白《蜀道難》寫蜀道上幽深寂冷的氣氛則是：“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雌從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李白一生並未到過劍閣，他藉助想象，以人走在蜀道上在白天和黑夜所聽到的鳥聲來烘托悲涼的氣氛。而杜甫所寫乃耳聞目睹。在製造氣氛的手法上，杜詩採用正面敘寫的手法，而李詩則採用側面烘托的手法，二者各具特色，各有千秋。《青陽峽》最後八句用隴坂及眾山來襯托青陽峽的高峻奇險。詩人回憶幾個月前翻越隴坂，望見了吳嶽(在今陝西隴縣西南)。由此東笑華山的最高峰蓮花峰，北嫌崆峒山太單薄。只以為吳嶽超然天外，相當壯觀，誰知到了青陽峽，那突兀之狀猶若逐人而來，才不得不嘆息自有所失了。對末句“及茲嘆冥寞”，楊倫說：“諸本多作‘漠’，重。上言吳嶽之險，已非他山所及，其突兀之狀，猶若逐人而來，今到青陽，其險有勝於吳嶽者，乃不覺爽然如失也。正應前‘南行道彌惡’意，也必作‘冥寞’解。”[4]此言甚是。詩人抓住青陽峽高危突兀的特徵，隨物賦形，將其描繪得挺特奇崛，如在眼前。誠如江盈科《雪濤詩評》所云：“少陵秦州以後詩，突兀宏肆，迥異昔作，非有意換格，蜀中山水，自是挺特奇崛，獨能景象傳神，使人讀之，山川歷落，居在眼前。”這也正是杜甫寫實手法所產生的藝術效果。再讀《隴道難》組詩的第十一首《泥功山》：
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濘非一時，版築勞人功。不畏道途遠，乃將汩沒同。白馬為鐵驪，小兒成老翁。哀猿透卻墜，死鹿力所窮。寄語北來人，後來莫匆匆。
泥功山在同谷西境，據清乾隆六年黃泳纂修《成縣新志》載：“泥功山，縣西北三十里，上有古剎，峰巒突兀，高插雲霄。”舊注多認為泥功山為青泥嶺別名，是不正確的。因為青泥嶺在今甘肅徽縣南甘、陝兩省界上，為入蜀的要路。李白《蜀道難》中寫道：“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索巖巒。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嘆。”《元和郡縣誌》說：“(青泥嶺)懸崖萬仞，山多雲雨，行者屢逢泥淖，故號青泥嶺。”李白詩沒有寫青泥嶺的泥濘難行，卻想象青泥嶺的“百步九折”的盤曲，以此寫行人走在青泥嶺上隨山宛轉、出入高下的艱辛。“捫參”二句則用誇張的手法，以伸手可摸到星辰來寫青泥嶺的高峻。由於青泥嶺的險峻，行走在嶺上的人們只好屏聲斂息，撫胸嘆息。四句詩二十六個字，就把青泥嶺的高峻險要，山徑的曲折宛轉，描寫得驚心動魄;把行人戰慄、驚恐的神態，刻畫得十分生動傳神。由此可見李白善“虛”之特徵。而杜甫的《泥功山》則用寫實的手法，敘寫翻越泥功山的艱難。詩人先以“朝行”、“暮在”二句總說從早到晚也沒有走出泥濘的泥功山，突出了山路泥濘難行。接下來“泥濘”四句寫泥濘長年如此，一些泥濘之處還需“版築”才能通行。行人走在泥功山上“不畏道途遠”，就怕在泥淖中慘遭滅頂之災。為了進一步敘說泥淖的可怕，又以“白馬”四句來證明。只見白馬被汙泥染成了黑馬，小兒滿臉泥巴像個老翁。猿猴掉在泥淖中哀鳴不已，野鹿陷在汙泥中喪了性命。最後傳語後來者要多加小心，別隻顧匆匆趕路。詩中雖亦有誇張的成分，但比起李詩中的“百步九折”、“捫參歷井”的高度誇張來，其力度要小。因而讀杜甫的《泥功山》詩，總體感覺是詩人在寫自己的一段行程，一切都是自己的耳聞目睹，一切都是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感受。那有限的誇張已被這種親眼所見、親身所感淡化，而不再認為作者是在誇張。其他如“細泉兼輕冰，沮洳棧道溼”(《龍門鎮》)的棧道泥濘，“颼颼林響交，慘慘石狀變”(《積草嶺》)的林濤寒風、山石多變，“天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石龕》)的天寒日淡、山遠路迷等等，都是如實寫來，真實樸直。因為這是老杜帶領家人一步一步走過來的，誠如馮至《杜甫傳》所說：“從這些紀行詩裡邊，我們看見詩人除去在飢寒裡堅持外，還得與兇險的山川搏鬥，走一步克服一步的艱難。他寫這些詩，不只用了他的眼，更重要的是用了他的兩隻腳;我們可以說，它們是杜甫腳踏實地一步一步走出來的。所以其中沒有空幻的高與奇，只有實際的驚和險。”此可謂知杜之言。
總之，杜甫“隴道難”組詩與李白《蜀道難》詩的表現手法不同，李善用虛，杜善用實。杜甫用寫實的手法，將走在隴道上的艱難酸辛，如實地記錄下來。其中雖亦有想象誇張之辭，但並不明顯。總的印象是，艱險的隴道是老杜一步一個腳印走過來的。所狀之景是詩人親眼所見，親耳所聞;所抒之情，更是真情實感的流露。而李白的《蜀道難》詩則將奇特的想象、恣意的誇張與神話傳說融為一體進行寫景抒情，三者相輔相成，生動地描繪出了蜀道崢嶸崔嵬的面貌和陰森幽邃的氣氛，使全詩散發出濃郁的浪漫氣息。比較而言，寫實比用虛難度更大，因為“戴著鐐銬跳舞”，畢竟不如天馬行空般的自由、隨意———可以不受時空限制地去任意想象、誇張、虛構。
三
由於杜甫的“隴道難”組詩與李白的《蜀道難》詩寫作的心理背景、表現手法的不同，因而其作品風格也呈現出不同的特色：杜詩沉鬱質實，李詩雄壯豪放。
明人胡應麟《詩藪》雲：“李才高氣逸而調雄，杜體大思精而格渾。”此論相當精到地觸及到李杜詩風的差異。
曾鞏在《代人祭李白文》中說李白詩“又如長河，浩浩奔放，萬里一瀉，末勢猶壯。”講出了李詩壯大豪放的詩美特徵。這種詩美特徵，在《蜀道難》中表現得非常突出。其一，詩的開篇是爆發式的。《蜀道難》的開頭是“噫籲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詩人一口氣連用了三個驚歎詞和兩個重複形容的詞語“危”和“高”，以及兩個語氣詞“乎”和“哉”，組成一組強烈的詠歎句式來驚歎蜀道的高危。接著又以一個高度誇張的比喻“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來突出蜀道的艱難險阻。這四句詩形成劈空而來的氣勢，為全詩奠定了一個雄壯豪邁的基調。而杜甫的“隴道難”組詩的開頭，則往往是娓娓道來，寫眼前實景，敘自己的行蹤，如以下組詩開頭二句：
天寒霜雪繁，遊子有所之。《(赤谷》)
山風吹遊子，縹緲乘險絕。《(鐵堂峽》)
行邁日悄悄，山谷勢多端。《(寒峽》)
身危適他州，勉強終勞苦。《(法鏡寺》)
這些詩句直寫眼前所見之景，兼寫漂泊流離的酸辛，語言平實，不像爆發式開頭的突兀而起，劈空而來。其二，《蜀道難》中採用反覆詠歎的句式。“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的詠歎在詩中出現三次，第一次在開頭，是感情的爆發，是抒情主人公面對蜀道而產生的驚奇、讚歎與感慨。在結構上則是點題之筆，一下子就扣緊了題旨。而後在詩的中間與結尾，又兩次重複這一詠歎，以此將自己的強烈感情籠罩全詩，給人以一唱三嘆、迴環往復之感，令人蕩氣迴腸。而杜甫的“隴道難”組詩中沒有此類反覆詠歎的句式。“一歲四行役”《(發同谷縣》)的四處漂泊，衣食無著的艱辛困苦，時時在困擾著詩人;前途未卜的忐忑不安，一直在折磨著詩人。這種種憂慮、愁悶、壓抑、悲慼，塞滿了老杜的心中，自然而然地融入了對隴右山水的刻畫之中了，例如：
神傷山行深，愁破崖寺古。《(法鏡寺》)
天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石龕》)
畏途隨長江，渡口下絕岸。《(白沙渡》)
這些詩句雖沒有一唱三嘆、迴環往復之妙，但景中含情，情景交融，隴右山水中無疑滲入了詩人的憂傷之情。這些滲透著憂傷之情的寫景詩句，正顯示出老杜“隴道難”詩沉鬱質實的風格特色。沉鬱，指感情的悲慨壯大深厚;質實，指寫景用白描手法，簡潔質實，而語言則淺切質樸。《唐詩癸籤》卷五評高適、岑參邊塞詩的特色：“高適詩尚質主理，岑參詩尚巧主景。”我們可以將其借用來評論杜甫的“隴道難”詩和李白的《蜀道難》詩也是恰當的，即杜詩“尚質主理”，李詩“尚巧主景”。杜詩的“主理”往往在結句中表現出來：
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發秦州》)
君子慎止足，小人苦喧闐。
我何良嘆嗟，物理固自然。《(鹽井》)
深衷正為此，群盜何淹留?《(鳳凰臺》)
去往與願違，仰慚林間翮。《(發同谷縣》)
這些詩句有說理，亦有抒情，更多的是抒情與說理融會在一起，情中有理，情理交融。而李白的《蜀道難》則表現出作者的“尚巧主景”，詩人巧妙立意，奇特構思，馳騁想象，創造出變化莫測、瑰偉多姿的藝術境界。誠如殷璠《河嶽英靈集》所說：“白為文章率皆縱逸，至如《蜀道難》等篇，可謂奇之又奇。然自騷人以還，鮮有此體調也。”總之，杜詩質實，李詩瑰奇。杜詩氣勢內蘊，李詩氣勢外露。二人創作個性都很鮮明。
李白《蜀道難》詩的寫景雖亦不乏險象，但給人總的感覺卻並不是陰森可怕，相反倒呈現出一種雄壯之美。比如“連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豗，砯崖轉石萬壑雷”諸句，寫得繪聲繪色。只見懸崖峭壁，枯松倒掛，飛泉瀑布，奔騰轟鳴，石轉崖崩，聲震如雷。抓住景物之特徵，大筆勾勒，成功地描繪出了山之險峻和水之壯奇，充分體現出李白詩雄壯豪放的風格特徵。而杜甫的“隴道難”組詩則與李白《蜀道難》詩的大筆揮灑不同，他更注重對細微之處的審視與品味，刻畫具體，描繪細緻。例如《法鏡寺》：
身危適他州，勉強終勞苦。神傷山行深，愁破崖寺古。嬋娟碧蘚淨，蕭摵寒籜聚。回回山根水，冉冉松上雨。洩雲蒙清晨，初日翳復吐。朱甍半光炯，戶牖粲可數。拄策忘前期，出蘿已亭午。冥冥子規叫，微徑不敢取。
這是自秦州赴同谷紀行組詩的第六首。詩人見深山古寺，被寺院周圍幽美的景物所吸引，於是寫下了這首紀勝詩。法鏡寺，在今甘肅省西和縣境內。《西和縣誌》(1947年編)載： “法鏡寺，在縣北三十里石堡城西山上。”法鏡寺是一座頗具規模的石窟寺，約建於北朝初期，遺址在今西和縣北三十里石堡鄉西山上。作品開篇先述說自己因身家危難而前往他州，勉強行路難免勞苦。三、四句寫自己“神傷山行深”之時，卻被崖間古寺所吸引，轉愁為喜。接下來分層具體描寫法鏡寺附近的景色。詩人由近而遠，自下而上，細緻地描繪了此地碧淨明潤的苔蘚，密集叢生的冬筍，迂曲迴繞的山泉，以及“冉冉松上雨”。描寫精緻生動，很有特色。此時作者彷彿與所描寫的景物，十分完美、十分和諧地統一到一起了。然後，隨著時間推移，寫清晨的景色。“洩雲”四句，寫升騰的雲氣籠罩著清晨，被遮蔽的旭日，終於送來了萬道霞光。只見古寺紅色屋脊半映晨光，明豔的門窗歷歷可數。最後寫自己離開法鏡寺的情形。此詩寫景清麗，富於變化，很有層次感。誠如仇注引鍾惺對此詩的評論： “老杜蜀中詩，非唯山川陰霽、雲日朝昏，寫得刻骨，即細草敗葉、破屋危垣，皆具性情。千載之下，身歷如見。”此說頗有見地。《木皮嶺》詩是自同谷至成都紀行組詩的第二首。《成縣新志》載：“木皮嶺在縣南百里，疑今白馬關。《通志》載黃巢之亂，王鐸治兵於此，以遮秦隴，路極險阻，入蜀要路。”《徽縣縣誌》(1924年編)： “木皮嶺，西南三十里，一名柳樹崖。脈與龍洞山聯屬，石徑層沓，人馬登陵崖坎，艱於行。”因山上多木蘭，其皮為中藥厚朴，故名木皮嶺。杜甫從同谷出發，取路慄亭，南經當房村，越木皮嶺、青泥嶺，沿嘉陵江入蜀。詩中敘述冬行的勞苦及木皮嶺的險峻和奇秀。開頭四句寫自己的行蹤和旅途的艱辛。接著寫木皮嶺的險峻雄偉及攀登之難，先寫登山的艱難，以“汗流”二句來襯托登山之費力，因登山而汗流浹背，在嚴寒之中也感到溫暖。“遠岫”四句用眾星捧月的手法，來烘托木皮嶺的高峻。詩人甚至認為它與五嶽相比，也並不遜色。“仰幹”二句則具體描寫木皮嶺的壯觀：仰望峰巔塞滿了天空，俯視溝壑如切開了厚厚的地層。然後從聽覺和視覺兩方面寫走在木皮嶺上的所見所聞。聽到虎豹在爭鬥，看到廢棄的棧道如折斷的車轅。“下有冬青林，石上走長根”，寫那山谷下有冬青樹林，山石上爬著長長的樹根。以平實的語言摹眼前景物，其形狀如在眼前。“西崖”六句，是以特寫鏡頭描繪木皮嶺西崖的秀美，那裡如“玄圃”仙境一般。結句“對此欲何適?默傷垂老魂”，乃觸景生情，為垂老奔波而默默傷神。浦起龍評雲：“結入妙，又轉出好景，使人留戀。才動足，便思住足。是作者有意留西崖於後作翻身勢，是謂波瀾老成。”[3]全詩隨物賦形，模山範水，從不同側面描繪了木皮嶺的高峻雄奇，並寄情於景，嘆老傷神，寫得波瀾起伏，頗具特色，充分體現出杜甫“隴道難”組詩沉鬱質實的風格特徵。
綜上所述，杜甫的“隴道難”組詩與李白的《蜀道難》詩表現出不同的風格特徵。前者沉鬱質實，後者雄壯豪放，二者各有千秋，共臻其妙。
參考文獻：
[1]歐陽修.宋祁·新唐書·本傳[M].北京：中華書局，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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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浦起龍.讀杜心解[M].北京：中華書局，1961.
[4]楊倫.杜詩鏡銓[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