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詩經》歷史化解讀的詩學意義

　　《詩經》的作者佚名，絕大部分已經無法考證，傳為尹吉甫採集、孔子編訂。

　　一

　　以《詩》為史，對《詩》進行歷史化的解讀，是漢代《詩經》闡釋的一個基本傾向。“六經皆史”，“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章學誠語)，“經”本就是“先王”時代的政教典籍和歷史文獻，以經為史，經史合一，可以說是經學家對待《詩》的普遍傾向。不過，經學家眼中的“經”不僅是歷史文獻，更是聖人為垂教後世所創制出的神聖經典，它並非簡單的歷史事件的記錄和反映，還包含著文化傳統、社會制度、道德觀念等多方面的內容。這裡所討論的“以《詩》為史”，則主要是從將《詩經》作為歷史事件和歷史文獻，以對待歷史的態度去對待《詩》的角度展開。這一傾向，應該說早在先秦就形成了。《左傳》和《國語》引《詩》數百條，不少與歷史、政事相關。

　　清代詩話理論家勞孝輿談到《左傳》引《詩》解《詩》時說：“左氏傳《春秋》，學最博，而尤好說詩;詩之關時事者，往往標出”①，認為早在《左傳》，人們就把《詩》與史聯絡起來，看成是可以承載歷史的。漢代以《詩》為史的解釋傾向的形成，正與先秦的解《詩》傳統相關。不過，先秦把《詩》當做歷史事實看，並沒有明確提出以史論《詩》的觀點。先秦的詩學觀主要表現為以《詩》為教，重《詩》的禮樂教化功能和政治功能，較少涉及《詩》與歷史的關係，這我們從孔子等人的詩學觀念均可以明顯見出。在先秦，明確地將《詩》與史聯絡起來的是孟子。孟子提出“王者之跡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的觀點，將《詩三百》定位在“王者之跡”的歷史記載上，看成是王道教化的歷史，這說明他很重視《詩》與史的關係。在孟子對《詩》的具體引用中，我們也不難發現把《詩》看成是歷史，與歷史事件結合起來的例子。如《孟子?滕文公下》曰：“周公兼夷敵，驅猛獸而百姓寧……《詩》雲：‘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我莫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孟子認為，周公兼併了夷狄，趕跑了野獸，使人民安居樂業，於是《詩經?魯頌?宮》用詩句來讚美周公，今天人多認為這一詩句是讚美魯禧公的並不是周公。不管孟子解釋是否正確，他的基本思路是將《詩》與史結合起來，《詩》史互證。類似這樣引《詩》解《詩》的例子在《孟子》一書還有一些。但孟子也沒有明確提出以史論《詩》的觀點。明確地提出以史論《詩》的觀點，對《詩》進行全面的歷史的解讀，應該說是從漢代開始的。

　　以《詩》為史，是漢人普遍表現出來的觀念。今文三家詩亦有以引《詩》證事、以《詩》為史的傾向。《漢書?藝文志》在詮釋今文三家詩時，即認為它們“或取春秋，採雜說”，具有《詩》史結合的特點。在今文三家詩中，《韓詩》與史的關係最為密切。清代《詩》學家陳喬樅解說《韓詩外傳》的特點時說：“今觀外傳之文，記夫子之緒論與春秋雜說，或引《詩》以證事，或引事以明《詩》，使‘為法者彰顯，為戒者著明”(《韓詩遺說考》)，即認為它具有《詩》與史、《詩》與理融合的特點。徐復觀在談到《韓詩外傳》的表達形式時也認為它是“除繼承《春秋》以事明義的傳統外，更將所述之事與《詩》結合起來，而成為事與詩的結合，實即史與詩互相證成的特殊形式”②。不過，《韓詩》的《詩》史互證，還不是嚴格意義的《詩》史互證。《韓詩外傳》屬於今文經學系統，今文經學注重微言大義闡發，《韓詩外傳》亦具有這樣的特點，其引證故事主要目的在於闡發義理，作微言大義的解讀，並不刻意追求《詩》與歷史有什麼必然關聯，是否真正記載和還原了歷史。徐復觀在談到《韓詩外傳》的《詩》與史的結合時亦認為它只是象徵意義上的結合，是讓歷史上具體的人與事成為“普遍性與妥當性的一種象徵”③，並非真正地將《詩》與歷史結合起來，對《詩》作歷史的解讀與還原。

　　真正體現《詩》史結合，對《詩》進行全面的歷史化解讀的是《毛詩》。而在《毛詩》系統中，它又特別突出地體現在《毛詩序》和鄭玄的《詩譜》中。

　　《毛詩序》解《詩》的突出特徵是“以史證《詩》”。《毛詩序》主要用題解的方式，描述背景，將詩中的人物和事件與歷史上實有的人物事件聯絡起來，對《詩》之主題與意蘊予以說明。《詩譜》則以“譜”的形式，考證和說明各國各類詩歌產生的歷史地域與文化背景以及《詩》之體例，從而對《詩》作出解釋。《詩譜序》雲：“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眾篇明，於力則鮮，于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樂於是與。”孔穎達《毛詩正義》說這段話是“總言為《譜》之理”④，也就是說是從總體上解釋鄭玄為什麼作《詩譜》的緣由。這段話主要包含三層意思：一是“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即依據時代先後，考察周代社會政治之興衰;二是“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這段話按孔穎達的解釋是：“屬其美刺之詩，各當其君君之化，傍觀其詩，知其風化得失，識其芳臭，皆以喻善惡也”⑤，也就是考察各國政治教化之得失和社會風俗之好壞;三是“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眾篇明”，也就是有一種從時代社會總體認識把握《詩經》篇章意思的眼光，要從每一篇詩的解釋中感受到時代社會的變遷和政治風俗的好壞。顯然，這些觀念和方法可以看成是孟子“知人論世”，以《詩》為史觀念的發展，其主要目的都是試圖透過背景和史實考證，“知人論世”，引領讀者更好地把握《詩》的意蘊。不過，相比孟子來說，這些觀念和方法更具有理論系統性，更加突出了《詩》作為“史”的巨大社會政治和倫理價值。《毛詩序》和《詩譜》還提出風雅正變說，強調政治、時代、歷史背景對《詩》的功能的決定性影響，這些都突出表現了漢人“以《詩》為史”的觀念和方法上的自覺。朱自清在《經典常談》中評價《毛詩序》和鄭玄《詩》學時說“他們都是以史證詩”。他還認為鄭玄“以史證詩”更加突出，“以史證詩，在他手裡算是集大成了”⑥。其實，以史證《詩》，以《詩》為史，也是漢代普遍存在的傾向。我們在考察漢代四家詩時發現，無論是今文三家詩，還是古文毛詩，它們在對《詩》進行闡釋時，總常常採取“以史證《詩》”的方式，將《詩》與具體的歷史事件和人物聯絡起來，為《詩》提供一個具體的歷史背景，進而對《詩》的主題作出闡釋。比如，拿《詩經》中的第一首詩《關雎》的闡釋來說，今文三家詩把它解釋為刺詩，與刺康王的歷史事實聯絡起來，而《毛詩》把它解釋為美詩，與歌頌后妃之德聯絡起來，這可以說都是採用了“以史證《詩》”的方式，將《詩》與歷史事件和人物聯絡起來。當然，三家詩的“以史證《詩》”與《毛詩》亦有著一定的區別，其主要區別在於《毛詩》是以時代的盛衰來劃分《詩》，幾乎每一首詩都附有詩的本事，都排定了世次，都與歷史上的具體人物和事件關聯起來，而三家詩則不具有這樣的特點。以《詩》為史，對《詩》進行歷史化的解讀，也不限於經學家，它也是漢代政治家、史學家、文論家所普遍採取的策略。《詩》在漢人的眼中，是“經”，是王道教化的產物，自然也可以成為治國和資政的重要依據。出於這樣的目的，他們也習慣於把《詩經》當作歷史看，希望透過《詩經》，提供歷史的借鑑。關於這一點，從漢初陸賈回答漢高祖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的話語中就可以見出。也可以這樣說，從漢初起，《詩》就開始問鼎於政治，成為帝王以史為鑑的資政工具。《史記》、《漢書》有大量例子記載統治者引《詩經》中句子作為古訓和史鑑，作為治國決策的依據，也說明了這點。《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孔子刪詩，“上採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在這裡，司馬遷認為孔子的刪詩已展現出史的線索，從中可以看到殷周王道政治盛衰的過程，顯然也是以《詩》為史。

　　二

　　以《詩》為史，對《詩經》作歷史化的解讀，是漢代詩學一個基本傾向，對這一點，學術界多不否定。但怎樣評價這一傾向，則多有爭議。學術界有一種常見的觀點，那就是認為漢人以《詩》為史、以史證《詩》，沒有什麼歷史根據，只是一種違反《詩》的本義的穿鑿附會，掩蓋了《詩經》的真實面目。這一觀點早在古史辨學者那裡就已經提出。比如，顧頡剛在《論詩序附會史實的方法書》中就認為漢儒是用“無中生有”的方法隨意解釋詩意。鄭振鐸在談到《毛詩序》的這一特點是，也以不容置疑的口氣說到：“《毛詩序》是沒有根據的，是後漢人雜採經傳以附會詩文的。”⑦同時，這一看法，也得到現代《詩經》研究學者的廣泛贊同。比如，夏傳才就這樣評價《毛詩序》的“以史證詩”：“小序，即屬於三百零五篇詩的題解，它所說的世次、故事，絕大多數是附會史傳、雜說，用的是‘以史證《詩》的穿鑿方法，提示的各詩的題旨，有許許多多謬誤，歪曲了詩的原義。”又說，“小序的那些穿鑿附會的曲解，像瓦礫和迷霧，掩蓋了《詩經》的真面目，必須徹底拋開它們，用新的觀點和方法作出正確的題解。”⑧

　　這一觀點當然並非全無道理。漢儒“以《詩》為史”的確存在著穿鑿附會的弊端。而漢儒試圖建立一個按照時代排列來解釋詩的完整體系，將《詩經》中的人物、事件與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事件完全對應起來，作歷史的還原，這在事實上也不可能。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漢儒這種解《詩》方法就完全不可信，就背離了漢代乃至中國詩學理論發展的實際。筆者認為，漢人以《詩》為史，對漢代乃至整個中國古代的詩學理論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具體說來，它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見出：

　　第一，漢人以《詩》為史，將歷史上的具體人物和事件與《詩》中的詩篇對應起來，賦予《詩》的本事，雖不能復原《詩》的本事，但其中許多詩篇的解讀，卻是有充分的歷史根據的，為讀者更好地瞭解《詩》與作者、時代的關係，瞭解《詩》的文字意義提供了可能。對於這一點，古人早有所認識。比如，宋人葉適在談到《毛詩序》的作用時說：“作詩者必有所指，故集詩者必有所繫。無所繫無以詩為也。其餘隨文發明，或記本事，或釋詩意，皆在秦漢之前。雖淺深不能盡當，讀詩者以其時考之，以其義斷之，惟是之可從也……欲盡去本序，自為之說，失詩意愈多矣。”⑨在這裡，葉適肯定了《毛詩序》的“以史證《詩》”的闡釋方法。他所說的“所繫”，就是詩的本事，這相當於《毛詩序》所說的《詩》的歷史事件和背景，他認為這是闡釋的唯一途徑，透過“所繫”來闡發“所指”(《詩》的本意)，也就是用《毛詩序》所說的“以史證《詩》”的方法，將《詩》與歷史事件、背景聯絡起來，透過《詩》的背景分析來把握《詩》意。《毛詩序》這一方法，也得到一些現代學者肯定。比如徐復觀在談到《毛詩序》這種解《詩》方法時也予以充分肯定，認為“許多詩，賴《詩》序述其本事，而使後人得緣此以探索詩的歷史背景、政治社會背景，更為對詩義的瞭解，提供了一種可以把握的線索”⑩。在筆者看來，《毛詩》“以史證《詩》”，有相當數量的《詩》是有歷史的依據的。比如《召南》的“甘棠”，《邶風》的“綠衣”、“燕燕”、“新臺”、“泉水”，《風》的“定之方中”、“載馳”，《衛風》的“碩人”，《王風》“揚之水”、《秦風》的“黃鳥”、“小戎”、“渭陽”，《鄭風》的“清人”，《豳風》的“東山”、“七月”，《陳風》的“株林”，《小雅》的“湛露”、“彤弓”、“六月”、“節南山”、“正月”，《大雅》的“文王”、“文王有聲”，《周頌》的“清廟”、“執競”、“我將”等等，我們都能在如《左傳》一類歷史著作中找到相應的記載和《詩》之本事。即使有許多詩，我們今天從字面上看，見不出它與歷史事件有什麼關聯，歷史著作中也找不到相應的記載來予以證實，我們也不能輕易的否定《毛詩》的解釋，認為它是附會史實，主觀臆斷。錢志熙談到《詩經》中的《國風》時，曾提出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風》詩是“緣事而發”的歌謠體，“在最初的傳播階段，風詩中的大部分作品，它們所產生的具體的時、地及其本事還是清楚的。到了後來，隨著它們作為樂歌的功能的進一步強化，其事件與意義顯得次要了，

　　逐漸喪失了其原始的本事與主題，成為單純的詩歌文字”，因此他認為不能輕易否定《毛詩》將《詩》與歷史事件與人物聯絡起來，提供《詩》的本事的做法。比如，他以《邶風?式微》一詩為例，認為從該詩“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字句表述來看，是典型的“緣事而發”的歌謠體，但所緣何事，詩句卻沒有透露。《毛詩序》和三家詩將此詩解釋為“黎侯寓於衛”之作11，從文字中也看不出來。所以現代說詩者普遍將此詩解釋為勞動者服力役的歌謠，似更切合《詩》的文字，但是，《毛詩》和三家詩的說法，也不能輕易否定，因為這些詩並沒有明確交代事件的背景與性質12。為說明這一點，我們不妨再看一個例子，即《毛詩序》對《邶風》中“燕燕”一詩的解釋。它將此詩解釋為“衛莊姜送歸妾”之作，與歷史上具體的人物事件聯絡起來。這一說法，《毛傳》、《鄭箋》等都是贊同的，但宋人王質的《詩總聞》、清人崔述的《讀風偶識》等反對，認為此詩應是兄送其妹遠嫁，聞一多先生也贊成這一觀點。除此之外，一些現代學者還提出了情人出嫁他姓說。但如果對照戰國出土的郭店楚簡的《五行》篇對此詩的解釋，則《毛詩序》的解釋與楚簡最合。廖名春先生談到此詩的解釋時認為：“《楚簡》“五行”篇成書的下限是戰國中期偏晚，其解說更近於《詩經》產生的時代，其權威性不容否定。由此看，兄妹遠嫁說，送別情人說，情人出嫁她姓說，顯然不能成立。劉向《列女傳》衛定姜送子婦大歸說顯然有喪大之哀，但重點是在定姜對媳婦的不捨，與楚簡的‘能參差其羽，然，後至哀，君子慎其獨也'說也不合。比較起來，還是《詩小序》‘衛莊姜送歸妾也'說與楚簡更合。”13這一例子亦說明，《毛詩》以史證《詩》，將《詩》與歷史事件和人物聯絡起來，不少是有歷史依據的，並非完全的簡單附會和杜撰。

　　第二，《毛詩序》和鄭玄的《詩譜》以《詩》為史，提出“風雅正變”說，表明它已認識到社會政治的變化對詩歌功能轉變的決定性影響。這種觀點的提出，並非《毛詩》的主觀臆斷，也不簡單地取決於漢代的政治教化傳統，它實際上也是先秦至漢詩歌功能合乎邏輯發展演變的結果。“風雅正變”說的提出，雖有理論的偏頗，卻豐富了中國古代詩歌功能認識的歷史內涵，對把握中國古代詩歌的源流與演變，具有重要的意義。

　　“風雅正變”的思想早在先秦就有萌芽。《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有吳公子季札觀樂的記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即是把《詩》的特徵與帝王之德的盛衰聯絡起來。《禮記?樂記》中“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樂本篇》)的思想，更是看到詩歌與時代，與社會政治變化的關係。《毛詩大序》可以說正是在這些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風雅正變”說。《詩大序》“風雅正變”說主要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提出“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的觀點，將《詩》的發生發展與時代的興衰、政治的變化緊密的聯結起來;二是將《詩》看成是“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之作，為美刺諷諫的政教說提供歷史根據。鄭玄《詩譜序》中的“風雅正變”說則是在《詩大序》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它不僅將“風雅正變”之詩與時代的`興衰聯絡起來，還用“譜”的方式說明了“風雅正變”之詩所產生的具體時代和原因。比如，《詩大序》並沒有具體指出哪些詩屬於變風、變雅，《詩譜序》則明確指出：“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詩大序》並沒有提到《詩》之正經，講變風變雅也沒有明確的時間，《詩譜序》則明確指出“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它們都屬於《詩》的正風正雅，產生的時代則在西周興盛時期，主要是文王武王時代，而變風變雅則產生在懿王、夷王之後。

　　對毛鄭的“風雅正變”說，古人多有存疑與否定。最早，宋代的鄭樵《六經奧論》就從正變之說不出於孔子而出於《詩序》角度否定正變說的存在：“無所謂正變者，正變之言不出於夫子，而出於《序》，未可信也。”14後來有的人或從變風中既有美詩，就不能算作變詩的角度否定“正變”說，如宋人章如愚的《群書考索》;或從“如分正變，則不別詩體”的角度來否定“正變”說，如清人毛奇齡的《詩札》15，還有的人則試圖從音律、詩之入樂不入樂等方面對“正變”說作出新的解釋，而反對《毛詩》將“正變”原因歸結為“時代盛衰”，如朱熹、顧炎武等人就持這一觀點16。現代《詩經》學者對《毛詩》的“風雅正變”說的批評否定則更多更徹底。如顧頡剛在談到《毛詩》的“風雅正變”時就認為此說表明漢儒解《詩》“愚笨之極”，因為他們將“‘政治盛衰'、‘道德優劣'、‘時代早晚'、‘詩篇先後”'這四件事情完全等同起來，完全違反了《詩》解釋的實際17。這一看法得到學術界的廣泛認同，認為《毛詩》以《詩》的時代來定“正變”的標準的觀點很是荒唐和難以接受。比如，何定生先生就認為“毛詩最講不通處，就是以詩的世次來定‘正變'的標準”18。筆者則認為，《詩大序》和《詩譜》從時代盛衰來看“詩”之正變，是一個很深刻的看法，它涉及到詩與社會、時代關係的根本理解。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風雅正變說》認為“風、雅之正變，惟以政教得失為分”，而“不能以時代的盛衰來分。”19在筆者看來，政教得失與時代盛衰實際上是不可分。而《毛詩》“風雅正變”說的提出，並不在於簡單地強調《詩》的政教得失功能和美刺教化作用，而在於強調《詩》的這種政教得失、美刺作用與時代，與社會政治清明黑暗和好壞的關係。其實，從時代和政治的興衰來言《詩》，並非《毛詩》獨有的觀點。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孔子刪詩，“上採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

　　這裡說的是孔子，代表的則是司馬遷本人的觀點，它說明司馬遷已充分注意到《詩》與時代興衰的關係，認為《詩》是殷周王朝政治盛衰程序的反映。《漢書?禮樂志》曰：“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王澤既竭，而詩不能作”，這與《毛詩》提出“變風”、“變雅”說的精神一致，都是把《詩》看成是王道衰而作，與時代的政治狀況聯絡起來。以時代和王道興衰言《詩》，在今文經學和《詩》學中也有深刻反映。比如，《齊詩》翼奉提出“四始”、“五際”說，就把《詩》與王道興衰聯絡起來。另外，我們在談到《毛詩》將“變風”、“變雅”之詩與某個具體時代聯絡起來時，還必須充分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它是有一定的史實根據的，並非如指責者所說的完全出自於主觀的臆斷。如鄭玄說“變風”、“變雅”產生於懿、夷二王之後，就可從《史記?周本紀》、《漢書?匈奴傳》等著作中找到根據20。當然，《毛詩》、《鄭箋》之說，也存在著明顯的弱點，那就是它過於看重《詩》與時代、政治的關係，而忽視從詩歌自身的特點來探討詩的發展演變。或許正是意識到這一點，清代著名文學理論家葉燮講“風雅正變”問題時予以了補正。一方面，他採取《毛詩》的觀點，認為“風雅之有正有變，其正變系乎時，謂政治、風俗之由而失，由隆而汙”21。這即是說，詩之正變所表現的正是時代的狀況，當時代發生變化後，詩也應隨之發生變化。另一方面，則是充分重視《詩》之發展演變與詩自身的關係，提出“正變系乎詩”的觀點，這是《毛詩》的“正變”說所沒有的，彌補了《毛詩》“正變”說的不足。

　　第三，漢代詩學以《詩》為史，對《詩經》的歷史化解讀，客觀上也說明了“詩”與“史”之間存在著同一性，這對認識“詩”與“史”的關係是有意義的。《詩》是歷史還是文學，這是《詩經》學史上人們經常爭論的問題。雖然現代《詩經》研究者普遍認為《詩經》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甚至還出現像梁啟超、胡適等人那樣把《詩經》作為先秦古籍中的唯一信史看待的觀點，但人們普遍認定的還是《詩》屬於文學而非歷史。於是漢儒那種幾乎把《詩經》的每一篇章都與歷史事件聯絡看法就頗遭人非議，被看成是牽強附會的穿鑿之說。而實際上，從《詩經》所處的時代來看，從《詩經》最早發生的歷史事實來看，它更應該被當作歷史文字而不是文學文字。《詩經》“雅”、“頌”中的大量篇章，如《大雅?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等，可以看成是關於周民族的重要史詩，敘述了周人從始祖后稷創業到武王滅商的全部歷史。而《商頌?玄鳥》、《長髮》則可以看成是記述了商民族歷史的史詩。《詩經》中有的篇章，雖不被人們看成史詩，它們卻反映某些重大的歷史事件，如《大雅?常武》、《江漢》，《小雅?出車》、《六月》《采芑》等詩篇，則反映了周宣王時代民族戰爭的史實，這些是學術界早已認定的。《國風》中的詩在今天常常被人們解讀為民歌、情詩，其實其中許多詩篇也可以當作歷史來看，如《豳風》中《七月》，《毛詩序》解釋為周公遭變，陳王業艱難之作，有人則解釋為周代先公聚豳時期的農事詩;《豳風》中的《東山》、《破斧》等詩篇，許多人解釋為與周公東征相關的詩，這些解釋都是有歷史根據，與史實相吻合的。又如《詩經》“四始”《關雎》、《鹿鳴》、《文王》、《清廟》，錢穆認為它們“皆與文王之德有關”22，這亦是說這些詩可以作為歷史文字看待，與具體的史實聯絡起來。《詩》作為歷史看，還可以從《詩》的體例和分類中見出。《詩》分風、雅、頌三部分，其分類的標準是什麼?有人以音律別，有人以體制別，《毛詩》則強調以政事別，以時代、地域別，這實際上也是一種的史的分類。詩就是史，史就是詩。這在人類社會發展早期，尤其如此，這也許是距《詩經》時代最近的漢儒更願意從歷史而非文學的角度看待《詩》的原因所在。或許也是因為此，慣於把《詩經》看成是文學作品，是愛情詩的聞一多先生在《歌與詩》中也認為《毛詩序》“以史讀詩的觀點，確乎有著一段歷史的背景”23。其實，《毛詩》這種以詩為史，將詩視為史，為詩提供歷史背景指認的方法，在後世詩學中得到廣泛繼承。唐人孟最早提出“本事詩”的概念，他所謂“本事”，就是詩人創作作品所提供的歷史背景和資料。他不否認詩是抒情性的文字，但他同時認為要明白抒情性文字的本來意義，離不開隱藏在抒情文字後面的歷史事件和依據，所以他特別提出“本事詩”一說，並認為杜甫的詩“備敘其事”，使人“讀其文，盡得其故跡”24，所以堪稱詩歌創作典範，被譽為“詩史”。宋人更是將杜甫之詩號為“詩史”，認為杜詩的最重要成就就在於它“用事”之博，真實地記載了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的歷史事件和事實。明人楊慎說：“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韻語紀時事，謂之詩史”25，指出了宋人論詩的這一特點。他本人並不贊成宋人的看法，認為它違反了“《詩》以道性情”的特點，“不足以論詩”26。不過，楊慎這看法並沒有得到廣泛贊同，比他稍晚的王世貞就很不贊成他的觀點。而到了清代，將詩作為歷史對待，則幾乎成了論《詩》之人的共識，錢謙益、黃宗羲等詩學名家都持這一看法。“詩史”概念也不限於杜甫，而是用到更多詩人身上。比如，錢龍惕箋釋李商隱詩時主張：“因取新、舊《唐書》並諸家文集小說有關李詩者，或人或事，隨題箋釋於下。”27姚文燮注李賀詩時亦聲稱：“必善讀史者，始可注書，善論唐史者，始可注賀”28。這些看法，均是以詩為史，把詩歌作為歷史文獻來閱讀。筆者並不贊成簡單地將詩歌與歷史等同起來，因為不管一首詩的創作如何與歷史上發生的事件相關，作為一個現代讀者和詮釋者來說，他之所以欣賞詩，更重要的是因為這首詩所表現出來的情感意蘊和獨到的藝術形式和方法，而不是與詩相關的歷史資訊。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將詩看成歷史，並不意味著就一定缺乏文學的詩意和想象。深入瞭解詩的歷史本事和資訊，其實也可以豐富人們的詩意和想象。比如，我們讀李白的《朝發白帝城》，瞭解到李白被貶謫夜郎遇赦放歸的本事和事實後，就能更好地解讀李

　　白這首詩的詩意，並喚起豐富的想象。新歷史主義的代表人物海登?懷特認為，在歷史敘事和文學敘事之間並不存在根本對立，歷史敘事也需要文學的想象。我們也可以這樣說，藉助於歷史敘述，從這一敘述中獲取更多歷史事件和資訊，也可以大大增強我們關於文學的想象和詩意。從這一意義上說，《毛詩》對《詩經》的歷史化解讀，在歷史資訊非常模糊的情況下對《詩》的歷史本事和主題的尋求和解讀，未必就不是一種有意義、有價值的《詩經》解讀方法。比如，《毛詩序》釋《王風?黍離》，加上“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宗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這樣的題解，比起不提供任何歷史背景，只是泛泛地說成“心之憂矣，我歌且謠”的風謠體的憂憤之詩，顯然更具有歷史的想象和詩意。

　　第四，漢代詩學對《詩經》的歷史化解讀，還有助於人們更全面地認識中國古代詩歌理論傳統，特別是中國古代詩歌早期發展的歷史和傳統。在當今的中甲文學理論中，有這樣一種見解，認為中國古代很早就明確區分“詩”與“史”的不同，認為詩的主題是“言志”(抒情)，而“史”的主題則是記事、敘事。這一觀點顯然是不符合中國詩學理論實際的。其實，中國古代詩學所講“志”，從聞一多、楊樹達等人的考證看，最早都是包含“記事”、“言事”的內容的。聞一多先生在《歌與詩》中說：“志有三個意義：一記憶，二記錄，三懷抱，這三個意義正代表詩的發展途徑上三個主要階段。”29又說，“‘詩'的本質是記事的……古代歌所據有的是後世所謂詩的範圍，而古代所管領的乃是後世史的疆域。”30聞一多立說的根據是上古歌詩的分離，在這種分離的背景下，歌的本質是抒情，而詩的職能在於用韻語記事。聞一多所提出的上古歌詩由分途走向合流的假設難以成立，因為歌乃詩之母，人類早期的詩不可能脫離歌而存在。不過，他把記事作為早期詩歌的功能提出來，認為記事則要靠口耳相傳，所以“詩”或“志”的早期功能則在於記憶的儲存，後來才演化為偏於表現情感心意的“懷抱”的意義，這一看法則是有道理的。今天許多人談到中國古代“抒情言志”的詩歌傳統的形成時，都把它歸結為《詩經》。這一歸結有一定道理。《詩經》的確非常重視抒情言志，特別是《詩經》中的“風”詩則基本隱去了詩的歷史事件和人物背景的記事性因素，其基本特點便是“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班固語)的抒情。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詩經》就一味地強調抒情。就以風詩的“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特徵來說，它也並不是與敘事無關，只是它寫因事件激發的情感歡樂，重情感抒發而將事件、記事性因素弱化，並沒有完全排除敘事。而風詩中有的詩篇，如《豳風?東山》、《衛風?氓》、《風?定之方中》等，其敘事因素是非常充分的。而如《雅》、《頌》中大量記載先人歷史的篇章和祖述祖先功德的詩篇，其記事言事敘事的功能則決不會弱於《詩》的抒情和言志功能。有論者將《詩經》分為記事性文字和象喻性文字，前者以《雅》《頌》為主，包括部分以賦為主的《國風》，後者以《風》詩為主。31這一劃分在我看來是合理的。我們過去習慣從將《詩經》看成以抒情為主，以“興”為主的象喻性文字，而忽視了從記事性角度來理解《詩經》，於是對漢儒將《詩》與歷史事件對應起來，對《詩》作歷史化解讀的作法缺乏認同和了解。其實，漢代詩學對《詩經》的歷史化解讀和還原，雖有以史為尊，模糊歷史敘事與詩歌敘事區別的缺陷，卻也與中國詩歌早期發展歷史相關，與對《詩經》本身內含的記事、言事、感事功能認識相關，理解了這一點，我們方能理解漢代《詩經》闡釋，特別是《毛詩》解《詩》的價值和意義，也能更全面地瞭解中國古代詩歌發展的歷史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