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與先秦兩漢勸諫文化
《詩經》與先秦兩漢勸諫文化
勸諫文化興起於先秦時代，它不但對於中國的政治結構有著深刻的影響，對中國文學的發展也同樣影響巨大。
《詩經》裡勸諫作品的出現，以及漢代《詩經》學“美刺諷喻說”的形成，乃至中國詩歌諷喻傳統的最終形成，都與勸諫文化息息相關。要了解中國文學裡的諷喻傳統，就不能不瞭解勸諫文化。
一、先秦世卿制與《詩經》的勸諫詩
人類社會的存在，是以一定的血緣組織和地緣組織為前提的。這兩者一經一緯，構成了社會的基本框架。但是，它們在早期人類社會構成中所佔的比重，在各個民族裡卻是不一樣的。如古希臘的每個城邦，作為一個地域組織，有著共同的利益，人們對這種地域組織的重視大於對家庭血緣組織的重視，由之產生了古老的民主制度。而我國的情況則不一樣。“在我國早期社會歷史中血緣組織的家庭、宗族非常發達，而地緣組織社群相對較弱。因此，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中血緣氣氛濃厚，血緣組織對國家制度與政治思想影響之深是世所罕見的。”
夏、商兩代，文獻不足，情況不是特別明瞭，但是從現有的考古材料來看，還是可以發現，在這兩個朝代裡，血緣性的宗族集團一直是社會組織的主體，而且其主體地位不斷加強。族權逐漸與王權結合，構成家國一體的國家形態。?而到了西周的時候，則形成了完全成熟的宗法制度。周人的宗族組織與國家政權的結合，比商代更加緊密，周王和各國諸侯都是集君統與宗統於一身，家天下的特徵更加明顯了。一個君主，既是一國之君，又是一族之長;既承擔著治理國家的任務，又承擔著“糾合宗族”的義務。“君統”與“宗統，’二者之中，前者雖然是從後者發展而來的，但是地位卻己經更加重要了。也就是說，宗統應該服從於君統。《禮記大傳》“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慼慼君位。”《穀梁傳?隱公七年》“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國君與和他同姓的貴族之間，首先是君臣關係，然後才是親戚關係。同姓貴族不得以親情來影響或妨礙國君對政治權力的施展。這樣，當氏族解體，國家的利益上升到第一位的時候，原本混於一體的“宗統”與“君統”，開始分化為兩個既各司其職又聯絡緊密的系統，以君統為主幹，以宗統為枝葉，使得血緣組織國家化，國家組織血緣化。
在君主制度下，權力的集中，使國家政令比較容易統一，但是“天下系之於一身”，國家的治亂興衰卻更多地寄託於君王的英明與否。一般說來，僅憑君主一人之精力、智力和人格修養，是很少能夠在一個比較長的時期內，保持正確有效地對一個國家的內政外交進行治理的。所以君主制度也需要一種集思廣益的調劑，使國家政治機器有效地運轉。於是，臣下對君主的進言、獻策、勸諫就成為政治中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在國家機構的設定上，這一點也有體現。
《呂氏春秋?不苟論?自知》“天子立輔弼，設師保，所以舉過也。”在這裡，輔弼、師保的功能中，突出了“舉過”一項。而我們知道，所謂師保，就是太師、太傅、太保，是負責教導君王的官員。如果君主尚未成年，他們就是幼君的監護人;如果君主巳經成年，他們仍然擔任教育督導之責。在西周初年，太師、太傅、太保稱“三公”不但是周王的老師，而且更是掌握國家重權的大臣。《詩經?小雅?節南山》“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毛傳》“師，太師，周之三公也。”可見太師在西周國家政治體系中舉足輕重的地位。
對於比自己年輕的周王，太師太保是有教誨、督責的義務的。《尚書》裡的《召誥》《《無逸》，就記錄了召公、周公對成王的教誨、告誡。如果周王做錯了事情，太師太保是可以指出並敦促其改正的。有的時候，這種教誨、糾正，甚至是可以用比較嚴厲的口吻說出來的。因為他們和周王之間，不僅僅是君臣關係，還有著血親的關係，國與家的利益在他們的身上都是統一的。雖然“族人不得以其慼慼君位”，但是當國君行為失當，做出了嚴重損害國家利益，亦即宗族利益的事情的時候，太師太保對他的勸諫，又很自然地帶有同族中德高望重的長老對不肖晚輩進行訓誡的色彩，並因此而具有了一種威嚴的力量。
周代禮制，對於君統和宗統都是非常重視的。《禮記?喪服小記》“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禮記?大傳》:“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對於君王最高政治地位的尊重，屬於“尊尊”的範疇;而對於同一宗族中人的親情的重視，屬於“親親”的範疇;而對於年長的人的尊重，則叫做“長長”。太師太保的身份，與禮制的“親親”和“長長”相合，這對於君王的“尊尊”來說，是一個不小的制衡力量。在周代獨特的政治結構中，親族的輔弼和監督，對君王的至尊權利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所以實際上，以“親親”為口號的宗統，對於以“尊尊”為口號的君統，並不僅僅是一味地服從，它們之間的關係，表現出一種互相影響、互相制約、互相滲透、互相融合的複雜局面。
因此，除了太師、太保這樣的國家肱股重臣外，一般的卿大夫也有責任和義務匡諫君主的過失。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周王朝及各諸侯國的卿大夫，大多是與君主同姓的貴戚。可以說，周代建立在血緣關係基礎上的君臣關係，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國家政治的運作方式，與後代是大不相同的。這也就決定了當時的勸諫文化，會呈現出與後代大為不同的格局。《孟子?萬章下》：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在孟子的時代，異姓之卿己經比較多，所以孟子會把他們與傳統的貴戚之卿作一對比。在這明顯的對比中，不難看出貴戚之卿的家、國一體的立場。當君主昏庸暴虐，屢諫不聽，嚴重損害家國利益時，貴戚之卿甚至可以採取極端手段將之廢黜，以維護本家族的統治。宗族的利益是高於任何個人的利益的，連君主也不能例外。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比較容易瞭解先秦時代貴族的進諫心態了。《詩經》的二《雅》中，有許多貴族作品，其中頗有不少是用來對君王進行勸諫的：
《小雅?節南山》：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大雅?民勞》：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大雅?板》：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大雅?抑》：於乎小子，未知臧否丨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毛詩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板》凡伯刺厲王也。”《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從詩的文字中我們也看到，這些詩篇的語氣，完全是長輩對犯了過錯的晚輩諄諄教誨的語氣，《抑》尤其表現得疾言厲色。在這種情況下，“諫”和“教”就很難分得非常清楚了。這是進諫在周代宗法制社會里的獨特現象。
除了上述這些直接教訓周王的篇什外，二《雅》中還有一些評論時政的作品，表現了貴族們對衰亂時局的憂慮和痛心。如《大雅?召旻》憂心忡忡地寫道:“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小雅》裡的《雨無正》、《十月之交》等詩作，都直接指斥了敗壞國家綱紀的庸官佞臣，對他們的罪行作了毫不留情的揭露。這些詩如果是用來進諫的，其方式筆者以為都並不委婉曲折，不是後來《毛詩大序》所謂的“主文而譎諫”，而是正諫。
另有一些貴族卿大夫的作品，如《小雅》中的《正月》、《四月》、《北山》、《無將大車》、《小明》、《何草不黃》等詩，或感時傷亂，或痛恨勞逸不均，或述說行役之苦，或抒發對命運的憂懼，都在個人的感懷中表達出對社會政治的見解，又沒有直斥君主的過失。如果用它們來作諫書，那麼若稱之為“譎諫”，是應該能夠成立的。但是這種作品在怨刺詩中所佔的比重並不是很大。
從上面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知道，《詩經》作為先秦時代的重要典籍，與當時的政治是有很密切的關係的。其中的部分篇章，是可以用來勸諫君主的。這是當時的一種政治傳統，也就是“獻詩”。關於獻詩說的記載，最有名的要數《國語?周語上》中“邵公諫厲王弭鎊”一節裡的那段話了：
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朦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晉語六》裡也說“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另外，《楚語上》裡楚左史倚相追述衛武公故事一節和《左傳?襄公十四年》師曠對晉侯說的話裡，也有與上引兩段相似的記載。它們都說明了這樣一個史實：周代的貴族卿大夫有義務以獻詩的方式來對君主進行勸誡，使他能夠更加英明地處理政事。
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勸諫在《詩經》中並不是無處不在的。《詩經》中的精華部分一160首“國風”，大多是民間的歌唱，難與政治勸諫拉上多少關係。正如何休在《春秋公羊解詁?宣公十五年》中指出的“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朱熹《詩集傳序》也說《國風》“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在人民的生活中，當然也會受到階級壓迫和無道政治、戰亂等帶來的苦難，所以他們的歌詠當中也就自然有一部分怨刺上政的篇什了。《唐風?秋杜》、《王風?兔爰》、《小雅?苕之華》等詩是下層人民在荒亂年月中的痛苦呻吟，決非為勸諫而寫作。而《邶風?新臺》、《齊風?南山》、《魏風?碩鼠》等詩，則是直接揭露統治者的醜惡嘴臉。《鄘風?相鼠》則更進一步，痛斥喪盡廉恥的衛國統治者:“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這就與相傳是夏桀時的“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有著精神上的一致性。在這些詩篇中傾瀉而出的，是人民對統治階級的.不滿、怨恨和詛咒，截然不同於獻詩的公卿大夫的憂慮和痛心。這是由他們各自不同的階級立場所決定的。
上述這些作品本身的創作意圖，絕不是為了勸諫。如果說它們在客觀上能夠起到勸諫的作用的話，那也是被採集到朝廷以後，作為“觀民風”的材料而引起統治者的戒鑑了。這就和周代的另外一個傳統一“采詩”相關了②據說周代設有“行人”一官，專門負責去各地采詩。《漢書?食貨志》也說“孟春三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何休在《春秋公羊解詁?宣公十五年》中寫道“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統治者透過這些採集上來的詩觀察民情，考正政治得失?。這其實是一種比較原始的資訊反饋的方式。瞽、瞍、樂工們拿著這些詩篇，在君主身邊經常誦讀或歌唱，希望他們能夠從中瞭解下情，從而在施政時能夠更好地協調各種關係。這就是所謂“諷誦”。
“諷”字的本意就是朗讀、背誦。《說文》：“諷，誦也。從言，風聲。”段玉裁注“《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注：‘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倍同背，謂不開讀也。誦則非直背文，又為吟詠以聲節之。《周禮經》注析言之，諷、誦是二;許統言之，諷、誦是一也。”瞽、瞍們諷誦的詩篇，有采來的，也有獻上的;有風詩，也有雅詩;有本來就是為勸諫而作的詩，也有並無政教目的的詩。誦讀前人作的勸諫詩，巳經不是原始意義上的進諫了，而諷誦民間採來的風詩，就更只是提供給君主一個“斟酌”的材料罷了。即使這些風詩在諷誦的過程中對統治者產生了警戒的作用，這作用與詩人最初的本意也是脫鉤的。所以，“諷”、“諫”最先是完全不同的兩個詞，“諫”的本意是“直言規勸”，就詩來說，它是一部分獻上的詩的創作目的，而“諷”只是一種用詩的方式。由於諷這種方式比較幽隱，比諫更為委婉，不傷君臣間和氣，所以逐漸受到了統治者的重視。特別是在漢代大一統的封建專制政體下，帝王的尊嚴不容冒犯，諷就更得到了推崇。與此同時，“諫”的外延不斷擴大，諷最終就被當成了諫的一種，其字義也發生了轉移，接近於《詩大序》所謂的“譎諫”了。於是漢代就出現了“諷諫”這個詞。
下面我們就從政治史的角度，來看看“諷諫”是怎樣一步步得到提倡的。
二、進諫方式的改變
在比較早的時候，進諫是比較直截了當的，想說什麼，就說什麼。這也就是“諫”字的的本義。我們來看看古代典籍中對“諫”字的解釋：
《說文?言部》“諫，證也。”
《廣雅?釋詁一》“諫，正也。”
《廣韻?諫韻》“諫，直言以悟人也。”
《周禮?地官?保氏》“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鄭玄注“諫者，以禮義正之。，’
從這些解釋中可以得知，“諫”字最初的意思就是以直言教正別人，教正的物件也是比較普遍的，沒有特別的規定。直言相諫，是原始初民勸諫活動的基本形態。後來，“諫”開始有了比較明確的指向，主要指地位低的人勸諫地位高的人，尤其指臣諫君或子諫父。在實踐中，人們發現正言直諫並不一定是最好的進諫方式。一方面，它不一定能夠取得最佳效果;另一方面，它甚至會使進諫者陷於危險之中。畢竟，忠言逆耳，良藥苦口，沒有幾個人是願意聽揭自己短處的話的，從小便養尊處優、頤指氣使的君王，更是如此。如果這位君王德行、脾氣好一點的話，即使不接受意見，也不會報復進諫的人;但如果碰上了暴虐無道之君，那麼進諫的人就危險了。關龍逢直諫夏桀，比干極諫商紂王，春秋時期洩冶諫陳靈公，伍子胥諫吳王夫差，都慘遭殺害。所以忠臣並不是好做的。在道與勢的直接對抗中，以執持道義一方的悲壯失敗而告終的情況，是非常多的。
理想、道義與殘酷的現實，形成了劇烈的落差，這促使人們深入思索處世之道。在對政治的熱情、對國家的責任心與對自身生命的珍惜之間，怎樣找到一個平衡點，是很多人都在考慮的問題。《論語?子張》記子夏曰“君子……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鎊己也。”主張勸諫的深入程度要與君主對進諫人的信賴程度相適應。荀子則對這個問題有更細緻的論述。他在《荀子?臣道》中，一邊極力闡說諫、爭、輔、拂之臣對於國家的重要性，但同時又主張大臣在侍奉不同的君主的時候，應該採取不同的態度和策略：
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事中君者，有諫爭無諂諛;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撟拂。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為成俗。
這裡，就不僅僅是對道義的執守，也有著權宜保身的策略了。
荀子論述的，是比較籠統的與國君相處的臣道，而探討具體進言方式的，則以韓非子為最有心得了。他寫了一篇著名的《說難》，以明諫說君王的困難。他列舉了諫說中種種表面的和潛在的危險，認為必須先小心謹慎地獲得君主的信任，然後才能暢所欲言。“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韓非子最後還舉了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夫龍之為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韓非的論說雖然極為精闢，但他自己最後卻被讒死在秦國獄中。司馬遷在《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嘆息說“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洪邁《容齋隨筆》也寫道:“韓非作《說難》而死於說難，蓋諫說之難，自古以然。”韓非的個人悲劇，是有著深刻的象徵意義的。
鑑於人主的“逆鱗”不能觸動，那麼人臣在進諫的時候，必須尋求比直諫更好的方式。怎樣揣摩君主的心意，既不傷害他的自尊心和虛榮心，不觸怒他，又達到勸諫的效果，是很多人曾經致力探討的問題。在很早的時候，這樣的嘗試就巳經開始了。春秋時期，就有很多機智的大臣用委婉含蓄的語言，來對君主進行勸諫，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國語?晉語八》記載了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平公射鴒，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為大甲，以封於晉。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鴒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乃趣赦之。
叔向正話反說，表面上贊成晉平公的荒謬行為，
實際上卻諷刺他自己無能而遷怒豎襄。晉平公也感到很慚愧，只好放了無辜的豎襄。在先秦時代，像這樣精彩進諫的例子很多，從中體現出的進諫方法也很多樣，限於篇幅，這裡不再贅述。
春秋晚期，王綱解紐，禮崩樂壞，傳統的宗法血緣制度開始鬆散，官僚政治的客卿制開始逐漸取代世卿制。秦並六國之後，建立了空前龐大的封建帝國。秦始皇作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使中國的政治結構產生了巨大變化，君主專制制度完全建立起來，皇帝的威嚴遠逾前代任何君王。秦始皇純用法家思想，鉗制輿論，焚書坑儒，斷絕言路，奮其私智，“獨夫之心，日益驕固。”下情不能上達，使得社會矛盾迅速激化，秦朝很快就滅亡在農民戰爭的熊熊烽火之中。
代之而起的漢王朝，在革除了秦之弊政後，卻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秦代的那一套官僚政治體系。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國家的形成，使皇帝更加高高在上，不可冒犯。而且，此時的君臣關係，也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周代宗法制下君臣之間的親戚關係，在秦漢時代巳經不復存在。“親親”對於“尊尊”的制約作用，也基本上消失了。在西漢前期，純用文法吏，戰國時代新興起的“士”在政治上完全不被重視，地位非常之低。隨著強大的諸侯國勢力被逐一消滅，四海歸一，諸侯-遊士時代在景武之際徹底終結，士人不再像先秦時代那樣能夠自由地奔逐於各國之間，合則留，不合則去;而是隻能依附於中央王朝，除此別無出路。④由於此時的情況巳經變為士人對皇帝的單方面依附，所以在先秦時代士人與君主之間那種師友的關係很難看見了，基本上只剩下了上尊下卑的君臣關係。古老的師道，在漢代也大打了一個折扣。在漢朝，雖然進諫不如在秦朝那樣危險，但是比之先秦時代，是要危險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