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陳與義人格理想與詩歌風格演變

　　論文關鍵詞：陳與義人格理想詩歌風格

　　論文摘要：“文變染乎性情，興廢系乎時序。”文學作品因社會環境的變化而變化。誠然，靖康之亂這種天翻地覆的大變動震驚了詩人，使陳與義的詩歌風格發生了變化，詩人人格理想追求的主導方向發生了變化，進而使其詩歌前後階段呈現出不同的創作風貌。

　　陳與義是兩宋之交著名的詩人，江西詩派的“一祖三宗”之一，其詩歌以靖康劇變為界呈現出不同的風格特徵。前期多簡淡平遠之作，後期多呈現雄渾悲壯的藝術風格。對於陳與義前後期詩歌風格轉變的原因，論者多歸於靖康之亂。而由於他人格理想的變化導致其詩風的變化則論之很少，筆者試論之。

　　北宋初期“重文抑武”的政策以及相對穩定的政治經濟環境促使宋代士人獨具特色的精神人格的形成。“宋代士人，準確地說是仁宗朝以後計程車人，不僅從傳統的儒家文化中承繼了基本的人格精神，而且廣採博取，於老莊佛釋中大量汲取了精神營養，從而建構起一種新型的人格結構”。②這種人格結構是“融進與退、仕與隱、以天下為己任與個體心靈的自由超越於一體，……即使在仕途遭遇較大挫折，亦不輕言退隱；即使仕途極為順遂通達，也不得意忘形，任意而為，在窮困潦倒之時能關心社稷蒼生並保持心氣平和，在官運亨通之時又能存留一顆平常之心——這就是宋代士人所追求與嚮往的人格理想。”③也即在宋代士人的人格理想中，既有積極進取，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性的主體精神，又有追求心靈自由，嚮往和平愉悅的個體性精神。這二維人格結構不是對立的，而是同時存在，只不過由於外界環境的變化，一個方面佔主導而另一方面退居次要位置罷了。

　　陳與義是宋代士人的一分子，也具有此種人格理想，而此種二維人格理想在陳與義身上體現的特別明顯。以靖康為界，其人格理想的追求的側重點、主導方向不同。靖康之亂前期，陳與義生活相對較為優越，曾“少年爭名翰墨場”（《感懷》④），有過對功名仕途的追求。曾有“昔我同年友，壯志各南溟”（《雜書示陳國佐胡元茂四首》）的少年壯志，有過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性人格理想的追求。但是他初涉仕途，官卑位低，仕途不暢，因此詩歌中抒發自己懷才不遇的苦悶。但是宋代士人進中能退，仕中能隱，此時詩人人格理想的另一維度——追求心靈自由、和平愉悅的個體性精神的人格理想佔了上峰。他耽於詩中，以詩為樂：“詩中有味甜如蜜，佳處一哦三鼓腹”（《三虀》），“書生得句勝得官”（《送王周士赴發運私屬官》）。其詩歌題材多題畫、寫景、詠物、酬唱贈答之作，抒發自己的閒情逸致、寄情山水之樂。其詩歌主要呈現出清新明麗、簡淡平遠的風貌。這方面的作品很多，如《襄邑道中》、《清明二絕》等都是這方面的代表作。

　　靖康之難驟起，以天下為己任的宋代士人的社會責任感再次高漲，面對金人鐵蹄踐踏神州大地，二帝蒙塵，生靈塗炭的局面，“志士投袂，起而勒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⑤曾言“許身稷契間”的陳與義目睹了宋朝國運危機，國室偏安，“以天下為己任”計程車人的人格理想又佔了上峰，他渴望中興，大聲疾呼“中興天子要人才，當使生擒頡利來。正待吾曹紅抹額，不須辛苦學顏回。”（《題繼祖蟠室三首》其三），立志上馬殺敵，以圖中興大計。他在詩中抨擊腐朽的宋王朝，把犀利的詩筆直接指向統治者，同時以熱情的`讚歌歌頌抗金禦侮的愛國志士，如《傷春》、《雨中再赴海山樓》等；有時在詩中懷念淪陷的國土，如《居夷行》；也有對擄北去的徽、欽二宗的懷念，如《有感再賦》；時時為國家的命運而憂慮，如《同範直愚單履遊浯溪》等，這些都是“以天下為己任”計程車人人格理想的體現，這些詩往往“感時撫事，慷慨激越，寄託搖深，乃往往突過古人”⑥，表現出雄渾慷慨、蒼涼悲壯的藝術風格，在其詩歌中獨具特色，後人也多稱讚此時之作。

　　宋代士人在憂念國事、兼濟天下之餘，也不忘自己心靈的愉悅，對個性自由和悅的主體性人格理想的追求，在其營造的閒適、恬淡的氛圍中忘卻世間的紛爭、歇息久累的心靈，這在後期逃難中所寫的田園詩、寄情山水之作中有很好的體現，如《村景》、《羅江二絕》等都寫的清新可愛，看不出此時此刻的詩人是個避難者，飽受顛沛流離之苦，而是對生活充滿熱愛，有澹泊自適的心境，於他那些感時念亂、哀嘆身世、懷念相思等詩風大相徑庭，由此可以看出詩人的二維人格理想不是不時對立的，而是互為消長，某個時期、以一種為主，而另一種為輔，進而使其詩歌風格呈現出不同的創作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