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觀與《蠶書》
秦觀與《蠶書》
引導語：北宋後期著名婉約派詞人秦觀與《蠶書》有怎樣的故事，我們一起來閱讀與學習。
北宋婉約派詞人秦觀的詩詞，可謂耳熟能詳。但世間卻很少有人知道，就是這位文學家還曾寫過一冊在中國農學史上頗負盛名的專著《蠶書》，這本《蠶書》是中國現存最早的蠶桑科技專著，在世界蠶桑史上也具有特殊的地位。
《蠶書》猶如一本簡明的育蠶繅絲技術教科書。宋元時期揚州的養蠶業已經從“浴種”增健，發展到生理上的擇優汰劣，這是我國養蠶技術的一大進步，秦觀的《蠶書》則是這一技術進步的最早記載。
《蠶書》的文字雖然不多，但從浴蠶種到繅蠶絲的每一個操作階段，作者都作了簡明切實的講述，猶如一本簡明的育蠶繅絲技術教科書。如講述浴種、孵化的技術，作者說明：“臘之日，聚蠶種，沃以牛溲，浴於川。”是說到了農曆十二月初八這一天，蠶農就要聚集蠶種，先用牛尿將蠶種澆浸一下，然後將蠶種放在河裡洗淨收藏。作者在這裡所說的“沃以牛溲，浴於川”，實際上是一種“浴種”技術，但“浴種”為什麼要在“臘之日”施行呢?用今天的生物工程技術來解釋，其作用是利用冬天的低溫來選擇優良蠶卵，淘汰劣種。由此可見，宋元時期揚州的養蠶業已經從“浴種”增健，發展到生理上的擇優汰劣，這是我國養蠶技術的.一大進步，秦觀的《蠶書》則是這一技術進步的最早記載。
另外，從“化治”到“車”這幾節，講述了繅車的結構和用法，對繅車上的幾個關鍵部件，作了特別細緻的說明，這也是我國有關繅車的最早記載。文中沒有說到繅車的傳動方式，從秦觀描述的操作人員的動作看，這架繅車是用腳踏作為動力的，這比早期的手搖繅車要先進得多。這不僅可以減輕操作者的勞動強度，還可以把一隻手從搖柄中解放出來，進行理絲操作，有利於提高蠶絲的品質。
秦觀繅車最富創造性、也是最奇特的裝置，這便是專業人士稱之為“絡絞”的機構。秦觀《蠶書》中講解：“車之左端，置環繩，其前尺有五寸，當車床右足之上，連柄長寸有半，合柄為鼓，鼓生其寅，以受環繩，繩以車運，如環無端，鼓因以旋。鼓上為魚，魚半出鼓，其出之中，建柄半寸，上承添梯。添梯者，二尺五寸片竹也，其上揉竹為鉤，以防系竅。左端以應柄，對鼓為耳，方其穿以閒添梯。故車運以牽環繩，繩簇鼓，鼓以舞魚，魚振添梯，故絲不過偏。”整個絡絞裝置就是為了使絲均勻卷繞，不至於過偏。若是沒有絡絞裝置，生絲就會在一條直線上運動，無法均勻卷繞。有了這一裝置，生絲的卷繞就能在一定範圍內來回往返，自動調節，設計構思極為奇妙。
綜上所述，秦觀的《蠶書》在中國乃至世界蠶桑史和機械史上都佔有重要的地位，故學術界認為，秦觀《蠶書》的主要科技成就包括三個方面：
一、對蠶體生理的定量描述;
二、對多回簿飼養技術的系統記載;
三、對繅車的改進。
關於《蠶書》的作者
《蠶書》的作者究竟是誰?有一說認為是秦觀之子秦湛。另一派則根據南宋陳振孫的《直齋書錄題解》和王應麟的《困學紀聞》，認為應該是秦觀。
需要說明的是，關於《蠶書》，歷史上素有爭議。焦點有二：一是《蠶書》的作者究竟是誰?二是《蠶書》中所述的養蠶技術反映的是哪個地區?
關於《蠶書》的作者，有一說認為是秦湛。秦湛，字處度，號濟川，是秦觀之子。此說以《宋史·藝文志》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為代表，清人週中孚的《鄭堂讀書記》卷四十有這樣一段論說，較為集中地表述了這一派的觀點：“(《蠶書》)宋秦湛撰，舊題秦觀撰，誤也。《四庫全書總目》附陳旉《農書》後。《書錄題解》、《通考》俱誤作秦少游《蠶書》。《宋志》則作秦處度《蠶書》，最為有據。”
另一派的餘嘉錫則根據南宋陳振孫的《直齋書錄題解》和王應麟的《困學紀聞》，認為應該是秦觀。今人黃世瑞在《農史研究》第五集中也有《秦觀·蠶書·小考》一文進行了考證，他指出：據《重編淮海先生年譜節要》，元豐七年(1084)秦觀36歲時編有《淮海閒居集》;作者在《逆旅集自序》中亦云：“予閒居，有所聞輒書記之。”此二處“閒居”一詞與《蠶書》前言中“予閒居，婦善蠶，從婦論蠶，作蠶書”在語氣和筆調上是一致的，從而論定《蠶書》的作者是秦觀。
據此，關於《蠶書》寫作的時間便可作這樣的分析：秦觀是元豐八年踏上仕途的，此後便仕途勞頓，從未在家鄉閒居過了，由此可以推斷秦觀的《蠶書》寫於他踏上仕途之前，也就是編《淮海閒居集》那一年或以前，換言之，《蠶書》的成書時間大約在元豐七年或元豐七年之前。另，據徐培均《秦少游年譜長編》可知，秦觀是在元豐六年(1083)著述了《蠶書》。元豐五年，秦觀第二次赴京應舉，應試落第後曾遊洛陽等地，此後便閒居在家，發憤讀書，此間著寫了《蠶書》。
筆者認為，《四庫全書》收錄的陳旉《農書》，在陳旉《農書》之後附錄了《蠶書》，而《蠶書》後有南宋孫鏞為《蠶書》所撰的跋文，跋文中即認定《蠶書》是秦觀所撰。孫鏞寫跋文是在南宋嘉定七年臘月(1215)，與秦觀寫《蠶書》僅相距100多年，孫鏞認定《蠶書》的作者是秦觀，這要比我們今人的考證更為可靠、更為可信，這是從時間上說。若從空間上論，孫鏞在跋文中提到“一日，郡太守汪公取秦淮海《蠶書》示予曰：‘子謂高沙不可以蠶，此書何為而作乎?豈昔可為而今不可為耶?’”文中的“汪公”，是指汪綱。“高沙”，是指高郵。據高郵州志查考，汪綱在宋嘉定年間(1208-1224)知高郵軍。當時汪綱和孫鏞都在高郵，汪綱取出署名“秦淮海”的《蠶書》給孫鏞看，說明宋代版本的《蠶書》上即有秦觀的署名，同時也說明當時的高郵人都認為《蠶書》是秦觀所著。
另外，從秦觀的生平來看，秦觀的老家在高郵城東四十里的武寧鄉，境況是有“敝廬數間，足以庇風雨。薄田百畝，雖不能盡充膳粥絲麻，若無橫事，亦可給十七。”可見秦觀的生活僅能勉強自給。這樣的家境決定了秦觀年少時，除讀書遊歷外，還直接參加過蠶桑生產，這使得他有機會觀察和研究蠶桑，得以寫出《蠶書》。秦觀在高郵閒居時寫過《田居四首》，其中一首雲：“入夏桑柘稠，陰陰翳墟落。新麥已登場，餘蠶猶佔箔……家婦餉初還，丁男耘有託。”另一首亦云：“辛勤稼穡事，惻愴田疇語。得谷不敢儲，催科吏旁午。”由此可見，秦觀熟知農事之艱，對蠶桑生產是十分熟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