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理論視角下《黃帝內經》的英譯
互文性理論視角下《黃帝內經》的英譯
互文性理論作為當代重要的文字理論，重點強調文字與文化之間的關聯性，與翻譯在很大程度上達到了契合。
作為中醫學術的淵藪，《黃帝內經》是中國中醫理論體系的奠基之作。隨著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對外傳播的日益發展，其英譯工作逐漸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為順應時代的需要，臻於完美的英譯譯本亟待問世。本文以互文性理論為視角，以中外兩種文化背景下、不同時期兩位譯者的《黃帝內經・素問》譯本為分析文字，透過對比分析，旨在認知其翻譯過程，即閱讀―闡釋―改寫，並在此基礎上提出譯者不僅要做到語言層面對原文的互文，還要注重文化層面的互文翻譯策略。以互文性的角度來剖析《黃帝內經》譯文及其指導作用，在國內的研究少之又少，因此，筆者大膽嘗試，以期另闢蹊徑。
一、互文性理論與翻譯
法國符號學家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於1969年在其作品《符號學》中最先提出“互文性”(lntertexuality)[1]這一概念。她指出：“任何一篇文字的寫成都如同一副語錄彩圖的拼成，任何一篇文字都吸收和轉換了別的文字。”[2]經過不斷的衍化，學術界又把互文性分為廣義互文性和狹義互文性。廣義互文性以朱莉婭・克里斯蒂娃和巴特(Roland Barthes)為代表，指任何文字與賦予該文字意義的知識、程式碼和表意實踐之總和的關係。[3]狹義互文性以熱奈特(Gerard Genette)為代表，即“作者創作出來供讀者閱讀的具體語言性或符號性物品”，[4]他認為每個文字都是將已存的或同時期文字中的內容如馬賽克般鑲嵌、拼貼並吸收、轉化而來，這些文字處於相互參照、相互引用的關係中。
互文性理論引入到中國後，在文化研究領域引起了廣大學者的重視，尤其是在以文字的解構與建構為研究物件的翻譯領域，[5]使譯界不僅擺脫了結構主義單純從語言層面上研究翻譯的束縛，而且把作者、譯者、讀者及其社會歷史文化背景，融入到翻譯過程中，進行著跨越時空的對話和交流，形成一個選擇與吸收、創造與變異的互動過程。[6]譯者作為這一活動的主體，將翻譯分為三個環節：1.譯者對原文的閱讀。此階段中，譯者扮演讀者的角色。2.譯者對原文的闡釋。“文字的闡釋決定於主體彙集各種互文字並將它們同給定文字相聯絡的能力”。[3]作為闡釋者，應全面理解原文中蘊涵著的社會、文化等含義，運用互文性知識對原文字進行深層次挖掘，包括說出作者未盡之意，將暗示明示化以及具體細節中抽象出普遍意義和原則。3.譯者對原文的改寫。直譯無法傳遞原文的社會、文化等內涵時，譯者須對原文進行結構調整或意群重組，採取異化、歸化或二者結合的方法對原文改寫，將原文中的深層內涵在譯文中表達出來，這是譯者進行再創造的過程。
筆者認為，無論是廣義互文性還是狹義互文性，均強調文字的不確定性，也即意義的流動性;無論哪一種互文，在翻譯過程中，都要做到與原文字語言及文化內涵的互文。
二、《黃帝內經》及英譯本對比
(一)《黃帝內經》文字特點。《黃帝內經》(以下簡稱《內經》)內容博大精深，包括髒象、經絡、針灸、天文、氣象等等;語言精闢凝練、奧雅艱深，文字具有模糊性、隱喻性、偏義性、一詞多義等特徵，而且句式多變、結構複雜、內容層次較多及意合突出。
(二)《內經》的英譯本對比。自1925至今，《黃帝內經》的英譯本在國內外正式出版的已有12種。作為《內經》的首部英譯本，伊爾扎・威斯女士(Ilza Veith)於1945-1946年翻譯的The Yellow Emperor’s Classic of Internal Medicine，在中醫經典的翻譯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譯者李照國所譯《黃帝內經》是我國第一部大陸全譯本，Yellow Emperor’s Canon of Medicine Plain Conversation於2005年出版併入選《大中華文庫》。下面將從語言與文化兩個層面對兩個版本的譯文進行論述。
就語言層面來看，威本以直譯為主，注重形合，具有較好的回譯性，且語言豐富多變，語境充實生動;李本對基本概念的翻譯則以音譯為主、釋譯為輔，篇章翻譯以直譯為主、意譯為輔，語言概括簡練。如《四氣調神大論篇・第二》中“早臥早起，與雞俱興”一句，威本譯為“people should retire early at night and rise early (in the morning) with the crowing of the rooster”。[10]李本為“sleep early in the night and get up early in the morning just like ji(hens and roosters)”。[11]
文化層面來看，威本因缺少對中國傳統文化及中醫的深入瞭解，而出現了多處牽強的譯作與有悖醫理的地方;李本深諳中國傳統文化，遵循“譯古如古，不加修飾”的翻譯原則，準確地譯出了原文的醫學價值。如威本將《素問・平人氣象論》的“胃而有石曰冬病，石甚曰今病”一句譯為“when the stomach contains stones a disease will make its appearance in Winter. When the stones are large the disease will break out present1y”;[10]李本“[if the pulse has] Stomach-Qi but [appears] very Sunken (or deep)， [it indicates] diseases in winter;[if the pulse] is extremely sunken (or deep)， [it indicates occurrence of] diseases this summer”。[11]這裡講的是脈氣、脈象與胃氣的關係，而威本望文生義，出現了誤譯。
因此，筆者認為對於類似《黃帝內經》等中醫典籍的翻譯，不僅僅要傳達其科學性，而且還要展現其科學根植的肥沃的土壤文化及博雅語言。
三、互文性理論視角下的翻譯――以《黃帝內經・素問》譯本為例
例1：今時之人不然也，以酒為漿，以妄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素問・上古天真論篇第一》)
釋義：現在的人就不是這樣了，把酒當作水漿那樣貪飲，習慣於好逸惡勞，酒醉了，還肆行房事，縱情色慾，因而竭盡了精氣，散失了真元。[12]
譯文1：Nowadays people are not like this; they use wine as beverage and they adopt recklessness as usual behaviour. They enter the chamber (of love) in an intoxicated condition; their passions exhaust their vital forces; their cravings dissipate their true (essence). [10] (威斯 本)
譯文2：People nowadays， on the contrary， just behave oppositely. [They] drink wine as thin rice gruel， regard wrong as right， and seek sexual pleasure after drinking. [As a result，] their Jingqi (Essence-Qi) is exhausted and Zhenqi (Genuine-Qi) is wasted. [11](李照國 本)
分析：從原文語言層面來看，“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為對偶句。其中，“欲”對“耗”，“竭”對“散”，“精”對“真”，對偶非常工整。“耗”字為通假字，通“好”，是嗜好的意思。
從原文文化層面來看，“精”，見於《管子》，《管子・內業》把精視為最細微的氣，說“精也者氣之精者也”，即精氣是生命的來源;與其相對應，“真”指“真元”，即腎所藏之元氣，由父母之精所化生。
從譯文語言層面來看，兩者均使用“對仗”，譯文工整整齊，如威斯以“their passions”對“their cravings”，以“exhaust”對“dissipate”，以“their vital forces”對“their true (essence)”;李以“their Jingqi (Essence-Qi)”對“Zhenqi (Genuine-Qi)”，以“exhausted”對“wasted”，分別在語言層面上完成了對原文的互文。
從譯文文化層面來看，威本採取直譯和夾註，將“欲”理解為“passion”，“耗”理解為“cravings”，出現了語內翻譯的錯誤，因而造成語際翻譯中互文資訊的'丟失。李本使用意譯加音譯，既傳達出了中醫特定詞的內涵，又保留了中醫文化中特有的負載詞，從而有利於中醫特定術語的傳播和英譯標準化。
基於此，筆者認為，對於中醫典籍的翻譯，單進行語言層面的轉換是無法滿足文化傳播要求的，我們還要深層次挖掘文字積澱的文化價值，將文字中互文性文化內涵準確而恰當地傳達出來。
例2：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素問・上古天真論篇第一》)
釋義：每人都能順心所欲並感到滿意;吃什麼都覺得香甜，穿什麼都感到舒服，隨遇而安。[12]
譯文1：Any kind of food was beautiful (to them) and any kind of clothes were satisfactory. They felt happy under any condition.[10](威斯 本)
譯文2：[They all felt] satisfied with their life and enjoyed their tasty food， natural clothes and naive customs.[11](李照國 本)
分析：從原文語言層面來看，原文是以三字短句構成的排比，結構規整，層層推進，讀來琅琅上口;其中，“美”、“任”、“樂”均以形容詞作動詞。
從原文文化層面來看，原文用排比來抒情，節奏和諧，顯得感情洋溢。“美”、“任”、“樂”將聖賢之士淳厚朴實的特點與清心寡慾、知足常樂、淡然灑脫的情懷描寫得淋漓盡致，突出了他們怡然自得、天人合一的心境，生動地傳達了其隱含的互文資訊――古之聖賢對養生之道的重視。
從譯文語言層面來看，威本採用“歸化”，將原文分為兩個層次來闡釋，先分析，後總結，完全吻合了英語分析型語言的特點，層次分明;且連用三個“any”，更加恰到好處地再現了原文的語言神韻。李本則採用“直譯”，字對字的將原文再現，其層次感不如威本，氣勢也不如威本強烈。
從譯文文化層面來看，威本採用“beautiful”，“satisfactory”和“happy”恰切地傳達出了原文主體“美”、“任”、“樂”的內涵，巧妙地表達出“享美食”，“穿著舒適的衣服”和“隨遇而安”的主體情感，挖掘出了原文中的互文蹤跡。而李本雖重構了原文語境，也完整地表達了原文內涵，但缺乏層次感，整體感覺平淡無奇，原文中的主體情感被削弱，且未能傳達原文主體自在悠然的心境。
由此可見，即使是深植於中國文化土壤的譯者尚難發現或傳達出文字背後的互文現象，更何況脫離中國文化背景的外國讀者和譯者。以此類推，中國讀者和譯者之於外國文字亦是如此。所以，對於《黃帝內經》等中醫典籍的翻譯，應以互文性理論作為指導，儘可能避免這種因互文缺失而導致的闡述缺陷。
四、結語
“這些譯本產生於不同的歷史時期，由不同背景的譯者翻譯，譯本之間差異巨大，反映了中醫古籍英譯事業的發展程序”。[13]但《黃帝內經》的英譯本眾多，年代跨度較大，目前尚沒有一個統一的理論標準來指導其翻譯。本文將互文性理論引入《內經》的翻譯，將譯者置於中國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知識的縱橫捭闔中，字斟句酌的在語言層面和文化層面使原文資訊最大化。由於《內經》中蘊涵著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只有打通相關學科領域並融會貫通，全方位、多層次、準確地解讀原文資訊，附之夯實的雙語語言能力，才能使中醫典籍的翻譯踏上宏放、步入縱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