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帝內經》的傳說

《黃帝內經》的傳說

　　《黃帝內經》是一本醫學著作，也是一本影響著中華千年的醫學著作，更是一本濡養著中國傳統醫學的著作，它的價值是不可估量的。

　　《黃帝內經》的價值貢獻

　　《黃帝內經》作為祖國傳統醫學的理論思想基礎及精髓，在中華民族近二千年繁衍生息的漫漫歷史長河中，它的醫學主導作用及貢獻功不可沒。 試想，大略700年前，歐洲鼠疫暴發， 有四分之一的歐洲人失去了寶貴的生命，而中國近兩千年的歷史中雖也有瘟疫流行， 但從未有過象歐洲一樣慘痛的記錄，中醫藥及《內經》的作用由此可以充分展示。

　　《黃帝內經》的著成，標誌著中國醫學由經驗醫學上升為理論醫學的新階段。

　　《黃帝內經》總結了戰國以前的醫學成就，併為戰國以後的中國醫學發展提供了理論指導。在整體觀、矛盾觀、經絡學、髒象學、病因病機學、養生和預防醫學以及診斷治療原則等各方面，都為中醫學奠定了理論基礎，具有深遠影響。歷代著名醫家在理論和實踐方面的創新和建樹，大多與《黃帝內經》有著密切的淵源關係。

　　近代以來，歐洲隨著文藝復興而來的啟蒙時代，歐洲思想先哲注重人類認識本源，一改重古薄今、信仰神性的思維方式，發展理性，注重實踐，解放人們思想，科學因而在西方大興。而同時代的中國再沒出現過先秦百家式的思想解放，《黃帝內經》越來越成為絆羈中醫再行發展的思想枷鎖，因為沒有其他學科的大力發展，中醫也就失去了沒有進一認識人體的可能性。今天我們重讀《黃帝內經》感慨先人們在當時的`創新探索精神，這就是它的最大價值。

　　《黃帝內經》內容十分豐富，《素問》偏重人體生理、病理、疾病治療原則原理，以及人與自然等等基本理論;《靈樞》則偏重於人體解剖、臟腑經絡、腧穴針灸等等。二者之共同點均繫有關問題的理論論述，並不涉及或基本上不涉及疾病治療的具體方藥與技術。因此，它成為中國醫學發展的理論源藪，是歷代醫學家論述疾病與健康的理論依據，儘管醫學家學說各異而有爭論但鮮有背離之者，幾乎無不求之於《內經》而為立論之準繩。這就是現代人學習研究中醫，也必須首先攻讀《內經》的原故。因為，若不基本掌握《內經》之要旨，將對中醫學之各個臨床科疾病之認識、診斷、治療原則、選藥處方等等，無從理解和實施。

　　拓展：

　　我國最早的方論專著

　　方論，顧名思義，就是闡述制方之理。我國方書以公元前168年之前的《五十二病方》為最早。其後有漢代《傷寒論》的113方，《金匱要略》的262方，唐代孫思邈《千金要方》的5300餘方，宋代《聖濟總錄》的20000的餘方，明初《普濟方》的61739方等等。在方劑數量發展的同時，歷代醫家開始注意推求制方之理的研究，使“方之有矩，法之有規”。一般來說，明末以前，各醫家多致力於方劑的發掘、彙集與考證工作;自明末到清代多注意藥物和方劑的使用及理論上的發掘。

　　我國最早的“方解”、 “方論”由金代醫家成無已所創。成無已在其所著《傷寒明理論》(4卷，刊於1156年)中列“藥方論”篇，專論方藥。雖然僅注《傷寒論》中常用方2l首，但均能指出方劑的“君、臣、佐、使”，引經據典，闡明方理，是為我國最早的“方論”專篇。

　　其後，至明初醫家許宏(1304年--?)撰著《金鏡內臺方儀》(原書約成於1422年，1794年復經程永培校訂)，將《傷寒論》113方歸納為湯、散、丸三類，每方均分湯儀、疑問兩部分闡述，前者分析組方之理，後者辨證論治之義，條理清晰，樸實簡明。這一著作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專題性“方論”著作。公元1584年著名醫家吳鶴皋(1551--1620)撰著《醫方考》一書，這是我國現存最早的綜合性“方論”專著。

　　《醫方考》共6卷，分72門，附脈訣2卷，載方780餘首(實有方564方)。吳氏以證集方，每列一證，先敘病因，再辯諸家治法，然後彙集各家名方以釋之。書中對方劑的命名、組成藥物、適應症、方義、加減應用、禁忌等均有比較深刻的論術，尤其對方劑的配伍意義，闡述更深，這對於後世學習研究方劑很有啟發和參考價值。

　　自清以來，方解專著很多。如汪昂的《醫方集解》、張路玉的《千金方衍義》、王子接的《古方選注》、吳謙等編的《醫宗金鑑?刪補名醫方記》、吳儀洛的《成方切用》、陳念祖的《時方歌括》與《肘方妙用》等等都是較大影響的方解專著。

　　此外尚有許多專著中的方論。如張景嶽《景嶽全書》中的新方八陣(新方186首)、古方八陣(古方1516首)，唐容川《血證論》卷7、卷8中201方的方論，王孟英的《溫熱經緯》卷5中113方論等。歷代著名醫家如錢乙、陳自明、李東垣、朱丹溪、王好古、李中梓、喻嘉宮、柯琴、吳瑭等都對方劑學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