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小說《傷逝》《奔月》的經濟意識

魯迅小說《傷逝》《奔月》的經濟意識

　　《傷逝》和《奔月》是魯迅經濟書寫的典範之作。小說透過經濟書寫論證了魯迅以生存為本位的愛情觀、婚姻觀以及在愛情之上的有關啟蒙的超越思考。

　　魯迅在《娜拉走後怎樣》一文中首先提出了經濟權之於女性解放的重要意義，從而將經濟與啟蒙聯絡在了一起，但這一傳統並沒有在魯迅小說研究中延續下去。在以往的研究中，經濟因素只是作為一種外部考量，並沒有納入到作家的創作意識和題旨中，即便有學者提出了“經濟倫理”的概念，其論述也多流於表層，未能深入。其實，經濟意識凝結著作家獨特的生命體驗，是作家創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很多學者都曾論證過金錢與魯迅本人的密切關係，他們認為“離開了錢的魯迅，不是完整的魯迅，更不是真正的魯迅。因此，理解經濟意識在作家創作中的重要意義，有利於我們更好地瞭解魯迅本人的生存觀和個性心理，有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魯迅筆下人物的生存狀況和人格異化，有利於我們更好地把握魯迅對於個性解放、“五四”啟蒙的超越思考。本文擬從小說《傷逝》和《奔月》入手，透過對其個人化的經濟書寫的解讀，分析魯迅以生存為本位的愛情觀、婚姻觀以及由經濟引發的對啟蒙存在合理性的質疑。

　　一、以生存為本位的愛情婚姻觀

　　經濟是一個寬泛的主題，如何將其具體化，如何避免零散化是作家需要思考的問題。這裡，魯迅選擇以家庭經濟為突破口，將個人的生存問題濃縮在一個具體的時空範圍內，透過解剖複雜的兩性關係來凸顯經濟的重要性。

　　《傷逝》是一則涓生的手記，儘管在開篇涓生就說“我要寫下我的悔恨和悲哀”，可是“悔恨和悲哀”並沒有讓涓生忘卻為自己辯解。在涓生看來，導致他們愛情危機的直接原因是經濟問題，子君由經濟苦難帶來的轉變是促成其愛情悲劇的最大緣由。子君操持著每日川流不息的做飯吃飯，然而這份無私的付出卻走向了愛情的悲劇：涓生在理想的愛情裡徘徊，子君卻成為了金錢的奴隸。魯迅清楚地看到女性解放的艱難性與長久性，如何在現實中保持思想的先進性，如何在愛情中保持自我的獨立性，如何承擔家庭的責任而不受奴役，這一切透過涓生之口給出了答案，“人的生活的第一著是求生，向著這求生的道路，是必須攜手同行，或奮身孤往的了”“人鬚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

　　如果說《傷逝》中的愛情悲劇除卻經濟因素的介入，尚還有關於愛情自身的形而上的困惑，那麼《奔月》自開篇就落入一個最迫切的生存問題上――吃。小說開篇寫到，羿“剛要跨進大門”“心裡就非常踟躕”，而嫦娥“在圓窗裡探了一探頭”“似理不理的向他看了一眼，沒有答應”。嫦娥以“一年到頭只吃烏鴉肉的炸醬麵”揭示出夫妻間情感淡漠的癥結。作為上古神話中的射日英雄，羿的出場顯得很尷尬，曾經以箭法高超自詡的'他如今卻遭遇了“竟射得遍地精光”的生活煩惱，這種由生存環境帶來的壓抑一點點侵蝕羿與嫦娥的愛情，最後導致嫦娥的奔月。

　　物質匱乏帶來了人性的委頓、生命的沉重。回憶與憧憬的確可以緩解個人與時代的緊張關係，但精神層面的釋放卻無法跨越現實的河岸，達到理想的終點。於是，子君和嫦娥用死亡去喚醒舊夢中的涓生和羿。其實，魯迅的筆下不乏這樣的悲劇人物，《孤獨者》中的魏連殳、《孔乙己》中的孔乙己，他們的死亡都與經濟有著直接的聯絡，其悲劇色彩亦不遜於《傷逝》和《奔月》。那麼選擇這兩篇小說的用意何為呢?用家庭這一社會單元叩問愛情與經濟的複雜關係，其實就是將個體放到社會關係中，在人與人的關係中審視死亡的悲劇性。在作家看來，個體的毀滅如果缺少與他人的情感羈絆就會被淹沒，“如置身於無邊無際的荒原”，得不到有力的回應。而選擇從兩性關係入手，不僅可以聚焦經濟的重要性，還可以在他者的感知中增強小說的批判性和感染力。《傷逝》中涓生在經歷了子君的死亡後“向著新的生路跨進第一步去”;《奔月》中，嫦娥用奔月換來了羿的“吃了追上去罷”。透過他者的毀滅，涓生和羿跳出了憧憬和回憶編織的牢籠，獲得了直面現實的勇氣。

　　二、啟蒙的現實困境與話語失效

　　《傷逝》和《奔月》皆討論了經濟之於愛情的悲劇根源。兩者最大的共同點在於，涓生和羿都不敢正視以生存為本位的現實，從而造成了子君和嫦娥的離去。但子君的死不同於嫦娥的奔月，儘管她們的離開都直接影響了男主人公未來道路的選擇。

　　《傷逝》中，子君的犧牲意味著一種“原罪”式啟蒙，這一啟蒙的實現經歷了由愛到恨、由合到分、由生至死的過程。起初，子君在涓生的啟發下喊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自己的權利”的話，但這僅代表啟蒙的開始，子君的出走只是一種因愛而生的叛逆，還達不到實現“女性解放”的社會意義，甚至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是另一種形式的迴歸――由“父權”向“夫權”的迴歸。儘管這種奴役帶有不自覺性，但這正說明了啟蒙的不徹底性。這一點，在子君和涓生的愛情生活裡得到了最生動的展現，當經濟問題跨過文學與愛情成為了生活的重心，啟蒙者的怯懦與虛妄便以最直接而又最現實的方式表現了出來。涓生的膽怯使他從一個啟蒙者的位置上滑落了下來，變成了一個被啟蒙者，或者說從一開始他就不具備啟蒙的能力。涓生叫醒了鐵屋子裡的子君，卻無力打破鐵屋子，最終只能用“遺忘和說謊”做前導，埋葬過去，向著新的生路跨過去。涓生前行的第一步是跨過子君的死亡，這就給啟蒙打上了“原罪”的陰影。由此看出，魯迅對啟蒙者的合法性有著深刻的懷疑：啟蒙者是否理解啟蒙?被啟蒙者能否被啟蒙?啟蒙是一種先驗的指導還是一種過程的摸索?在啟蒙話語中又該如何實現兩者平等的對話與交流?如何防止話語霸權下的價值偏見?魯迅從經濟視角出發，透過叩問“娜拉走後”的悲劇根源，揭示了啟蒙的虛妄性與不徹底性。其實，經濟獨立並非女性一人之事，從某種意義上說，作為啟蒙者的涓生也是另一個“娜拉”，只是社會對於男性的寬容多過對於一個叛逆的女性，所以子君在“無愛的人們的眼前的黑暗”中死去，而涓生卻還可以“獨自負著虛空的重擔”在“新的生路”前行。

　　嫦娥的奔月意味著另一種啟蒙――反抗絕望式的啟蒙。作為上古神話中的美好形象，嫦娥實際是魯迅啟蒙理想的寄託，然而這一理想卻在現實中遭遇了最大的挫折――吃飯問題。小說自開篇就寫到了嫦娥的詰難與質問：“誰家是一年到頭只吃烏鴉肉的炸醬麵的?”“你不能用小一點的箭頭的麼?”“這是封豕長蛇麼?”“你不能走得更遠一點的麼?”這既是理想對現實的叩問，也是對啟蒙者合法性的質疑：啟蒙者能否在理想與現實的夾縫中走得更遠呢?魯迅在《奔月》中找到了一條出路：反抗絕望。面對嫦娥(啟蒙理想)的牢騷與抱怨，啟蒙者試圖用回憶緩和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卻遭遇了“奔月”的精神危機。然而，希望的消遁並不意味著探索的終結。小說的結尾寫到羿打算吃完飯後再去追嫦娥，這正體現了魯迅的戰鬥姿態，一種超越歷史、聚焦生活的戰鬥姿態，一種在無物件、無定著的悲涼感與孤獨感中堅持著“奔月”的人生追求，這充分說明了“吃”與啟蒙理想並不矛盾，只不過魯迅將生存之於了啟蒙之上，從而為啟蒙探得了現實的出路。

　　涓生和羿分別反映了“五四”時期啟蒙者兩者不同的心路歷程，他們的無奈與難言體現了精神界之戰士的苦悶，理想與現實的交織照映了啟蒙者內心的彷徨。魯迅從“吃飯”這一話題切入，以微觀視角洞察經濟之於啟蒙的重大意義，體現了他的超越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