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和柳宗元

劉禹錫和柳宗元

  導語:我們在上小學的時候,就學過劉禹錫和柳宗元的詩歌,他們都是唐代非常有名的詩人。那麼,他們彼此之間是否認識呢?下面是小編分享的劉禹錫和柳宗元,歡迎閱讀!

  每當我翻閱柳宗元的文集,每當我品讀柳宗元的詩文,總讓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另一個人,這就是柳宗元的鐵桿兄弟――劉禹錫。

  劉禹錫雖然在群星燦爛的李唐皇朝的文壇上還不算頂尖級的人物,在開宗立派、領袖群倫方面無法與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白居易相提並論,但是,歷代評論甚高。《升庵詩話》裡贊之曰:“元和以後,詩人全集之可觀者數家,當以劉禹錫為第一。其詩入選及人所膾炙,不下百首矣。”《四庫全書總目》對他的評價是:“其古文則恣肆博辯,於昌黎、柳州之外自為軌轍。”由此可見,其詩文之影響足以了得。

  於此,我對劉禹錫的敬慕與仰望,不僅僅是因為他詩文言辭的精銳與意境的妙道,而更在於他人品的高潔與對朋友之情的真摯。因為沒有他的艱苦努力與多方籌措,柳宗元文集就難以刊行於世。像《江雪》、《漁翁》、《捕蛇者說》、《三戒》、《天對》、《封建論》這樣的絕妙美文,也許只能如流星一般消解在歷史的夜空之中,化為隨風而逝的塵埃,無法進入千家萬戶,成為今天學子們互相吟詠的文學範本。

  劉禹錫的身世與柳宗元極為相似,於大曆七年(772年)出生一官宦人家,字夢得,洛陽人氏,祖籍為中山(即河北定州)。據資料考證,他是匈奴族的後裔,七世祖劉亮隨魏文帝遷洛陽,始改漢姓。劉禹錫自幼好學且博聞強記,童年時代曾受到著名詩僧皎然與靈澈的指點,貞元六年(790年)遊學長安,於貞元九年(793年)與柳宗元一併進士及第,從此,兩人因同道而相識,由相識而相知,由相知而成莫逆之交。

  冥冥之中的命運之神,不知捉弄還是恩賜,將這兩位文學巨匠在後來的二十多年的仕途旅程中緊緊地擰在一起。他們同登博學宏辭科,同入二王集團,同時成為朝廷命官,又同時貶為遠州司馬,同時應詔回京,又同時外放嶺外刺史……同升遷,共淪落,命運之神的安排,使這兩個萍水相逢的同路人,成了榮辱與共、患難同當、肝膽相照的鐵桿朋友。

  我們知道,歷經安史之亂後的李唐皇朝,已是一個風雨飄搖、朝不保夕、危機四伏的頹廢的朝廷,到處是宦官專權、冗員沉積、官府橫徵、藩鎮割據,百姓是十室九空、民不聊生。劉禹錫、柳宗元等為了匡扶大唐社稷,為了救生民於水火,在王叔文、王伾的支援下,於永貞元年(805年)進行了一場氣勢浩大的變革運動,這就是歷史常言的“永貞革新”。但是,由於革新觸及了宦官與藩鎮的利益,於是,遭到強烈抨擊,半年後,革新失敗,王叔文、王伾被逼身亡,劉禹錫貶為連州刺史,柳宗元貶為邵州刺史,被遠遠地逐出了長安,離開了他們施展才華與抱負的用武之地。

  命途多舛,厄運接踵而來,他們還在行進途中,朝廷又傳聖旨,加貶劉禹錫為朗州司馬,加貶柳宗元為永州司馬。隨後,還下詔規定:“縱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從此,“劉柳”跌至政治旋渦的深淵,從官爵顯赫的紅人滑變成了新政的階下囚,成了名副其實的閒人。對此,柳宗元曾在《冉溪》一詩中不由自主地感嘆道:

  少時陳力希公侯,許國不復為身謀。風波一跌逝萬里,壯心瓦解空縲囚。縲囚終老無餘事,願卜湘西冉溪地。卻學壽張樊敬侯,種漆南園待成器。

  坎坷的仕途,使劉禹錫與柳宗元年輕時的那種“勵材能,興功力,致大康於民,垂不滅之聲”的理想一步步破滅時,他倆不約而同地將自己的精力與志趣轉移到了文學與哲學上來,認為“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於是,這對政治上的失意文人,並沒有因政治的沉淪而潦倒下去,卻是互相鼓勵,相互支援,在文壇上撐起了另一片蔚藍的天空。

 

  至元和十年(815年),革新人士已死傷大半,於是,“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從而,劉禹錫、柳宗元等人終於盼來了生命的轉機。柳宗元立即打點行裝,便匆匆奔向長安。一路上儘管非常勞累,但內心深處甚為歡快,掃去了心中的陰影,天地間變得開闊而祥和。他在汨羅遇到大風,船不能行,但心情還是格外的明朗。他在《汨羅遇風》一詩中寫道:

  南來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門自有期。

  為報春風汨羅道,莫將波浪枉明時。

  關於回京的歡快心情柳宗元在《郎州竇常員外寄劉二十八詩見促行騎走筆酬贈》中寫得更為真切:

  投荒垂一紀,新詔下荊扉。

  疑似莊周夢,情如蘇武歸。

  賜環留遺響,五馬助徵騑。

  不羨衡陽雁,春來前後飛。

  元和十年(815年)春,劉禹錫也從貶所朗州奉召回到長安,看到眼下的長安已物是人非,再也不是十年前的樣子,於是,心有所感,便寫下了《戲贈看花諸君子》一詩:

  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觀裡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

  劉禹錫的這種冷嘲熱諷的思想情緒,深深地刺痛了當朝權貴,於是權貴們以劉“語涉譏刺”而不宜留在京師長安為由,憲宗皇帝只好將他們再次流放遠州為官。

  當柳宗元得知自己被貶至柳州,而劉夢得被貶到比自己更遠的播州時,不禁大哭起來:“禹錫有母年高,今為郡蠻方,西南絕域,往復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如母子異方,便為永訣。吾與禹錫為執友,胡忍見其若是。”(《新唐書?柳宗元傳》)於是,柳宗元立即“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可見,柳宗元與劉禹錫二人的確是肝膽相照,親如兄弟。

  其實,我們檢點《柳宗元文集》時,也可從其相互間的題贈得到印證,柳宗元題贈劉禹錫的詩文達十篇之多,是柳文中題贈最多的人。其最具淒涼之意的要算他倆于衡陽分路時的情景。兩人依依不捨,但又不能不別,只好題詩相贈,以寄心中情思。柳宗元於離別的船上感慨萬千:“二十年來萬事同,今朝歧路忽西東。皇恩若許歸田去,晚歲當為臨舍翁。”(《重別夢得》)“同是天涯淪落人”,此時的劉禹錫,內心也是同樣的悲苦,而在其酬《答》中卻是對柳宗元進行勸解與寬慰:“弱冠同懷長者憂,臨歧回想盡悠悠。耦耕若便遺身世,黃髮相看萬事休”。這何嘗不是血的.文字?

  衡陽一別,劉禹錫越過五嶺,南下連州,而柳宗元沿湘江而上,然後再由湘入漓,最後到達柳州,從此,天各一方,只能憑窗瞭望,以書信往來聊寄相思。

  來柳州任刺史,已不再是一個閒職,而是一級行政長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實現自己的某些政治主張。於是,柳宗元大興教化、釋放婢奴、發展生產,本想大幹一番。可是,由於南方氣候的潮溼,以及內心的疲倦憔悴,身體日趨惡化,明顯感到一天不如一天。自知將不久於人世,料想難以完成書稿的整理任務,於是,寫下遺囑,要僕人在他死後將書稿交與中山劉夢得君,並於信中說:“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草累故人。”

  元和十四年(819年)十一月八日,遺響千古的大文豪――柳宗元就這樣油盡燈滅,客死柳州任上。

  此時的劉禹錫正扶著母親的靈柩行走在衡陽的路上,而他獲知好友柳宗元病故的噩耗後,頃刻間便淚如雨下,可見他心中的悲痛之深。隨後,他一邊派僕人前去料理柳宗元的後事,一邊含淚給韓愈寫信,希望能為柳宗元兄弟撰寫墓誌銘,以昭其冤。並花畢生之力,整理柳宗元的遺作,然後又全力籌資刊印,使其得以問世,以告慰黃泉之下的柳宗元的靈魂。由此可見他們之間的情誼之厚。

  劉禹錫與柳宗元之間的摯友之情,有如夜空中的明月,有如黑暗中的燭光,千百年來,一直照亮著中國文壇與政壇的一片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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