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柳宗元與古文運動

淺談柳宗元與古文運動

  導語: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字子厚,漢族,河東(現山西運城永濟一帶)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學家、哲學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稱“柳河東”、 “河東先生”,因官終柳州刺史,又稱“柳柳州”。柳宗元與韓愈並稱為“韓柳”,與劉禹錫並稱“劉柳”,與王維、孟浩然、韋應物並稱“王孟韋柳”。以下是小編整理的柳宗元與古文運動,歡迎大家閱讀!

  由於政治見解與個人經歷的不同,柳宗元並不屬於韓愈那個作家群體,而且由於他長期貶謫在南方,離當時的文學中心較遠,所以他的古文理論與創作實踐沒有韓愈那麼大的影響,但是,柳宗元對古文復興運動,也有其獨特的貢獻。

  和韓愈一樣,柳宗元也強調“文”與“道”的關係。他在《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中指出:“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意思就是說,寫文章的目的.是“明道”,讀文章的目的是“之道”,文辭只是傳達“道”的手段、工具。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他更明確提出“文者以明道”的原則,在《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中,他又要求文章有“輔時及物”的作用,即能夠針對現實,經世致用。

  基於這樣的認識,柳宗元也對駢文持批判態度。在《乞巧文》中,他諷刺駢文是“眩耀為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啽哢飛走;駢四驪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就是說駢文徒有表面的好看,並無實際的用處,甚至還會迷惑人心。他推崇的也是先秦兩漢之文,認為“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如漢之西京”(《柳宗直西漢文類序》),主張寫文章要“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還要旁參《穀梁》、《孟》、《荀》、《莊》、《老》、《國語》、《離騷》、《史記》的氣勢、脈絡、文采等(《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大體上說,柳宗元的散文理論與韓愈很相近。在評價駢文時不無偏激,在強調以道為根本時難免忽視文學的獨立價值,但同時卻也很重視文辭氣勢等藝術性方面的考慮。至於他的文章,同樣不完全受他的理論的限制。

  在文章的具體表現方面,柳宗元的看法與韓愈有些不同。

  首先,韓愈比較偏重於散文中情感的直接表露,所謂“不平則鳴”、“愁思之聲要妙”等都是指作者情感不加掩飾的宣洩,而柳宗元則比較偏重於情感的含蓄表達方式。《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說他自己作文:“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

  就是說在創作中要平心靜氣,使內在情感深沉含蓄地表現。這裡面有人生態度與宗教信仰的因素。韓愈激烈反佛,曾批評學佛者“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送高閒上人序》);而柳宗元卻信佛,曾多次反駁韓愈,認為佛教讓人“樂山水而嗜閒安”(《送僧浩初序》),並主張感情不可過分外露,說“氣煩則慮亂,視雍則志滯。君子必有遊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恆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三亭記》)。因此,他雖然常常壓抑不住心頭激情而寫出激烈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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