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山水遊記矛盾心態

柳宗元山水遊記矛盾心態

　　導語：柳宗元作為一個有遠大政治理想的文學家,其希望參與政治革新的政治心態即使是在被貶永州後仍然不曾消退。面對綺麗山水,他全身心投入,對景物進行精雕細刻,做到了物我相融。其山水遊記作品中,交織著想入世卻又不得不出世的矛盾心態,為我們營造了美不勝收、極富感染力的藝術境界。

　　一 柳宗元山水遊記矛盾心態產生的社會背景

　　柳宗元山水遊記矛盾心態的產生與當時其所處的時代有著密切的聯絡。柳宗元是一個有遠大抱負的人,在年少時“頗慕古之大有為者,”希望“勵材能,興功力,致大康於民,垂不滅之聲”(《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唐貞元九年(公元793年),柳宗元進士及第,五年後又考取了吏部的博學宏詞科,被授為集賢殿正字,得以在政治上有所作為。面對藩鎮割據、宦官專權的現實,柳宗元渴望輔時及物,在任監察御史裡行期間,結識了以王叔文為首的革新人士。順宗李誦即位後,王叔文等執政,積極推進改革,主張削弱宦官、藩鎮勢力,柳宗元升任禮部員外郎,成為政治革新的中堅力量,積極參與實施了一系列的政治措施。但好景不長,李誦在宦官和藩鎮勢力的逼迫下,讓位於其子憲宗李純。憲宗即位,王叔文集團無所依傍,相繼被貶。

　　柳宗元被貶為韶州刺史,未及到任,又加貶為永州司馬。永州地處湘南,當時環境惡劣,人煙稀少,其雖官為司馬,形同被編管的囚犯,這對柳宗元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打擊。帶著憤懣和不平,他離開了京城遠赴永州,同行者有其67歲的老母。途徑汩羅江,他懷古感今,憑弔屈原,斥責顛倒黑白的社會,發出“吾哀今之為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吊屈原文》)的感慨之聲。柳宗元被貶後,朝廷一些趨炎附勢的人,對他多有詆垢,他身在貶所,又受小人誣陷,心情十分痛苦。被貶永州,是柳宗元仕途中的一個重大轉折。他既不能進而得其志,於是退而著書立說,創作了多篇諷喻雜文和抒情散文、詩歌,許多重要著述,就是在其被貶永州的十年間所寫的。而此期間創作的山水散文,尤其是“永州八記”,既是柳宗元對永州之地奇山異水的實錄,也是他矛盾心靈歷程的真實寫照。柳宗元的山水遊記不僅繪寫了山水的綺麗,而且往往物我相融,借山水抒寫個人的失意和關注民生、希望致仕的心理。在他的筆下,對自然之美的藝術再現既體現了他幽深、清冷、孤寂的審美心態,又體現了他遠大的政治理想和與時代共呼吸的政治心態。

　　二 柳宗元山水遊記的心理基礎

　　人的心理狀況往往因為周圍環境的變化而變化,人在遭受外力壓力時往往有兩種結果:或積極應對,或消極頹廢。對古代文人而言,當其政治理想遭遇挫折時,往往會暫時自我封閉,尋山水之美,著書立說,或於字裡行間蘊不與時世同流合汙的清高;或抒遭受不公不為理解的苦悶;或發投身仕途一展政治理想的情懷。清高者有陶淵明等人,於青青田間唱響一曲曲迴盪千古的優美詩歌;暫時寄情山水者有柳宗元等人,于山水遊記中多寫騷人遷客的感受,把個人遭遇、政治抱負與山水之美透過文學作品有機融為一體。儘管柳宗元在貶官後精神非常痛苦,但其政治理想從未動搖過。柳宗元是典型的儒家主義者,儒家思想要求積極致仕,不似道家的消極。順宗執政時期,柳宗元全身心投入革新之中,抱定了“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寄許京兆孟容書》)。但憲宗即位後對革新派人物的大力打擊讓他措手不及,他一生都重視清白與正直,於官場之中不同流合汙,被貶之後也不巴結。對於參與革新,他並不認為自己是錯的,被貶永州,其內心可謂倍受煎熬。

　　作為有志之士,柳宗元的政治心態必然伴其一生,但作為文學家,當其身處困境,遇到能觸發其心靈的景緻進行文學創作時,又必然會用特定心理審視客體,於是其作品一方面有著強烈的政治思想,一方面又有著不能實現理想而只好寄情山水的無奈,筆下的景緻也因此顯得格外清幽、淒冷。想入世的政治心態與不得不出世融入山水的審美心態這兩種矛盾心態的相互組合,形成了柳宗元山水遊記的獨特藝術風格。

　　三 渴望輔時及物的政治心態

　　一般而言,山水作品往往淡去人間百態,文人藉此求物我兩忘。陶淵明厭惡官場、寧願迴歸田園,故其詩中有發自內心的迴歸感,顯平和與淡泊,而柳宗元走向山野,實非心之所願,他的淡泊僅是外在表現,其內心實充滿苦悶、悲憤。他的不甘寂寞、渴求能重新致仕的社會政治心態在其詩文中表露無遺。

　　柳宗元的.苦悶積澱起來無處發洩,面對居所周圍的山水,只有將自身遭遇與奇山異水的被遺棄、被忽略等同起來,山水在他眼中不再是普通的山水,而如通靈般與其共鳴。在柳宗元的山水作品中,他盡情向世人展示、挖掘山水之美,同時,又宣告它們久為人所不識或為人所棄,以表達內心情懷。這些“棄地”與永州地處偏僻有關,但作者觸景生情,把它們挖掘出來,其實蘊含著作者的主觀意圖。柳宗元貶永州期間與山水為伍,先後發現和觀遊過許多景點,他特別賞識的是鈷潭、西山及袁家渴三處。他在《袁家渴記》開頭就明確指出上述三地“皆永中幽麗奇處也”,但“永之人未嘗遊焉”。在《鈷潭西小丘記》裡,寫小丘為“唐氏之棄地”,意在用棄地喻遷客,寫小丘經過修葺後面貌全然一新,但因在偏僻之地,所以無人賞識,意在表明其被放逐而不為人所理解的苦悶。在《小石城山記》裡,他說小石城山 “不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由此可以看出,柳宗元並不想在這山山水水中頤養天年。在國家經歷動亂,需要振興的時候,他希望像他一樣的有志之士都透過參預政治、社會革新來實現自己的政治願望。

　　儘管作者“悶即出遊,遊復多恐”,且“時到幽樹好石清泉,暫得一笑”,但畢竟感覺“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為舒暢哉?”(《與李翰林建書》)山水再美,柳宗元也只是暫且得以擺脫不悅,其內心深處一直沒有放棄自己的人生理想,不希望囿於這偏僻之地無所作為。也正因為柳宗元心繫天下,嚮往能被召回,所以,其往小丘西行時,“聞水聲,如鳴 環,心樂之”。(《至小丘西小石潭記》)被困山野,反而會樂,這不僅僅只是小石潭的清幽美妙使其心情愉悅。柳宗元在長安生活時,士大夫們身佩玉飾,其常常聽見佩環相擊之聲。如今在此山野,再次聽到清脆的像佩環撞擊一樣的潺潺溪水聲,感覺尤為親切,不禁勾起了一個銳意革新但政治上卻遭禁錮的遷客無限嚮往的情懷。

　　在《永州龍興寺東丘記》裡,柳宗元修整出一塊幽深曲奧的樂土,以寄寓其憂鬱失意之情,“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可以觀妙”,表達的正是作者因失意而借美麗風景派遣鬱悶的心情。

　　柳宗元的山水遊記,是對於被遺棄的土地之美的認識,身處這樣的環境中,他不由也有更強烈的遺世之感。正是透過山水作品,柳宗元證明了他的胸懷天下、忠君愛國、關切福祉的胸懷和情感。

　　四 物我同一的審美心態

　　南朝文學理論評論家劉勰說:“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尚書・堯典》)人們在進行審美時,或將自己的情感移之於審美客體中,或是審美客體移動自己的情感,即審美移情,這是人類在審美活動中普遍存在的一種心理現象,審美實際上是一個移情的過程。柳宗元陶醉山水的過程也是其移情作用發揮的過程,在其審美心理的觀照下,他的山水作品對山水進行了藝術加工、重組,情景交融,渾然一體,富有震人心魄的感染力。

　　首先,柳宗元善於捕捉和摹寫景物的形、神、聲、色,精雕細刻出一種幽深、清冷、孤寂之美。柳宗元在《鈷潭記》中說“其顛委勢峻,蕩擊益暴”,一句話即寫出了水勢特點及其成因;後“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寫出了水成旋渦狀一圈一圈平緩展開之狀。同為山石,也因景而異,並在其筆端各有精彩:“突怒偃蹇,負土而出”,這是《鈷潭西小丘記》中的山石之狀,而“為坻為嶼,為為巖”,則是《至小丘西小石潭記》中的水石之妙。《至小丘西小石潭記》寫周圍環境:“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悽神寒骨,悄愴幽邃”,渲染出一種山野清幽之美;寫岸勢:“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鋪面而來的是清冷、幽深之息。寫石渠的精巧景緻:“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逾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環周。……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魚”(《石渠記》),幽麗小景,令人美不勝收。寫水流情態:“流若織文,響若操琴”(《石澗記》),仿若悠悠琴聲激盪作者孤寂的心靈。寫黃溪水態:“其略如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黛蓄膏,來若白虹,沉沉無聲”(《遊黃溪記》),一汪潭水悄寂無聲映入眼簾。寫嘉木美卉,“垂水聚峰,玲瓏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遂”(《零陵三亭記》),於精美描繪中展現景物的清幽、美麗。

　　其次,柳宗元沒有遊離于山水,而是傾其全部感情於眼中山水。在《始得西山宴遊記》裡,柳宗元對西山的怪特透過遠景一再烘托,熱情讚美:

　　“然後知是山之特立,不與培為類。悠悠乎與顥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

　　作者以西山與培相對比,暗喻君子與小人涇渭分明,以顯示自己的高潔。此時的作者,已超越了客觀自我,滿腔幽憤與眼前的景緻融合於一起,用自己的感受感應物件,感到特別安定,精神上暫時獲得極大解脫。在《鈷潭記》中,作者寫自己買潭後對其進行整飭,潭上景色盡收眼底,竟然“樂居夷而忘故土”。本來作者盼望早返朝廷,現在卻因為一處潭水而忘懷故土。然而,這畢竟只是柳宗元不能被召回的苦中作樂,表面上的閒適始終無法掩蓋他內心的痛楚,潭上景色雖美,透露的卻是絲絲淒涼。在《鈷潭西小丘記》中,柳宗元先寫小丘環境的優美,後寫棄擲之感,高興之處頓覺悽清,其同情小丘的命運,實則抒發自己懷才不遇的感慨。在《至小丘西小石潭記》中,作者極力描寫潭水的“清冽”,同時又“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將其孤寂、清涼的心境,巧妙地寄寓在悽清幽邃的自然境界之中。在《小石城山記》中,作者將埋沒於荒野之地的小石城山美景呈現於筆端,道:

　　“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設施也。”

　　石頭上青翠的樹木和箭竹生長得堅實繁茂,雖飽經風霜雨雪摧襲,仍頑強地生長著。這無形中啟示作者,雖處逆境也要生活得“益奇而堅”。同時作者大膽質疑“造物者之有無”,把個人的身世之感同山水結合起,抒政治抱負不得施展的怨憤。

　　作家在創作過程中,只有真摯情感自然流露,移情於文學作品物件之中,才能創作出光輝燦爛的藝術形象,才能使人們從中獲得審美享受和感化教育。柳宗元用其獨有的審美心理審視自然,挖掘其亮麗,他筆端的景象,已不是簡單物化的客觀真實,而是經過主體心靈的審視,成為主體意識中蘊含豐富情感的一個部分。

　　學者林紓評論柳宗元山水文時曾說:寫山水文柳宗元是專家,即使是韓愈在這方面也趕不上他。可見柳宗元山水遊記藝術成就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