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文學主張

柳宗元的文學主張

　　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字子厚，漢族，河東(現山西運城永濟一帶)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學家、哲學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稱“柳河東”、 “河東先生”，因官終柳州刺史，又稱“柳柳州”。柳宗元與韓愈並稱為“韓柳”，與劉錫並稱“劉柳”，與王維、孟浩然、韋應物並稱“王孟韋柳”。

　　柳宗元的文學主張在文章內容上,針對文不重內容、空洞無物的弊病,提出“文道合一”、“以文明道”.要求文章反映現實,“不平則鳴”,富於革除時弊的批判精神.文章形式上,提出要革新文體,突破文束縛,句式長短不拘,並要求革新語言“務去陳言”、“辭必己出”.此外,還指出先“立行”再“立言”.這是一種進步的文學主張.

　　由於政治見解與個人經歷的不同,柳宗元並不屬於韓愈那個作家群體,而且由於他長期貶謫在南方,離當時的文學中心較遠,所以他的古文理論與創作實踐沒有韓愈那麼大的影響,但是,柳宗元對古文復興運動,也有其獨特的貢獻.

　　和韓愈一樣,柳宗元也強調“文”與“道”的關係.他在《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中指出：“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意思就是說,寫文章的目的是“明道”,讀文章的目的是“之道”,文辭只是傳達“道”的手段、工具.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他更明確提出“文者以明道”的原則,在《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中,他又要求文章有“輔時及物”的作用,即能夠針對現實,經世致用.

　　基於這樣的認識,柳宗元也對文持批判態度.在《乞巧文》中,他諷刺文是“耀為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哢飛走;四驪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就是說文徒有表面的好看,並無實際的用處,甚至還會迷惑人心.他推崇的也是先秦兩漢之文,認為“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如漢之西京”(《柳宗直西漢文類序》),主張寫文章要“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還要旁參《穀梁》、《孟》、《荀》、《莊》、《老》、《國語》、《離騷》、《史記》的氣勢、脈絡、文采等(《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大體上說,柳宗元的散文理論與韓愈很相近.在評價文時不無偏激,在強調以道為根本時難免忽視文學的獨立價值,但同時卻也很重視文辭氣勢等藝術性方面的考慮.至於他的文章,同樣不完全受他的理論的限制.

　　在文章的具體表現方面,柳宗元的看法與韓愈有些不同.

　　首先,韓愈比較偏重於散文中情感的直接表露,所謂“不平則鳴”、“愁思之聲要妙”等都是指作者情感不加掩飾的宣洩,而柳宗元則比較偏重於情感的含蓄表達方式.《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說他自己作文：“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而驕也.”

　　就是說在創作中要平心靜氣,使內在情感深沉含蓄地表現.這裡面有人生態度與宗教信仰的因素.韓愈激烈反佛,曾批評學佛者“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潰敗不可收”(《送高閒上人序》);而柳宗元卻信佛,曾多次反駁韓愈,認為佛教讓人“樂山水而嗜閒安”(《送僧浩初序》),並主張感情不可過分外露,說“氣煩則慮亂,視雍則志滯.君子必有遊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恆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三亭記》).因此,他雖然常常壓抑不住心頭激情而寫出激烈的作品,但也常常剋制自己,寫一些感情深沉含蓄的散文.相比起來,他的作品在力度、氣勢上不如韓愈,但在雋永、含蓄、深沉上卻超過了韓愈.其次,韓愈比較刻意於語言、形式上的革新與創造,為了突現感情的力度,他常在語言技巧上下功夫,而柳宗元相對地更重視內在涵意的表現.他在《復杜溫夫書》中說：“吾雖少為文,不能自雕,引筆行墨,快意累累,意盡便止.”在《楊評事文集後序》中也說,議論文要“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比興文要“麗則清越,言暢而義美”,而在《柳公行狀》中則借讚美柳渾散文提出：“去藻飾之華,汪洋自肆,以適己為用.”可見他更重視內在的“意”和語言的“暢”,而不那麼強調在語言的外現形式上下功夫.因此,他的文風偏於自然流暢、清新雋永,更能令讀者回味.

　　柳宗元的議論文、傳記、寓言都有佳作.議論如《封建論》,邏輯謹嚴,文筆犀利而流暢;《捕蛇者說》從渲染捕蛇之險,反襯賦稅之沉重,點出“賦斂之毒有甚是蛇”的主題,篇幅雖短而波瀾曲折.傳記如《段太尉逸事狀》截取了段秀實治理駐軍、孤身入營勸諭郭、賣馬市谷代農償租、拒納朱大綾四個典型事蹟,生動而有說服力.寓言如著名的《傳》借小蟲諷刺那些“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不知死之將至的貪心者;《三戒·黔之驢》則借驢比喻那些外強中乾、實無所能的龐然大物;《說》則借鹿、、虎、一物制一物來比喻那些“不善內而恃外者”只知假借外力而不思自強的愚蠢行為,想象豐富奇特,語言犀利精煉,篇幅雖短而寓意深刻.

　　但柳宗元散文中寫得最好的是那些山水遊記.

　　柳宗元的山水遊記並不是單純地去描景物,而是以全部感情去觀照山水之後,借對自然的描述來抒發自己的感受,正如他在《愚溪詩序》中所說,他是以心與筆“漱滌萬物,牢籠百態”.

　　像《潭西小丘記》所寫景物是：“清之狀與目謀,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

　　這山水便不僅僅是一種視覺、聽覺的客觀物件,而是投射了作者心境的活生生的親切的.自然.所以,他筆下的山水,都具有他所向往的高潔、幽靜、清雅的情趣,也有他詩中孤寂、悽清、幽怨的格調.小石潭的“悽神寒骨,悄幽”(《至小丘西小石潭記》),潭西小丘的被人遺棄(《潭西小丘記》),小石城山的“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小石城山記》),愚溪的“無以利世”(《愚溪詩序》),都是作者心靈的外化.他也深深地喜愛這些山水,“憐而售之”、“枕蓆而臥”(《潭西小丘記》),覺得它們與自己有相同的遭遇和悲喜.也正是因為他對山水抱有這種感情,“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始得西山宴遊記》),才寫出如此細膩、優美、動情的山水遊記.

　　同時,柳宗元又以極其優美、凝鍊、精緻的語言透過對山水的描述,把這些感受表現得淋漓盡致.他極善於用各種傳神的辭句來寫各種各樣的山林溪石,如寫水的幽深平靜,則用“黛蓄膏淳”(《遊黃溪記》);寫水的清澈淺平,則用“日光下澈,影布石上”(《至小丘西小石潭記》);寫水跳動輕快,則用“流若織紋,響若操琴”(《石澗記》);寫水流動曲折,則用“曲行餘,若無窮”(《石渠記》);寫石,則有“然相累而下者”、“衝然角列而上者”的山坡山石(《潭西小丘記》);有“為為嶼為堪為巖”的岸邊之石(《至小丘西小石潭記》);也有“或列或跪或立或僕,竅穴,堆突怒”的園中之石(《永州韋使君新堂記》);又有“怒者虎鬥,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的大山之石(《永州崔中丞萬石亭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