鶴沖天·黃金榜上

鶴沖天·黃金榜上

　　這首詞反映了柳永的反叛性格，也帶來了他人生路上一大波折。在宋元時代有著重大的意義和反響。它正面鼓吹文人士者與統治者分離，而與歌妓等下層人民接近，有一定的思想進步性。全詞如下：

　　鶴沖天·黃金榜上

　　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明代暫遺賢，如何向。未遂風雲便，爭不恣遊狂蕩。何須論得喪?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

　　煙花巷陌，依約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尋訪。且恁偎紅倚翠，風流事，平生暢。青春都一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註釋】

　　⑴鶴沖天：詞牌名，即“喜遷鶯”。

　　⑵明代：政治清明的時代。一作“千古”。

　　【譯文】

　　在金字題名的榜上，我只不過是偶然失去取得狀元的機會。即使在政治清明的時代，君王也會一時錯失賢能之才，我今後該怎麼辦呢?既然沒有得到好的機遇，為什麼不隨心所欲地遊樂呢!何必為功名患得患失?做一個風流才子為歌姬譜寫詞章，即使身著白衣，也不亞於公卿將相。

　　在歌姬居住的街巷裡，有擺放著丹青畫屏的繡房。幸運的是那裡住著我的意中人，值得我細細地追求尋訪。與她們依偎，享受這風流的生活，才是我平生最大的歡樂。青春不過是片刻時間，我寧願把功名，換成手中淺淺的一杯酒和耳畔低徊婉轉的歌唱。

　　【賞析】

　　“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開頭便說出了落第的事實。“失龍頭望”而冠以一個“偶”字，表明作者對自己的才能並沒有失去信心;和下句的“暫”字互相呼應，說明這次下第只不過是偶然的、暫時的，非戰之罪，實受種種客觀原因制約而已。然而落第畢竟又是眼前的現實，今後一段時間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是不得不考慮的。接下去的兩句，就提出了這個問題。“明代暫遺賢”，說得何等委婉!表面上，既沒有唐突了時代(其代表人物就是當代的“聖君賢相”)，也沒有貶抑了自己;但骨子裡其實是包含著諷刺，蘊藏著怨望的。既然是政治清明的時代，就應該“野無遺賢”才對呀!這句話的重點，是把自己說成為一個有才能的“賢”者，被有眼無珠的當道者所“遺”棄了。“如何向?”既然他們不要我，我應該怎麼辦?問題提得相當尖銳。

　　接下去是回答問題。“未遂風雲便，爭不恣狂蕩”二句，用斬釘截鐵、明白無誤的語言，說出了今後生活的行動指向：恣意狂蕩。“恣”字已有放縱的意思;“爭”字領頭造成的反問語氣，雙重否定構成肯定意思的行文法，都加重了“恣狂蕩”一語的力量，給人的印象是深刻的。“何須論得喪”三句，進一步申述走這一條恣意狂蕩之路的得失，這是順理成章的事。因為這是一條違反應舉出仕的封建規範的道路，一般讀書人都不願意走的道路。但是作者卻認為：走這條路，做個“才子詞人”，與仕宦而至公卿宰相，是沒有什麼兩樣的，談不上什麼損失。“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這兩句話充滿了自豪，十分警策。就作者的本意言，是以為“教坊樂工”寫作歌詞來對抗為朝廷草誥制策，即以為市民階層服務來代替為統治集團服務;客觀上是提高了詞人的地位。

　　上片到此結束，在表意上已自成段落，相當完整。然而長調講究鋪敘，講究舒展，柳永的這首詞，是適應長調的要求而構思、下語的，因此句子不大講究含蓄，餘蘊不多;上片形象的描寫尤其不夠。偏於平實的敘述和抽象的議論。如果沒有更多一些景語和情語，是會顯得乾癟的。而“恣狂蕩”生活的具體內容，“才子詞人”的真正含義，還有待於進一步展開，才能成為“意”、“象”兼勝的作品——這也正是詞人下筆時有意的佈局，為下片的描寫留下餘地的。故過片以後，即展開了“依紅偎翠”生活的具體描寫。

　　“煙花巷陌”四句，勾畫出綺麗的`環境和可意的佳人：一條歌妓聚居的深巷裡，擺列著丹青畫屏的繡房中，住著那些值得詞人時時來尋訪的“意中人”。在這裡，“意中人”沒有明標數目，也沒有描寫外貌，但是不難推知，它一定是複數的，一定是美麗的。這有詞人其他作品為證。柳永詞中出現過的歌妓.有名字的就有心娘、佳娘、蟲娘、酥娘、秀香、英英、瑤卿等;那些沒有標名的，更是不計其數。(雖然不是一時一地的相識但以早期在汴的居多。)宋人羅燁記載：“耆卿居京華，暇日遍遊妓館，所至，妓者愛其有詞名，能移宮換羽，一經品題，聲價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資給之。”(《醉翁談錄》丙集卷二)可見他和妓(ji)女們的交遊，是十分廣泛的。而“如描似削身材，怯雨羞雲情意”(《鬥百花》)、“層波細翦明眸，膩玉圓搓素頸”(《晝夜樂》)、“天然嫩臉羞蛾，不假施朱描翠，盈盈秋水”(《尉遲杯》)等等，都是她們體態妖嬈的佐證。文藝創作有時不得不把豐富的生活內容壓縮在短小的篇幅裡，讀者就需要展開想象的翅膀，才能充分領略其中所包含的意象;而要做到這一點，又必須瞭解作者的生平行事。理解柳永的這首詞，也是這樣。

　　“且恁偎紅翠”三句，緊承上文，意謂對著這些聰明美麗的煙花伴侶，應該盡情地享受美滿風流的生活，以求達到平生的快意。這種境界，其他詞作中也所在多有：“暗想當初，有多少幽歡佳會。”(《曲玉管》)“未名未祿，綺陌紅樓，往往經歲遷延。”(《戚氏》)“追思往昔年少，繼日恁，把酒聽歌，量金買笑。”(《古傾杯》)他是沉浸在“偎紅翠”的生活之中了。詞作至此，已極道“恣狂蕩”的內容，意象的容量得到了極大的豐富。

　　一結三句，又把詞的思想推向更高一層。作者直接拈出“浮名”來和“淺斟低唱”對比，認為青春易逝，與其去搏取功名，還不如酒邊花下。淺斟低唱。這固然有沉湎於尋歡作樂的一面，然而聯絡柳永為舉子時專為樂工新腔作辭(見葉夢得《避暑錄話》)、他自己亦善創調(《樂章集》中頗多自創新聲)二事，聯絡上片結句“才子詞人”兩句，則“淺斟低唱”一語，實不徒為單方面的把酒聽歌，還包括為歌妓們譜寫新曲新詞。換言之，即進行新興詞曲的創作活動。他有一首《玉蝴蝶》詞寫道：“遷延，珊瑚筵上，親持犀管，旋疊香箋。要索新詞，殢人含笑立尊前。”就是絕好的印證。他不願意把這種生活和“浮名”對換，這就不能不是“狂怪”的論調。

　　因為在封建社會里，蔑視功名，就等於不願為君所用，這是有悖於“忠君”之道的，無怪乎仁宗讀後要不高興，把他黜落了。當然，話又說回來，既然柳永願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為什麼他又一再去參加科舉考試呢?這就是柳永思想的矛盾。封建時代的知識分子，走和下層人民結合的道路，一般都是被迫的，並非出於自願;應舉求仕的觀念，在他們的頭腦中藕斷絲連，一旦時機到來，就會重作馮婦，再返舊壘，所謂“身在曹營心在漢”者，比比皆是。這牽涉到思想意識根本改變的條件問題，在此不暇細述。總之，時代的侷限，階級的侷限，柳永也不能跨越這一歷史的制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