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長卿的五言詩
劉長卿的五言詩
劉長卿詩中，充分地反映了他對當時的政治和權貴的“怨悱”，頗有自比於屈原的情緒，下面和小編一起賞析一下劉長卿的五言詩!
劉長卿《五言律詩三首》賞析
劉長卿，字文房，河間(今河北獻縣)人。少時讀書嵩山中，後移家鄱陽(今江西)。開元二十一年(公元七三三年)進士及第。至德中，自監察御史出為轉運使判官。為鄂嶽觀察使吳仲孺誣告犯贓罪，系姑蘇獄久之。貶為潘州南巴(今廣東茂名縣東)尉。因有人為之辯白，量移睦州司馬。官終於隨州(今湖北隨縣)刺史，故其詩文集名為《劉隨州集》。
劉長卿進士及第，比王維僅遲了三年，他應當屬於盛唐詩人。但他的詩名著聞於上元、寶應年以後，因此文學史上把他列為中唐詩人。其實在中唐詩人中，他是前輩了。他的詩也屬於王、孟一派。五言詩最著名，也最為自負，曾自以為“五言長城”。這是無人能超越的意思。
現在選講他的三首五言詩：兩首五言四韻律詩，一首五言十韻律詩，即元明時人所謂排律。
餘幹旅舍
搖落暮天迥，青楓霜葉稀。
孤城向水閉，獨鳥揹人飛。
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
鄉心正欲絕，何處搗寒衣。
餘幹是江西省的一個縣。他住在餘幹旅館中作此詩。起聯說明時候是暮秋傍晚。天空非常幽遠，秋風搖落，青楓樹上經霜的樹葉已很稀少。第二聯寫眼前景色。水濱的孤城已閉了城門，孤獨的鳥正在揹人飛去。孤城、獨鳥，從寫景中透露自己的孤獨。第三聯仍是寫景。此時，渡頭已升起了明月，旅舍旁邊漁家的人，還在捕魚，沒有歸來。尾聯點出主題：在這秋暮孤獨的情景中，懷鄉之情正要達到極度;然而非但沒有什麼東西來安慰此心，反而聽到不知什麼地方有搗洗衣服的砧杵聲，使我的鄉心更加沉重。這一聯結句寫得非常凝鍊。我們必須補充許多話，才能解釋清楚。而這些補充的話，都是從“正欲”二字中體會得來的。
這首詩似乎很平淡，可是音調和修辭都很工穩，為當對傳誦之作。我們看張籍的一首詩，即可知受劉長卿的影響：
宿江上館
楚澤南渡口，夜深來客稀。
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
旅望今已遠，此行殊未歸。
離家久無信，又聽搗征衣。
這首詩是次劉長卿韻而作，但題下未標明“次韻”。全詩的用意，修詞、結構，簡直逐句摹仿劉長卿，我們不能不說張籍偷竊了劉長卿的詩。同時也可以想到皎然《詩式》有三偷之說。皎然以為偷語、偷意，罪無可逭;偷勢則不妨任其漏網。張籍此詩，三偷具全，可為盛名之玷。而宋元以來，竟無人議及。大約此一竊案，還是我首先發覺。
穆陵關北逢人歸漁陽
逢君穆陵路，匹馬向桑乾。
楚國蒼山古，幽州白日寒。
城池百戰後，耆舊幾家殘。
處處蓬蒿遍，歸人掩淚看。
穆陵關在今湖北省麻城縣北。漁陽即今河北省的薊縣。桑乾水即今之永定河。薊縣在永定河北。這首詩大約作於安史之亂平定以後。安祿山從漁陽起兵，攻入關中。敗退後漁陽人民都離鄉背井地逃難，現在回老家去。劉長卿在穆陵關北遇到一個回漁陽去的人，便寫了這首詩。這首詩不是贈行送別的詩，故沒有送行的語氣。這個人也不是劉長卿的朋友，故沒有表達與此人有交情的語氣。它只是描寫一個亂後回家的人的觀感。
第一聯用直敘法點明題目。在穆陵關路上，碰到你單身匹馬回漁陽去。第二聯上句照應第一聯上句。這裡是古代楚國，現在惟有青蒼的山還是古物。你去的地方是古代幽州之地，淡白無光的太陽也很寒冷。第三聯寫從穆陵關到幽州，一路上的城池都已因屢次戰爭而殘破了。耆老大戶，不知還有幾家留存。尾聯上句結束第三聯的二句，下句結束題意。到處都是蓬蒿野草，你這個亂後歸鄉的人，恐怕只得擦著眼淚一路看去。
以上劉長卿五言律行旅詩二首，中間二聯全是平列的寫景。詩的內容，未免貧弱。當時還不以為病，中、晚唐以後，詩人漸漸考究到律詩中二聯的情景虛實。到宋人作律詩，便以這種句法為一種缺點了。
負譴後登于越亭作
天南愁望絕，亭上柳條新。
落日獨歸鳥，孤舟何處人。
生涯投嶺徼，世業陷胡塵。
江入千峰暮，花連百越春。
秦臺憐白首，楚水怨青萍。
草色迷徵路，鶯聲傍逐臣。
獨醒翻取笑，直道不容身。
得罪風霜苦，全生天地仁。
青山數行淚，滄海一窮鱗。
牢落機心盡，空憐鷗鳥親。
這首詩是劉長卿得罪降官以後，遊于越亭，有些感傷，乃作此詩。于越亭是餘干城外一處名勝。劉長卿另有一詩，題雲：《初貶南巴，至鄱陽，題李嘉祐江亭》.還有一首《初聞貶謫，續喜量移，登于越亭贈鄭校書》。這三首詩可能是同時所作。從此可以揣測，他得到貶官的處分以後，就回到鄱陽，旅居於餘幹。此時朝中有人為他辨冤，才得恩許量移。量移是唐宋二代的政治名詞。意思是酌量移至較近處。這是對謫降官的從輕處置。劉長卿降為南巴尉，到南巴後不久，即奉勅到蘇州去重新推問他的罪案。問題弄清楚後，量移為睦州司馬。
詩的第一、二聯點明題目，兼寫自己如落日中的獨歸之鳥，在此地孤舟旅泊，不知要到怎樣一個荒遠的地方去。以下四聯，一聯抒情，一聯寫景。最後四聯，正面吐露自己的感傷。篇法極為整齊。
登上亭子，看見柳條新綠，正是春二三月的時候。亭在山上，遠望天南，是自己即將赴任的南巴，不免憂愁至極。看到在落日中孤飛的歸林之鳥，不禁想起我這個孤舟南去的人，將到一個什麼地方。我今後的生活，即將投身嶺外;回顧老家的產業，此刻還淪陷在胡虜的戰塵中。接下去說：江水流入千山萬山的暮色中，花一路盛開，與南越的春色相連。如今對鏡自照，可憐已有星星白髮;感懷遭遇，卻象屈原一樣，無罪被放，行吟澤畔，怨青萍白芷之香消葉萎。再遙望南方，草色青青，將迷失我的旅路;聽聽樹上鶯啼宛轉，卻不是對一個有閒情逸志的人在歌唱，而是在一個被放逐的小臣身旁歌唱。因而它們的啼聲，只能使人悲哀。到此為止，一共四聯八句，都是上聯抒情，下聯寫景。寫景也不用純客觀手法，每句都有一二字表達作者的心情。
律詩的中間二聯，一般作者都用一聯寫景，一聯抒情的方法，這就是宋元詩家所謂虛實相生法。寫景是實句，抒情是虛句。但南宋時，有一個詩人周伯弼，編了一部《三體唐詩》，選錄七絕、七律、五律三種詩體的唐詩，以發揮他的虛實論。對於絕句，他分為虛起實接和實起虛接兩種格式。對於五、七言律詩，他分為四虛、四實、前虛後實、前實後虛四種格式。所謂四虛、四實，指的是律詩的中間二聯四句。他以為一首律詩，以四實為上，四虛為中，虛實各半為下。這部書是針對當時江湖詩人的空虛浮滑而作，在當時頗有影響，到後世則頗有異議。劉長卿的《餘幹旅舍》，就是符合於他的四實論的。他認為這種創作方法，是唐律之上品，但近代詩家卻以虛實各半為上。
在四句中間分虛實，專為四韻八句的律詩而言。作長篇律詩就不適用了。長篇律詩，唐人以韻數標題。八韻、十韻，十二韻、二十韻、四十韻。甚至百韻以上。高棅編《唐詩品彙》，給這一類的長篇律詩題了一個總名，稱為排律。以便於分類。這個名稱，至今沿用。排律仍然要注意四句一絕的規格，無論寫景或抒情，都必須以四句為一個段落。排律四句，等於四韻律詩的一聯二句。試看杜甫的排律，無論轉韻或轉意，總是四句一轉，沒有二句一轉的。劉長卿此詩是排律，卻以二句為一個段落。一聯實，一聯虛，而且還重迭一次，這種句法，也是極少見的。
最後四聯八句，敘述負譴後的感傷，照應題目的前半。他的被貶謫，是由於被人誣告。被人誣告，是由於得罪了貴人。他說：在人世間，我自以為是個眾醉獨醒的人，誰知卻反而被人誹笑;我憑直道做人，卻不能容身於官僚群中。因而得罪，受盡風霜之苫。幸而還能保全生命，不能不感謝天地的仁慈。現在，對此青山，不禁下淚，感念身世，正如大海中一條無路可走的魚。平時待人接物，用盡心機，結果還是一個不諧於世的失敗者，只有鷗鳥對我還有些親近的感情。這裡的“機心”二字，不是貶義字面，不過是說平時小心翼翼地接待人物。另有一首《送路少府》詩的結句雲：“誰念滄洲吏，忘機鷗鳥前。”又韓翃有一句“機盡獨親沙上鳥”(《寄雍丘竇明府》)詩意皆同。
這首詩字句都很明顯，容易瞭解。惟有“天地仁”是比喻用法，指的是皇帝的仁心。“秦臺憐白首”一句，因“秦臺”詞語的意義不定，故有不同的理解。唐汝詢在《唐詩解》中講這兩句詩云：“昔嘗以御史居秦臺，尚悲登庸之晚;今以逐臣趨楚澤，能不採萍而怨乎?”這是把“秦臺”講作朝廷的御史臺。“登庸”即登用，這個名詞，出於《尚書》。官做到宰相執政，才可稱為登庸。劉長卿做過監察御史，是諫議官，非執政官。諫議官的公署稱為臺，分東臺、西臺。執政官的公署稱為省。在宣政殿東廊的是門下省，西廊的是中書省。宰相議事的政事堂在中書省。唐汝詢以為劉長卿作監察御史時年歲已老，故詩云：秦臺悲白首。”吳山民在《唐詩正聲評醳》中也在此句下注雲：“長卿曾為御史。”他們都以“秦臺”為御史的代詞。唐、吳二人都是我的同鄉先賢，都是明朝人，但不知誰早些。到了清初，又有一位同鄉吳昌祺，作《刪訂唐詩解》。他對唐氏的講法有懷疑，在書眉上批了一句：“秦臺句疑文房必有老親。唐解參。”他把“秦臺”解作長安，把“白首”解作指老親。他以為此句是作者悲念在長安的老親。但他還不敢肯定自己的講法，故在前面加一個“疑”字，而在後面再表示不推翻唐氏的講法，可以備參考。“臺”字可以指朝廷所在之地。曹魏以鄴郡為京都，當時稱為鄴臺。北宋以汴梁(今開封)為京都，當時稱為汴臺。唐都長安，在秦中，故可以稱為“秦臺”。
以上兩種解釋，都有可疑之處。劉長卿作監察御史，估計不會在安史之亂以後。當時他至多不會過四十歲，似乎還不會“悲白首”。再說，全詩都是抒寫目前的情緒，中間忽然插一句回想做監察御史時“悲登庸之晚”，從思想過程上推考，也是不很可能的。同樣，全詩對老家的憶念，只用“世業陷胡塵”一句。如果還懷念到老親，一定會把“老親”和“世業”併為一聯，而決不會隔了一段寫景，忽然又想起了老親。這裡“秦臺”，“楚澤”二句，顯然是敘述自身的事，可知“白首”必然是指自已，而不是指老親。
關鍵還是在於“秦臺”二字，到底應當作何解釋?劉長卿另有一首詩，是在至德三年(公元七五八年)攝海鹽縣令時《寄上浙西節度使李侍郎中丞行營》的詩。也是一首五言長律。李侍郎大約是提拔劉長卿的人。全詩上半敘述安史之亂，後半敘述自己的遭遇，其中有一段雲：
昔忝登龍首，能傷困驥鳴。
艱難悲伏劍，提握喜懸衡。
巴曲誰堪聽，秦臺自有情。
遂令辭短褐，仍欲請長纓。
久客田園廢，初官印綬輕。
榛蕪上國路，苔蘚北山楹。
大意說：成進士後，仍然是一個困驥，沒有得志。後來幸喜得到你的提拔。我的那些下里巴人的詩歌，無人賞識，只有你對我很有感情。因此，你使我得以釋褐入仕。可是，剛才做官，卻逢到安祿山作亂，於是去請纓參軍。離家多年，只做了一個江南小官。遙望長安，已是一路榛蕪，自己的家屋，也已長滿了苔蘚。
這一節詩中，也用“秦臺”，顯然是指浙西節度使李中丞的。中丞即御史中丞，正是臺官。根據這一用法，似乎可以肯定“秦臺憐白首”這一句是說朝廷中有執法御史哀憐我年老。但是杜甫有一首詩，題目是《贈裴南部》，題下自注雲：“聞袁判官自來，欲有按問。”這是一首五言六韻律詩，其中有二句道：“粱獄書因上，秦臺鏡欲臨。”顯然也是與官吏下獄之事有關。此處的“秦臺”之下加了一個“鏡”字，當然是指銅鏡了。銅鏡創始於秦代，散文學中常稱秦鏡。古人用銅鏡都放在一個鏡架上，稱為鏡臺。故“秦臺鏡”也可以說就是秦鏡。這並不是沒有依據的猜測。梁昭明太子蕭統有一篇《錦帶書》。其中有一句雲：“萍葉飄風，影亂秦臺之鏡。”這裡的“秦臺”，絕無御史臺的含義。“秦臺之鏡”，乾脆就是一個“鏡”字的繁文。但是，詩文中用“秦鏡”，通常也比喻“明察秋毫”的意思。杜甫詩“秦臺鏡欲臨”，並不是說有一面鏡子要來臨，而是說御史臺中派一位公正清明的官員來審問案情了。這樣講，可見杜甫是把御史臺和鏡臺兩個意義混合用了。這又和蕭統的“秦臺之鏡”取義不同。劉長卿詩中的兩個“秦臺”，一個是指御史臺(“秦臺自有情”)，一個是指鏡臺，也就是鏡子。“秦臺憐白首”，應解作對鏡自照，可憐已是頭髮白了。劉長卿有一首《峽石遇雨》詩，其中二句雲：“方寸抱秦鏡，聲名傳楚材。”也以秦楚為對偶。上句意思是說自己心地清白;方寸是心的代詞。另有一首《赴南巴書情寄友人》詩，有句雲：“直道天何在，愁容鏡亦憐。”這二句又見於《罪所留系寄張十四》。可見這一詩意，劉長卿曾屢次寫到。“秦臺憐白首”就是“愁容鏡亦憐”。
對於劉長卿這首詩，歷代的好評都集中在“得罪風霜苦，全生天地仁”一聯。因為上文既敘述了負譴後的冤屈情緒，又自己說明了得罪是由於“獨醒”和“直道”，但在飽歷風霜之苦的時候，還感激寬仁的“天地”，保全了他的生命。“天地”顯然是指皇帝，“天地仁”實即“君恩”的代用詞。他雖然因冤獄而受風霜之苦，還不敢抱怨皇帝，可以說是很忠誠的了。高仲武在《中興間氣集》中論劉長卿，就舉出他這兩句詩，評雲：“可謂傷而不怨，亦足以發揮風雅矣。”方虛谷在《瀛奎律髓》中說這兩句是全詩中“尤佳”者。吳山民在《唐詩正聲評醳》中評雲：“語意溫厚。”又說：“詩多悽愴之旨，畢竟心靈衝逸，歸宿安閒，怨悱不亂，小雅之倫矣。”沈德潛《唐詩別裁》評此二句雲：“歸美君恩，風人之旨。”這些論點，都是根據於儒家的詩教理論，讀古典詩歌，不可不熟悉“詩教”的意義。
這是孔子論六經的教育作用。到一個地方，看到這地方人民的思想行為的各種表現，就可以知道他們受了那一部經典的教育影響。但這種教育作用，也有缺點，如果人們能避免這種缺點，那才是真正接受了這部經典著作的影響。一部《詩經》，是六經中的文學書。“詩教”就是文學教育。這個地方的人民性格溫柔敦厚，就可知他們受到良好的詩教。但溫柔敦厚的人往往有一個缺點：愚。因為一味溫柔敦厚的人，容易成為不辨是非的老好人，這就是愚笨了。既溫柔敦厚而又並不愚笨，這就可知他們是深於詩教了。
為什麼《詩經》這部書能教育人民，使他們的思想、行為都溫柔敦厚呢?因為《國風》裡的詩都是“好色而不淫”。《小雅》裡的詩都是“怨悱而不亂”。《國風》是各地人民的抒情詩。其中有歌詠男女愛情的，但沒有淫詩。《小雅》是士大夫作的諷諭詩，有指摘政治得失廢興的詩，但並不流於動亂。不淫不亂，就是溫柔敦厚的基本條件。男女關係，可“自由戀愛，但不許越禮私奔。越禮就是淫。對於政治，可以訴怨，可以誹議，但矛頭只能對準宰相大臣以下的官吏，不能對準皇帝。對準了皇帝，就是鼓動造反，就是亂。儒家把淫與亂作為兩個極限，以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禮法與政權。所以把溫柔敦厚作為文藝的教育目標。一切文藝作品的思想內容，符合溫柔敦厚這個標準的，就受到讚揚。否則就會受到嚴厲的批判。許多人對劉長卿這兩句詩的評價，都是繼承了這個傳統而肯定它們體現了溫柔敦厚的態度。在封建社會中，士大夫階層的文人所能寫出來的.最進步的文學作品，僅僅是暴露政治、社會的黑暗面的作品。例如白居易的《秦中吟》之類，要求他們寫鼓動革命的作品，這是不可能的。因為詩教的壓力十分強大。倒是在民間文學中，有時還出現過一些大膽的歌謠或小說。但是，象《水滸傳》那樣的公然叫出“替天行道”的革命口號，明目張膽地要奪取政權的，也還是不多。而且，即使是《水滸傳》，最後還得把宋江寫成一個接受招安的投降派，可見小說的作者還不能不顧到詩教的壓力。
孔子雖然以溫柔敦厚為文學作品的教育作用，但他並不反對革命。他知道無原則的溫柔敦厚會導致愚忠愚孝，所以他立即提出一個“愚”字。對暴君苛政也溫柔敦厚，馴如綿羊的人民，他認為是愚人。孟子說：“聞誅獨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由此可知儒家並不以詩教來反對革命。革命非但不違背詩教，反而是“深於詩”者。這是以孔、孟為代表的早期的儒家觀點，到了宋代，以程、朱為代表的儒家，就絕口不提孔子的這個“愚”字。從此以後，溫柔敦厚的詩教遂成為對付革命思想的麻醉劑。
劉長卿是被誣為貪腐而降官的。事情弄清楚之後，仍得起用。他寫詩感謝“天地仁”，也在情理之中。他和皇帝沒有矛盾，怨悱的物件不是皇帝，本來不會得“亂”，而明清以來這些詩評家都用溫柔敦厚來闡發他這兩句詩，我以為全不適合，全是廢話。
劉長卿詩的風格，近於韋應物，仍是王、孟一派。語文功夫顯清淡、工穩，篇章結構是自然流利。但是思想內容，卻與韋應物不同。第一是詩意沒有韋應物的豐富多變。高仲武評劉長卿雲：“詩體雖不新奇，甚能煉飾。大抵十首已上，語意稍同，於落句尤甚，思銳才窄也。”(《中興間氣集》)這是指出他常常把同一個觀念，重複地用在詩中，而在結句中尤多。劉長卿有詩九卷，三百多首，果然有許多詩意近似的句子。詩的結句，也往往意境相同。不過他的這一缺點，我以為並不是由於“思銳才窄”，而是恰恰相反，由於詩思不能多方變化，與其說是“思銳”，還不如說是“思儉”。不過說他“十首已上，語意稍同”，未免誇張，劉長卿的詩恩還不至於如此貧乏。
不過，對於這一情況，我們也應當看到，人的思想活動，各人都有自己的方法;人的意識，也各人都有一個區域，到了一定的年齡，這個方法和區域會得固定下來。作詩太多的詩人，往往會有許多雷同或類似的辭句，這就表明他不能超越自己的意識區域，也不能改變他自己的思想方法。高仲武偶然從劉長卿的詩中發現了這一情況，但這個情況並非單獨存在於劉長卿的詩中。如果仔細閱讀每一位詩人的全部作品，同樣的情況肯定也可以發現，差別僅在於多些或少些。陸放翁的詩有一萬多首，我曾摘出他許多重複的詩句，全句相同的就有幾十句，意同而文字稍有改換者有一百多處。在一萬多首詩中，有這些情況，似乎不能說放翁“思銳才窄”或“思儉”。因此，我以為語意稍同，不能算是劉長卿詩的缺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