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劉禹錫樂府詩創作的思想動因
分析劉禹錫樂府詩創作的思想動因
劉禹錫創作的樂府詩不僅數量多,而且成就很高。與他久居遐荒、壯志成空，長期生活在底層的貶謫生活有著直接的關聯。
劉禹錫是中唐詩壇上成就卓著的傑出詩人,在其存世的800餘首詩歌中。有129首是樂府詩,不僅數量多,而且藝術成就很高,得到世人的廣泛讚譽。正如當代著名學者鍾優民先生所說:劉禹錫“在樂府上功底深厚……在藝術表現上語言清新,樸素優美,風調自然,具有民間歌辭的特色,加上選材上重視特徵性,故在新樂府派這一群體中,他的作品別具韻味,歷來擁有廣大讀者。”高志忠先生也說:“禹錫之於樂府,自元、白諸人倡導新樂府後,再變而為求諸俚俗,返璞歸真,翻新於舊……為唐詩中別開生面之作,為劉詩中精華之精華也。”劉禹錫的樂府詩之所以取得這麼高的成就,縱觀其創作歷程,與他久居遐荒,壯志成空,長期生活在底層的貶謫經歷有著直接的關聯。忠而被謗,賢而遭貶的殘酷現實和漂泊生活,使劉禹錫鬱積了滿腔的悲苦和怨憤,正所謂“悲斯嘆,嘆斯憤,憤必有洩”。為發洩怨憤,尋求內心的平衡和慰藉,他轉而走向詩歌創作,託物以諷,抒懷洩怨,以詩濟世,以詩立名,抒寫更有意義和價值的人生,這就是他創作樂府詩並取得輝煌成就的根本動因。
一、託物以諷。抒寫被貶棄的怨憤之情
劉禹錫所生活的中唐時期,是一個宦官擅權、藩鎮割據、朝政極端昏亂而腐朽的時期。永貞元年,劉禹錫以“憂國不謀身”的精神,參與了以王叔文為首的內抑宦官、外製藩鎮的“永貞革新”運動。由於革新運動觸及到宦官和藩鎮勢力的核心利益,遭到了他們的瘋狂反對和破壞,致使革新運動歸於失敗。劉禹錫被貶為連州刺史,旋再貶為朗州司馬,人生理想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從此,他被迫踏上了漫漫貶謫之路,前後竟達二十多年,直到五十五歲才結束噩夢般的貶謫生活。正當壯盛有為之年,卻被無辜流貶荒隅。縱有滿腹經綸壯志,也難免生命的沉淪和苦難的重壓。在這場刻骨銘心的人生悲劇中,有與親朋傷離的痛楚,也有理想成空的憤懣;有對權奸陷害的憤激,更有久謫思歸的苦怨,所有的怨憤悲慨都鬱積於胸,湧動於心。他在無助中尋覓。在風雨中掙扎,何處是苦難的彼岸?何時平復心靈的傷痛?何以宣洩內心的憂憤?在迷茫之中,劉禹錫發現詩文是寄慨洩怨最好的方式,於是他轉而投向詩歌創作。
在《劉氏集略說》中,他說:“及謫於沅、湘間,為江山風物之所蕩,往往指事成歌詩;或讀書有所感,輒立評議。窮愁著書,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長劍之比耳。”在《彭陽唱和集引》中,他又說:“鄙人少時,嘗以詞藝梯而航之,中途見險,流落不試,而胸中之氣伊鬱蜿蜒,洩為章句,以遣愁沮,慘然如桐孤竹,亦名聞於世間。”其實,不僅“謫於沅、湘間”,他將自己的人生遭際“洩為章句,以遣愁沮”,就是在漫長的貶謫期間,他也都是以詩文來寄託心志,宣洩憂憤。
飽經憂患的劉禹錫為免觸怒權奸,陷入更深重的災難,在創作樂府詩時特別講究“興”,他曾說:“寓言本多興”,“風雅體變而興同”。所以,他常以寓言體樂府詩來諷刺朝政,批判權奸。早在貶謫之前,劉禹錫就以寓言體樂府詩作為“見志之具”,創作了《昏鏡詞》《養鷙詞》《磨鏡篇》等幾篇寓意頗深的作品。他認為“託諷禽鳥,寄詞草樹,鬱然與騷人同風。”這是一種譏刺批判的有力武器。所以貶謫之後,面對嚴酷的政治現實,劉禹錫還是以“託諷禽鳥,寄詞草樹”的方式來寫樂府詩,並相繼創作了《聚蚊謠》《百舌吟》《飛鳶操》《(是焉)(焉)吟》《秋瑩引》《調瑟詞》等優秀作品。這些樂府詩飽含著詩人對政敵的猛烈抨擊,對腐敗朝政的尖銳批判。而且展現出詩人更為深刻敏銳的思想鋒芒,更加深邃幽遠的現實寓意。如其《聚蚊謠》,詩人巧借寓言,以鄙夷的神態把那些趨炎附勢、毫無人格、喜好躲在陰暗之處施放冷箭的權宦、藩鎮、官僚比作利嘴傷人的聚蚊,他們“喧騰鼓舞喜昏黑”,結黨營私,在暗地裡肆虐,鼓譟喧囂,對革新派人士進行惡毒攻擊和迫害。“我軀七尺爾如芒,我孤爾眾能我傷。”但是,“天生有時不可遏”,黑暗不會長久,光明終將到來,“清商一來秋日曉,羞爾微形飼丹鳥。”待到秋風起,必定落得一命嗚呼的可恥下場。在輕蔑的語調中,表達了詩人對權貴們卑鄙骯髒行為的蔑視和憤怒,表現了詩人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
《百舌吟》則是以漫畫式的誇飾筆法,藉此喻彼,諷刺譴責那些厚顏無恥的倖進之徒。他們既無信仰,也無自立的本事,專靠玩弄如簧之舌,曲意奉承,以求生存。“笙簧百囀音韻多,黃鸝吞聲燕無語”,“綿蠻宛轉似娛人,一心百舌何紛紛。”弄巧娛人,逢迎權貴,或許也會得意一時,但是,“可憐光景何時盡,誰能低迴避鷹隼。”“廷尉張羅自不關,潘郎挾彈無情損”,“南方朱鳥一朝見,索漠無言蒿下飛。”正像百舌鳥避免不了鷹隼和彈丸的襲擊一樣,奸佞以讒言暗害賢良也不會有好的下場。
《飛鳶操》借用《莊子》中惠子相粱的寓言故事,塑造了飛揚跋扈的飛鳶形象,揭露飛鳶兇殘貪婪的本性和卑鄙齷齪的靈魂,其構思取譬更為新巧生動。詩人先以“鳶飛杳杳青雲裡,鳶鳴蕭蕭風四起。旗尾飄揚勢漸高,箭頭砉劃聲相似”的描寫,刻畫了飛鳶騰空青雲的凜凜氣勢,再以“遊鷗翔雁出其下,慶雲清景相迴旋”的描摹,表面看很有驕橫威猛的氣勢,但一聽到飢鳥噪聚,就原形畢露,“瞥下雲中爭腐鼠”,其實是最為卑汙猥瑣。詩歌最後寫道:“天生眾禽各有類,威風文章在仁義。鷹隼儀形螻蟻心,雖能戾天何足貴。”飛鳶只不過徒具鷹隼尊貴威武的外形而已,其心地卻如螻蟻一樣的卑微,即使能飛到天上,又有什麼值得炫耀呢?這是對當時那些身居高位而無惡不作的宦官專權現象進行了尖銳諷刺,表達了詩人極其厭惡之情。
類似的樂府詩還有《(是焉)(�焉)吟吟》《秋瑩引》《調瑟詞》等等,在這些詠物寓言樂府詩中,詩人都是以擬人化的手法,託物以諷,在曲折隱晦的寓意中,寄託著詩人對社會弊端和醜惡現象的批判與諷刺,表達其不屈不撓的戰鬥精神。正如劉勰所說:“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為情而造文也。”今人高志忠先生也說得好:“禹錫之於樂府,自老杜處一變而以寓言入詩,乃其以哲人之睿智,取諸子之所長,現詩歌之意境也。元、白、王、張崛起之後,劉積歲在湘、沅間,鬱悒不怡,託諷禽鳥,寄詞草樹,以樂府之形式作寓言詩,日漸其多……《聚蚊謠》、《百舌吟》……皆實有所指,具為佳構。因其吐詞託諷幽遠,其格調含蘊深邃,故識者倍覺老辣深刻。”高先生對劉禹錫寓言樂府詩創作的根由歸納得很好,直指關鍵點。
二、以詩濟世。以慰壯志難酬的缺憾
劉禹錫是一位胸懷大志的詩人,雖然貶於遠州僻壤,為時所棄,但其濟世之心依然如故。拯時之志
也沒有改變。這種執著精神不時流溢於詩文,如“世道劇頹波,我心如砥柱”,“蹈道之心一,而俟時之志堅”等等。即使到了晚年,也是矢志不移。“初服已驚玄髮長,高情猶向碧雲深。”正是懷抱堅定的用世之志,使他幾經磨難和挫折,從不消解魏闕之心,重登朝堂是他始終不渝的追求。所以,他曾多次上書訴求量移,只是沒有如願。後只能以樂府述志寄懷,指陳時弊,彌補不能在朝堂上施展宏願的缺憾。
元和元年,遠貶朗州司馬的劉禹錫,因讀《改元元和赦文》,心有所感,遂致書司徒杜佑,請求量移:“伏讀赦令,許移近效。……得奉安輿而西,拜先人松,誓當齎志沒齒,盡力於井臼之間,斯遂心之願也。……伏惟降意詳察,擇可行者處之。”言意懇切,充滿了悲婉之情。但由於唐憲宗對“永貞革新”人士深為怨恨,杜佑也無奈幫不了他。元和四年,同為被貶的程異,在吏部尚書李巽的奏薦下被召回。劉禹錫再次看到希望,便託程異給淮南節度使李吉甫上書,懇求幫助奏薦:“豈意天未剿絕,仁人登庸。……私感竊�,積於窮年。化權禮絕,孤志莫伸。今幸伍中牽復,司存宇下。”李吉甫對劉禹錫素有好感,有意為其奏薦。後因武元衡入朝為相,對量移之事力持異議而作罷。這對劉禹錫打擊很大,但他並沒有屈從於命運的`擺佈,而是直接上書武元衡,申述得罪之由及眼前處境,望其援手。武元衡與革新派政見不同,素來心存排斥,但對劉禹錫卻又表現出矛盾的心情。劉禹錫被貶後,武元衡曾致書慰問,並贈送衣服繒彩等物品,其情其意真摯而友善。正是基於此,劉禹錫希望他能感念舊情,加以奏薦:“恭承惠下之旨,重以念舊之懷。……伏惟髮膚寸之陰,成彌天之澤;回一瞬之念,致再造之恩。誠無補於多士之時,庶有助於陰施之德。”言辭之痛切,呼救之急迫,幾近哀訴,表達了在量移問題上對武元衡的無限寄望。
但是,劉禹錫的投書並沒有給他帶來命運的轉機,政見的分歧使他與執政者之間的隔閡更深,量移也變得更為渺茫。這對劉禹錫的心理打擊是沉重的,可這並沒有因此而動搖其理想信念,也沒有降低其政治熱情。詩人一再表示“世道劇頹波,我心如砥柱”(《詠史二首》其一),“既賦形而終用,一蒙垢焉何恥?感利鈍之有時兮,寄雄心於瞪視。”在《望夫石》中,他還借婦人望夫化為石的民間故事,表明自己的執著信念:“望來已是幾千年,只似當初初望時。”雖說身居荒隅,遠離政治中心,手無權柄,可他依然不忘時政,心繫朝廷,不甘於寂寞。不能在朝堂上參政議事,他就以詩文來述志抒懷,反映現實,透過曲折的方式來參與政治。正如卞孝萱在《劉禹錫評傳》中所說:“劉禹錫一生並不甘心於當一個文士,而是希望在政治上有一番作為。”所以,其詩大多都具有鮮明的政治色彩,特別是樂府詩,體現得更為突出。他覺得樂府詩“導下情而通比興”,具有悠久的諷刺傳統,理應光大,或能補察時政,彌補內心的缺憾。在《董氏武陵集紀》中,他說:自建安距永明已還,詞人比肩,唱和相發。有以“朔風”、“零雨”高視天下,“蟬噪”、“鳥鳴”蔚在史策。“國朝因之,粲然復興,由篇章以躋貴仕者,相踵而起。兵興已還,右武尚功,公卿大夫以憂濟為任,不暇器人於文什之間,故其風寢息。樂府協律,不能足新詞以度曲,夜諷之職,寂寥無紀。”劉禹錫深感當時的樂府創作太過薄弱,不利於朝廷執政“觀風俗,知薄厚”。於是決意打破這“寂寥”的局面,傾注心力去創作,以豐富樂府新辭。
劉禹錫受古樂府的啟發,為使朝廷對社會現實和遠州僻壤的民眾生活和民風習俗有更真實的瞭解,他有針對性地創作了一批很有地方特色的樂府詩,如《莫徭歌》《蠻子歌》《畲田歌》《插田歌》《採菱行》等等,在這些詩中,他既描繪了異於中原地區的自然風貌,表現當地民眾的生產生活習俗和風土人情,也反映了存在的社會現實問題。在詩中他注意融人民間俚語,化俗為雅,以吸引朝廷的關注和重視。如其在《插田歌》引言中所說:“連州城下,俯接村墟,偶登郡樓,適有所感,遂書其事為俚歌,以俟采詩者。”其意圖很清楚,就是讓“采詩者”帶把詩歌帶回朝廷,使執政能深入瞭解社會和民生問題。所以《插田歌》中,他一方面寫了雞鳴犬吠的鄉村野趣和田夫農婦的農田勞作,另一方面也寫了田夫與上計吏的對話,並以兩者的對話來反映社會現實。詩中的上計吏,是地方官府派往京城辦理例行公差的小吏。他自豪地對田夫炫耀:“長安真大處,省門高軻峨,依人無度數;昨來補衛士,唯用筒竹布,君看二三年,我作官人去。”詩中寫上計吏所補之衛士,是付出了“筒竹布”的代價而得到的。實際上就是買官鬻爵,揭露當時社會政治的黑暗腐敗。詩人雖為貶官,偏居荒隅,但仍時刻關注時政,從不正常的社會現象看到社會存在的弊端,並以詩歌形式表現出來。以期引起朝廷執政的注意,採取措施消除社會弊端。
《採菱行》也是很有特色的一首樂府詩,詩歌以生動的筆墨描寫了武陵一帶採陵人的生活習俗:“家家竹樓l臨廣陌,下有連檣多估客。攜觴薦芰夜經過,醉踏大堤相應歌。”但詩人顯然不是為寫景而寫景,他在引言中就說:“武陵俗嗜芰菱。歲秋矣,有女郎盛遊於白馬湖,薄言採之,歸以御客。古有《採菱曲》,罕傳其詞,故賦之以俟采詩者。”就是想讓采詩官將之納為樂府新辭,被以音樂,在朝廷中傳唱,或能得到賞識和重視,改變貶謫的命運。詩的最後兩句就寫得很明白:“一曲南音此地聞,長安北望三千里。”詩歌以濃郁的愁思來表現對遙遠家鄉的懷念,透露出詩人把古曲翻新的箇中深意,就是提醒執政者要重視賢才,廣納賢才,才能振興朝政。
在《團扇郎》《阿嬌怨》《代靖安佳人怨二首》等樂府詩中,劉禹錫也都以不同的意象表達了迴歸朝廷,一展懷抱的願望。
三、以詩立名。賦予人生更高的價值和意義
在劉禹錫的人生經歷中,屈原對他的影響最為深廣。劉禹錫初貶的朗州恰是當年屈原流放之地。他到貶所後,就住在後人為紀念屈原而修建的招屈亭附近。耳濡目染,撫今追昔,使他對屈原身處逆境而能堅持信念,放逐蠻荒依然頑強抗爭的精神更為敬仰。屈原精神就猶如一座豐碑聳立於劉禹錫的心中,成為其人生追求的方向和動力。他思想由此而昇華,他的人生道路也因此而改變。不僅像屈原那樣忠直守潔,不畏逆境,堅持節操,與黑暗勢力抗爭,而且有意效法屈原,證明生命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劉禹錫生性豪爽樂觀,面對貶謫生活的精神重壓和殘酷現實的打擊,他依然故我,沒有屈服,也沒有被壓垮,壯志成空,仕進之路被阻隔,他就轉而追求人生的另一個目標,以詩名世。貶謫雖說不幸,但卻也使詩人得以領略各地的自然風光,感受各地民俗風情的淳美。其心境因此而漸趨平和,內心的傷痛也得到了撫慰。故而能以超脫的情懷隨物感興,描繪出優美清麗的民俗風情畫,唱出優美動人的歌,成就了他樂府詩的輝煌。《舊唐書・劉禹錫傳》說:“禹錫在朗州十年,惟以文章吟詠,陶冶情性。蠻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辭,禹錫或從事於其間,乃依騷人之
作,為新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間夷歌,率多禹錫之辭也。”由於劉禹錫能“依騷人之作”,並善於從社會生活中汲取營養,從民歌中吸取新鮮養料,成功地創作了一批傳世的佳作。主要有《竹枝詞九首》《竹枝詞二首》《堤上行三首》《楊柳枝詞八首》《楊柳枝詞二首》《踏歌詞四首》《浪淘沙詞九首》《紇那曲詞二首》等等,這些樂府詩均以民間口語、俗語人詩,語言清麗自然,平易通俗,深受民眾喜愛。如其兩組《竹枝詞》,詩中既描寫了巴蜀優美的自然風物,也表現了青年男女踏歌傳情的迷人風俗,還反映了農家刀耕火種的生活等,深受人們喜愛,並廣為流傳。宋人黃庭堅給予很高的評價:“劉夢得《竹枝詞》九章,詞意高妙,元和間誠可以獨步。道風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杜子美《夔州歌》,所謂同工而異曲也。”這一評價中肯而恰如其分。
劉禹錫創作樂府詩的意圖很明確,在《竹枝詞》序引中,他就說:“昔屈原居沅湘間,其民迎神,詞多鄙陋,乃為作《九歌》,到於今荊楚歌舞之。故餘亦作《竹枝詞》九篇,俾善歌者飈之。”就是以屈原作《九歌》而名揚後世作為鞭策,開創新詩風,創作新歌辭,“俾善歌者飈之”,以流芳於世。他對自己的創作也很自信,曾自豪地說:“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楊柳枝詞八首》)又說:“唯有《九歌》詞數首,裡中留與賽蠻神。”他希望自己所創作的樂府詩能得到大家的喜歡,能在民間大眾中傳唱。事實上,劉禹錫的樂府詩篇不僅流傳於當地,為民眾所喜愛,而且還廣為流傳,受到文人雅士的追捧,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白居易在《夢得得新詩》中寫道:“池上今宵風月涼,閒教少樂理霓裳。集仙殿裡新詞到,便播笙歌作樂章。”是說本來冷閒無聊的樂府裡,因傳來夢得的新詞,一時為做新的音樂而熱鬧忙活起來。可見劉禹錫樂府詩篇在朝中也極受歡迎,給樂府創作注入了新的活力。溫庭筠在《秘書劉尚書輓歌詞二首》其二中曾寫有:“京口貴公子,襄陽諸女兒,折花兼踏月,多唱柳郎詞。”詩中“柳郎”是指梁代吳興太守柳惲,以詩名世,其《江南曲》清新秀美,流傳極廣,此以借指劉禹錫。京口與襄陽,都不是劉禹錫所居之處,但那裡的青年男女,不分貴賤,都愛唱劉禹錫的詩歌。這說明劉禹錫的樂府詩流傳很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也因此而獨步詩壇,享譽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