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的詠懷詩及其與杜詩的比較
劉禹錫的詠懷詩及其與杜詩的比較
中國文學史上多詠史懷古之作，其中劉杜尤為著名，他們之間有何異同呢?
劉禹錫(772-842)，字夢得，洛陽人，是中唐時期的優秀詩人。他與柳宗元、白居易志同道合，詩才並舉，又友善，故有“劉柳”、“劉白”之稱。貞元九年，他(21歲)與柳宗元同榜登第，又中博學宏詞科，官監察御史。他一生失意，動輒得咎。唐順質宗永貞元年，和柳宗元參加了王叔文的政治革新活動。不久王叔文失敗，他被貶為朗州司馬，時年34歲。後又貶為連、夔、和三州刺史。56歲時調回京都，任主客郎中、集賢殿學士、太子賓客等職，官終檢校禮部尚書。
在劉禹錫的八百多首詩歌中，最見功力的是立意高遠的詠史詩，他的詠史懷古詩在題材範圍特別是思想深度方面較前人有進一步拓展――初唐以前的詠史懷古之作，多摹寫敘述古人古事或藉以嘆詠個人遭遇。從最早的班固的題名“詠史”詩到曹植、王柴的詠史之作，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常常專詠一事，雖然有時也有一些寄託，但是並沒有多少詠懷的成分。此時，詠史和詠懷是徑渭分明的。直到盛唐李白、杜甫諸家，才較多地從不同角度接觸社會問題，表現出對現實政治的關注。劉禹錫繼承和發展了李杜創作的優良傳統，站在總結歷史教訓、探索歷史規律的高度，並將歷史與現實緊密聯絡，以古鑑今，借古諷今，從而使這些作品既有深厚的歷史感，又有鮮明的時代感，且反映出作者求真求善的審美取向和求實求變的哲學思考，具有深刻的社會意義和強烈的理性光輝。無疑，這是對詠詩發展的.有力推動。
劉禹錫今傳詠古詩共四十餘首，其間尚不含涉及古人古事、借典抒懷的作品，這個數目雖只佔他八百餘首詩作的百分之五，但也可與李白相領頑，遠遠超過了代和同時期其他詩人所作，而思致之深遠，藝術之精進更足以方駕李、杜而為其餘者家所不及。稱他為中唐最工於詠古的優秀詩人實不為過。論及其詠史佳作《西塞山懷古》《金陵五題》《金陵懷古》等，賞嘆者以為“此等詩何必老杜”，翁方剛《石洲詩話》認為“……而造老杜詩史之地位”，這當不是溢美之詞。
然而劉杜的區別還是很大的，下面分別舉其懷古詩一首，並進行比較：
南國山川舊帝畿，宋臺梁館尚依稀。馬嘶古道行人歇，麥秀空城野雉飛。風吹落葉填宮井，火入荒陵化寶衣。徒使詞臣庾開府，咸陽終日苦思歸。《荊門道懷古》(劉禹錫)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羯胡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未還。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詠懷古蹟五首之一》(杜甫)
相比之下，杜詩作於夔州，以己之漂流比庾信之蕭瑟，劉詩作於南遷途中，同僚(柳宗元)流散，抱負理想均趨幻滅。兩人所處時域相異，但身世心境，則相通無礙，然而，仔細揣摩，兩詩給人的感覺還是不一樣，方東樹解釋說：“(劉詩)少成語頓挫，又無自己在詩內，所以不及杜公”，劉禹錫被稱為“詩豪”，人品詩品均是遇挫不折，“其鋒森然”，確實少了幾分溫柔敦厚，沉鬱頓挫，所謂“無自己在內”，杜詩純是將自己比作庾信，而劉詩所謂“徒使詞臣庾開府，咸陽終日苦思歸”，實有江山寥落，故國不在，庾信之哀泣亦是徒勞之意，比杜氏相比，少了一份同情，多了一份外在的直觀。這種以冷峻的態度旁觀世事榮枯，並由此得出“興廢由人事，山川空地形”，“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一類的結論，也就不足為怪了。
中國文學史上的詠史懷古詩歌，大多帶有明顯的政治傾向，作為現實主義詩人，劉禹錫更是如此，眾所周知，由於參加“永貞革新”，劉一生多難，從三十四歲開始，直到五十七歲，度過了二十三年的貶謫生活，“遠謫年猶少，放歸鬢已衰”，這種磨難，對他一生的命運來說，是不幸的，卻給他的詩歌創作提供了一般人無法得到的源泉和動力。所謂“憤怒出詩人”，劉禹錫的大量詩文，都是他在被貶期間的發憤之作，他往往從地方風物來起筆評論古史，書寫時艱，寄寓思古之幽情，把詠史與詠懷古蹟溶為一體，相比起來，劉的借古諷今之作，似乎比杜詩更有針對性，詩人生命沉淪的悲涼感恨，賦予其懷古詩作以反思歷史的力度和體察人生的深度，劉禹錫的《蜀先主廟》堪稱代表之作，詩云：
“天下英雄氣，千秋尚凜然，勢分三足鼎，業復五株錢，得相能開國，生兒不象賢，淒涼蜀故妓，來舞魏宮前。”詩詠蜀先主廟，而無一語道及“廟”字，全寫西蜀盛衰，在此盛衰過程中，尤為突出地指出了“得相能開國，生兒不象賢”這關鍵性的一點。從歷史上看，西蜀之盛，在於先主劉備得一諸葛賢相：西蜀之敗，在於劉禪庸弱無能，不會用人。因而就史實和詩的性質而言，確是在詠史：然而在詠史的背後，又何嘗沒有明確的現實針對性?憤慨而不明言，借詠史以抒發之，打通今古，令人於歷史相似性的聯想中更深刻地認識現實，無疑愈發增加了詩作的內在意蘊，強化、深化了詩人諷刺抨擊現實社會的力量。這種力度和深度不獨表現於上述二詩中，而且在其他同類作品中也清晰可辨：
潮滿冶城渚，日斜徵虜亭。蔡州新草綠，幕府舊煙青。興廢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後庭花》一曲，幽怨不堪聽。《金陵懷古》
故國荒臺在，前臨震澤波。綺羅隨世盡，麋鹿佔時多。築用金椎力，摧因石鼠窠。昔年雕輦路，惟有采樵歌。《姑蘇臺》
南國山川舊帝畿，宋臺梁館尚依稀。馬嘶古樹行人歇，麥秀空城澤雉飛。風吹落葉填宮井，火入荒陵化寶衣。徒使詞臣庚開府，咸陽終日苦思歸。《荊州道懷古》
對杜甫來說，八年的安史之亂，以及漂泊西南時期，叛軍的鐵騎，軍閥的混戰，使他受到戰亂的衝擊與戰爭的洗禮，對國家民族命運的無限關注，對人民的深切同情，這是他詩歌能夠深刻反映現實的原因所在，同時，他又是一位富於同情心並有著豐富感情的人，他的詩大有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之概，梁啟超稱之為“情聖”，他將一腔憂國憂民的情懷，一寓於詩，尤其是七律，緊緊扣住自己的生活經歷，把國家的興衰、民族的危難，溶於個人的詠懷抒情之中。然而杜詩多書寫對國家局勢的憂念和對太平盛世的嚮往，而決少對現實的鞭撻、朝政的指斥，劉禹錫則把揭露和批判的矛頭指向執政者，賦予詠史詩以美刺之旨。可以說，杜甫側重於憂，而劉禹錫側重於“諷”。
同時，由於劉禹錫有著更為進步的歷史觀，其政治見識似乎也比杜甫更為高明。他的懷古詩在思想上的獨到之處，就在於他不僅善於託古言志，借古諷今，也很善於在回顧歷史，總結經驗的基礎上表明一個同時是政治家和哲學家的詩人對社會的很有見地的看法。也就是說，他的懷古詩既能就事論事，又能透過紛紜複雜的社會現象去觀察和發現社會發展的一定趨勢。他在懷古詩中，把這種種社會現象加以歸納，提出了“興廢由人事，山川空地形”(《金陵懷古》)的哲學觀點，即強調人的社會活動對於社會發展變化的決定的作用，否定自然界對人類社會的支配作用。這種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使得他的懷古詩具有了深刻的哲理性。而這在杜甫的詠懷古蹟中就很難尋覓。顯然就總體而言，杜甫的成就是劉禹錫所望塵莫及的，但我們至少可以說，他們在詠史詩的發展史上相互輝映，各有千秋，在詩歌的發展史上都聳起了巍峨高大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