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對劉禹錫詩歌的影響

道教對劉禹錫詩歌的影響

　　劉禹錫與道教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他的詩歌創作深深地受到道教及其思想的影響。

　　有著“詩豪”之稱的劉禹錫詩唐代著名的文學家和哲學家，他詩文俱佳，是唐代具有廣泛影響的詩人之一。他的詩既不像韓愈的奇崛，也不像白居易的平易，而是以清雋明朗、簡潔自然為基本風格，在流派眾多的中唐詩壇，獨樹一幟。

　　雖然時代的政治鬥爭在劉禹錫的詩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跡，但他的詩中，中唐時期盛行的道教及其思想烙印卻仍不能被完全掩蓋。

　　一、劉禹錫詩中豐富多樣的道教意象

　　宗教與文學在某些方面是共通的，都需要豐富奇譎的意象。道教思想對劉禹錫的影響之一，正表現在道教為劉禹錫的詩歌創作提供豐富意象。

　　在劉禹錫詩歌中，最常見的意象是昆蟲鳥獸，這些意象的出現往往與劉禹錫樂觀昂揚鬥志的精神的自述分不一。劉禹錫使用的不少鳥獸形象都與道教有著深厚的淵源。如在《飛鳶操》中，劉禹錫寫道：“青鳥自愛玉山禾，仙禽徒貴華亭露。”詩中，劉禹錫一連使用了 “ 青鳥”、“仙禽”兩個鳥類意象與鳶形成對比，讚美青鳥和仙鶴的高貴。這兩種品行高潔的鳥類意象都與道教相關，青鳥是道教神話中女仙的首領西王母所住玉山上的神鳥，是道教傳說中西王母的使者，而“仙禽”，即是仙化的白鶴，在道教中是仙人的坐騎，是長壽和靈性的象徵，也成為了道教仙學的“圖騰”。在劉禹錫的詩歌中，運用了鶴的意象的詩作還有很多，如：《鶴嘆二首並引》：“寂寞一雙鶴，主人在西京。”《秋詞二首》：“晴空一鶴排雲上，便引詩情到碧霄”等。

　　劉禹錫還將道教場所、道教人物等具有濃烈道教意味的特定意象廣泛用於詩歌創作，擴大了詩歌藝術發生的時空邊界與人物設定。在《秋螢引》、《武陵書懷五十韻》等詩中出現了承露臺、崑崙山、玉壇、玄都觀等道教色彩濃厚的場所意象。以道士入詩的詩作有《傷桃源薛道士》、《聞道士彈思歸引》等，劉禹錫在敘述道士生活或回憶與道士交往的過程中抒發對其生活的嚮往與自己的志向。

　　值得注意的是，在劉禹錫的涉及道人的詩歌中，多次出現了女性形象。例如，《和董庶中古散調詞贈尹果毅》中 “讀得玄女符，生當事邊時”中的“玄女”被道教奉為“女仙”，地位頗高，《巫山神女廟》中寫道：“何事神仙九天上，人間來就楚莊王。”在譏諷楚莊王的同時，側面反映出劉禹錫對道教神女的崇敬。

　　道教為劉禹錫的詩歌提供了豐富的意象與養料，道教意象在劉禹錫的詩歌裡與其情致合而為一，極大地豐富了其詩歌的想象特性，迸發出妙不可言的靈感。

　　二、劉禹錫詩中齊同萬物的道教意境

　　意象和意境在中國古代詩歌中是密不可分的，在上文中我們已經討論了劉禹錫詩歌中的意象受到了道教文化較深的影響，顯然，在劉禹錫詩歌的意境層面，也有著中唐道教文化的影子。

　　在《鶴嘆二首並引<其一>》中，詩人在友人客行一年後的春天，再次在友人家中看見被友人留在故居的一雙鶴，鶴含情脈脈地看著詩人，想言卻又不能言，詩人因以有感，作此二首詩來詠鶴。鶴寂寞無主，而鄰居處夜吹笙歌。結尾處沒有隻言本宅的寂寞，反說鄰居處熱鬧，便使意外之意滲於詩外。“徐引竹間步，遠含雲外情”一句將詩人眼前之境與遠方友人之境融為一體，鶴與詩人主體也合為一體，物我同一，不知寂寞的、思念友人的.是鶴還是作者自己。這裡體現的是一種物我同一、無限空曠的意境，鶴、詩人、讀者三者在其中合而為一，時空的界線在這裡也已經被打破，舊時今日、此處遠方也已貫通成一個無限擴大的大意境。這種虛實相生、物我合一的意境正是對道教文化中的齊物論的繼承與具象化。

　　三、劉禹錫詩中曠達樂觀的道教志趣

　　劉禹錫一生仕途坎坷，為時所棄，空懷凌雲壯志，道教思想則使其善於在逆境中排解憂鬱，不同於多數仕途坎坷的詩人一般消極抑鬱度日，而是保持著他獨有的曠達樂觀，笑對坎坷與人生，從劉禹錫身上，散發出來的是一種百折不撓、積極向上的志趣。

　　道家式的人生總是著意於心靈的自由選擇，這種不與人爭的處世態度實則為對人生與世界的普泛同情與悲憫的外化，由此而生的是一種笑對人生的處事態度。

　　《酬樂天詠老見示》是劉禹錫酬和白居易《詠老贈夢得》的詩，與白居易的詩相比，劉禹錫的詩既符合老年人的正常心態，又有一種老驥伏櫪、壯心不已的人生情趣。詩結尾寫道“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歷來為人稱道，何焯評論說“四語中極起伏之勢。結句既不衰，文章必傳無疑”。箇中緣由是因為劉禹錫在垂垂老矣之際在這兩句詩裡依舊灌注了昂揚、曠達樂觀的人生志趣，而不顯衰頹無力，這是道教思想帶給劉禹錫詩歌的精神志趣的營養，也是對其人生志趣的一種昇華凝結。

　　劉禹錫的詩歌，無論從意象、意境又或者其中的志趣而言，都深深地受到道教自然觀、哲學觀以及人生觀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