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人生理想在唱和詩中的體現
劉禹錫人生理想在唱和詩中的體現
劉禹錫一生屢遭貶謫，但自始至終保持著積極進取的精神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劉禹錫出生於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對此他在文章中屢屢談及:“父諱緒,亦為儒學,天寶末應進士。” “臣家本儒素”。儒家思想要求人有進取精神,鼓勵個體積極參與政治社會活動,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劉禹錫從小深受儒家思想的薰陶和入官為政人生觀的影響,並樹立起救世濟民,善惠蒼生的遠大人生目標,為自己設計了入朝為官來實施治國安邦理想的人生道路。抱著“天資帝王宅,以我為關鑰” 的政治理想,奮鬥不已。青年時期三登文科的劉禹錫也確實有青雲直上的氣勢,貞元十一年(795),授太子賓客,貞元十九年(803)入朝為監察御史,受到當政者的重用。劉禹錫因此懷揣著一顆堅貞之心,要報效國家。在《和武中丞秋日寄懷簡諸僚故》一詩中,劉禹錫寫到“感時江海思,報國松筠心。”隱逸之思也要讓位於詩人的入世理想。永貞元年(805),劉禹錫積極參與王叔文等人發起的政治革新運動,並受到王叔文的器重。《舊唐書・劉禹錫傳》載:“貞元末,王叔文於東宮用事,後輩務盡,多附麗之,禹錫尤為叔文知獎,以宰相器待之,順宗即位,久疾不能任事,禁中文誥,皆出於叔文,引禹錫及宗元入禁中,與之圖議,言無不從。”由此可見劉禹錫在這場影響全國的政治革新運動中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他的政治主張直接左右著運動的進展。他的治國方略與卓越才華在這場轟轟烈烈的革新運動中得到淋漓盡致地發揮和展現,這是社會現實對其自我價值的最為有效地肯定。因此這短暫的僅有146天的由劉禹錫親自參與的革新政治的宦海生活,是他一生為之自豪的最為光輝的一頁,這種心態是支援他在獲罪被貶的漫長歲月中始終保持樂觀的精神力量之一。他的政治理想也並沒有因為一己的困厄而被放棄。在貶謫、外任的各個人生階段,他還存有帝鄉之思、報國之念。
永貞元年(805)八月,以順宗“內禪”為標誌,一度轟轟烈烈的政治革新運動徹底歸於失敗。隨即,憲宗便大興問罪之師,劉禹錫、柳宗元等革新集團的成員紛紛放逐出京。劉禹錫始貶連州刺史,赴任途中,又被貶為朗州司馬。驚詫之餘,詩人將滿腔憤懣化為一唱三嘆的歌吟:
……伊餘負微尚,夙昔慚知已。出入金馬門,交結青雲士。襲芳踐蘭室,學古遊槐市。策慕宋前軍,文師漢中壘。陋容昧俯仰,孤志無依倚。衛足不如葵,漏川空嘆蟻。幸逢萬物泰,獨處窮途否。鎩翮重疊傷,兢魂再三褫。蘧璦亦屢化,左丘猶有恥……
這首題為《韓十八侍御見示岳陽樓別竇司直詩因令屬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韻》,當是劉經江陵,得會老友韓愈時所作,詩中有對自己的磊落心跡的剖白,又充滿了對無辜被貶的不幸遭遇的怨嗟。但這種悽婉的心態並沒有主宰劉禹錫的思想。他在《酬元九院長自江陵見寄》一詩中寫到:
無事尋花至仙境,等閒栽樹比封君。金門通籍真多士,黃紙除書每日聞。
詩題中元九指元稹,院長是唐人對監察御史的敬稱。這是劉禹錫在元和五年(810)與元稹唱和的詩篇。劉禹錫此時在貶所朗州的司馬任上。是年二月,東臺監察御史元稹被召還長安,途經華州,“宿敷水驛。內官劉士元后至,爭廳。士元怒,排其戶,稹襪而走廳後。士元追之後以捶擊稹,傷面。”白居易在《論元稹第三狀》中將當時情狀描摹得更為清楚:“況聞劉士元踏破驛門,奪將鞭馬,仍索弓箭,嚇辱朝官,承前已來,未有此事。”這件事引起了當時朝臣們的普遍不滿。但唐憲宗卻包庇宦官,不僅不對劉士元等人予以責罰,反倒將元稹貶為江陵府士曹參軍。其罪名是“稹年少後輩,務作威神福”。相似的人生經歷,共同的.氣節品性,使兩人以詩酬唱。但詩中並未流露出消沉低迷之狀。
在二十幾年的謫居生活中,詩人似乎從不把遷謫當作沉重的包袱背在身上傴僂前行。當新的生活在他眼前展現即便微弱的光亮時,他便毅然地和昨天告別。試看《尉遲郎中見示自南遷牽復卻至洛城東舊居之作,因以和之》:
曾遭飛語十年謫,新受恩光萬里還。朝服不妨遊洛浦,郊園依舊看嵩山。
竹含天簌清高樂,水繞亭臺碧玉環。留作功成退身地,如今只是暫時閒。
這首詩是詩人大和初在洛陽所作,詩題中尉遲郎中是尉遲汾。首聯既是對故人又是對自己這十多年宦海生活的總結。元和十年,劉禹錫因《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一詩“語含譏諷”,得罪朝臣,而再次被貶。前後任夔州刺史、和州刺史,大和初歸洛。而尉遲汾也在元和末年被貶,至大和元年被重新擢用。舊地重遊,故然也曾引起詩人對被貶生活的些許感傷,然而,詩人並沒有因此而頹靡不振。
兩次遭貶都沒有消磨掉詩人盡忠報國的初衷和志向,依舊渴望重返朝廷,一展抱負。
大和二年(828)春,大概由於受到宰相裴度的器重,劉禹錫被徵回長安任主客郎中,充集賢院學士。他本以為自己又可以重整旗鼓,繼續自己的革新事業。然而,政局卻非常複雜。宦官的勢力已經發展到使正直的朝官無法立足的地步。大和三年(829)急流勇退的白居易稱病歸洛陽,主動要求做分司東都的閒官。大和四年(830),裴度也被李宗閔排擠出朝,充山南東道節度使。劉禹錫在政治上東山再起的希望似乎很渺茫。按理說,他當時可以找個理由解官到洛陽息肩,但他並沒有這樣做。反而在大和五年(831),劉禹錫又由郎官出為遠州刺史,先後任蘇州、汝州、同州三州刺史。為朝廷發揮自己最後的餘輝依然是他的夢想。在《酬令狐相公首夏閒居書懷見寄》中寫到:
蕙草芳未歇,綠槐陰已成。金唯獨酌,瑤瑟有離聲。
翔泳各殊勢,篇章空寄情。應憐三十載,未變使君名。
這首詩作於大和九年(835),劉禹錫在汝州刺史任上,令狐楚為吏部尚書,太常卿。首聯,詩人繼承了屈原香草美人的寫作手法。以蕙草喻己與故人。在這樣一個芳香四溢,綠槐成陰的美麗夏季,詩人多想能有一個與自己對酒吟詩,互訴衷腸的朋友,然而現實卻是自斟自飲,就連為了娛情的音樂也帶著離別的傷感。頸聯是對頷聯的一種承接。以飛鳥魚遊比喻官場升沉進退。詩人深知政治仕途無法預測,發生在朝廷的“甘露之變”也不便談論,這種相互往來唱和的詩篇只能記訴與故人的友情。即便如此,詩人在篇末對自己貞元中由郎官出守至今三十多年的貶謫、外任的仕途生活並未後悔。這首詩沒有早年的豪情壯志,而是充滿了認真的理性思索。
縱觀劉禹錫的一生,即便倍受打擊,即便步入晚年,他依然保有一種自強不息的精神。在《酬浙東李侍郎越州春晚即事長句》中,詩人寫到:“明日漢庭徵舊德,老人爭出若邪溪。”仕途的艱難,體貌的衰老也沒有使這位老人放棄自己的人生理想,仍懷著希望倔強地堅持著。在《酬樂天閒臥見寄》中還寫到:“同年未同隱,緣欠買山錢。”瞿蛻園在《劉禹錫集箋證》中對此二句解釋為:“蓋同州地望素高,例為擢任節度觀察之階梯,禹錫不無冀望。且居易已有園宅在兩京,而禹錫猶無一椽之寄,故不能如居易之早退。”劉雖也有經濟原因而不能歸隱,但是其政治懷抱才是他謝絕白居易相勸偕隱的最終緣由。由此可見,儒家積極入世的思想一直佔據著詩人思想的主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