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和離騷的地位
詩經和離騷的地位
《離騷》是《楚辭》篇名，屈原的代表作，是中國古代最長的抒情詩。下面是詩經和離騷的地位，一起來看看吧。
《離騷》與《楚辭》
《離騷》是屈原的代表作，是屈原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熱情以至於整個生命熔成的詩篇。詩中大量運用古代神話與傳說，透過極其豐富的想象與聯想，採用鋪陳描述的手法具有強烈的藝術魅力。
“楚辭”是以屈原為代表的楚國詩人所創造的一種新詩體，這種詩體吸取了楚地民歌的營養，運用楚地方言韻律，反映楚地的民風，寫成詩歌形式。在表現手法上，大量運用賦比興的糅合形式，充滿浪漫主義色彩。在語言上，突破了《詩經》以四字句為主的格局，每句字數不等，句法參差錯落，起伏回宕，並且多用“兮”字增強韻律和幫助表達充沛的感情。在屈原之後，有一些詩人競相效仿，用楚辭體寫作，但楚辭體最重要的作者仍是屈原，不僅因為他是這種詩體的首創者，而且因為他的作品數量多，思想水平和藝術水平最高，又因為他的《離騷》代表楚辭，所以楚辭體又稱為“騷體”。
西漢末年，劉向將屈原、宋玉及漢人模仿的作品合編為《楚辭》，從此，《楚辭》便是繼《詩經》之後又一部詩歌總集，它對後世的影響，只有《詩經》可以與它相媲美。
中國文學史上歷來“風”“騷”並稱，“風”是指《詩經》，“騷”是指以《離騷》為代表的《楚辭》，“風騷”開創了我國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文學的源頭。
詩經的地位
《詩經》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奠定了我國詩歌的優良傳統，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詩人，我國詩歌藝術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詩經》雖有少數敘事的史詩，但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衛風·氓》這類偏於敘述的詩篇，其敘事也是為抒情服務的，而不能簡單地稱為敘事詩。《詩經》可以說主要是一部抒情詩集，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產生了如此眾多、水平如此之高的抒情詩篇，是世界各國文學中罕見的。從《詩經》開始，就顯示出我國抒情詩特別發達的民族文學特色。從此以後，我國詩歌沿著《詩經》開闢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進，抒情詩成為我國詩歌的主要形式。
《詩經》表現出的關注現實的熱情、強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識、真誠積極的人生態度，被後人概括為“風雅”精神，直接影響了後世詩人的創作。
《詩經》中以個人為主體的抒情發憤之作，為屈原所繼承。“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史記·屈原列傳》)《離騷》及《九章》中憂憤深廣的作品，兼具了國風、“二雅”的傳統。漢樂府詩緣事而發的特點，建安詩人的慷慨之音，都是這種精神的直接繼承。後世詩人往往倡導“風雅”精神，來進行文學革新。陳子昂感嘆齊梁間“風雅不作”(《與東方左史虯修竹篇序》)，他的詩歌革新主張，就是要以“風雅”廣泛深刻的現實性和嚴肅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質樸自然、剛健明朗的創作風格，來矯正詩壇長期流行的頹靡風氣。不僅陳子昂，唐代的許多優秀詩人，都繼承了“風雅”的優良傳統。李白慨嘆“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古風》其一);杜甫更是“別裁偽體親風雅”(《戲為六絕句》其六)，杜詩以其題材的廣泛和反映社會現實的深刻而被稱為“詩史”;白居易稱張籍“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張籍古樂府》)，實際上白居易和新樂府諸家，所表現出的注重現實生活、干預政治的旨趣和關心人民疾苦的傾向，都是“風雅”精神的體現。而且這種精神在唐以後的詩歌創作中，從宋陸游到清末黃遵憲，也代不乏人。
如果說，“風雅”在思想內容上被後世詩人立為準的，比興則在藝術表現手法上為後代作家提供了學習的典範。《詩經》所創立的比興手法，經過後世發展，成了我國古代詩歌獨有的民族文化傳統。《詩經》中僅作為詩歌起頭協調音韻，喚起情緒的興，在後代詩歌中仍有表現。而大量存在的兼有比義的興，更為後代詩人所廣泛繼承，比興就成了一個固定的詞，用來指詩歌的形象思維，或有所寄託的藝術表現形式。《詩經》中觸物動情，運用形象思維的比興，塑造鮮明的藝術形象，構成情景交融的藝術境界，對我國詩歌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後世詩歌中的興象、意境等，對我國詩歌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後世詩歌中的興象、意境等，都可以在《詩經》裡看到萌芽。後代的民歌和模仿民歌的文人作品中，以興句起頭的很多。漢樂府民歌、古詩十九首，以及魏晉時期許多文人的創作中，都不乏其例，這明顯是對《詩經》起興手法的繼承。而興句和所詠之辭融為一體，構成詩的意境，則是《詩經》比興發展的`更高階段。
《詩經》於比興時有寄託，屈原在《楚辭》中，極大地發展了《詩經》比興寄託的表現手法。同時，《詩經》中不一定有寄託的比興，在《詩經》被經學化後，往往被加以穿鑿附會，作為政治說教的工具。因此，有時“比興”和“風雅”一樣，被用來作為提倡詩歌現實性、思想性的標的。而許多詩人，也緊承屈原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寫了許多寓有興寄的作品。比興的運用，形成了我國古代詩歌含蓄蘊藉、韻味無窮的藝術特點。
《詩經》對我國後世詩歌體裁結構、語言藝術等方面，也有深廣的影響。曹操、嵇康、陶淵明等人的四言詩創作直接繼承《詩經》的四言句式。《詩經》其他各種句式當時只是單句，後世演之，遂以成篇。同時，後世箴、銘、誦、贊等文體的四方言句和辭賦、駢文以四六句為基本句式，也可以追溯到《詩經》。總之，《詩經》牢籠千載，衣被後世，不愧為中國古代詩歌的光輝起點。
離騷的地位
從我國文學史的發展上來看，屈原上承《風》《雅》詩人，下啟兩漢賦家，自是一個承先啟後而最有創造性和最有影響的偉大的天才詩人。劉勰《文心雕龍·辨騷篇》說：“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賦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這話評價屈原及其作品頗為簡括、愜當。《辨騷篇》末又說：“不有屈原，豈見《離騷》?”就是這樣首次論定了屈原及其作品在文學史上的位置。
當然，提起最初對於屈原及其作品有深刻的認識，而給以很高的評價的，我們不會忘記首先為屈原作傳記的司馬遷。章炳麟《檢論》說：“《楚辭》傳本非一，然淮南王安為《離騷傳》，則知定本出於淮南。”又說：“班孟堅引淮南《離騷傳》，文與《屈原列傳》正同，知斯傳非太史自纂也。”儘管司馬遷所據《楚辭》祖本及其評價或有出於淮南，他總得加工一番才能作出屈原傳記。《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裡說：“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原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原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
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據此可見，劉勰評價屈原主要是從文學史上從文體源流上觀察來的;司馬遷評價屈原是從其人格和風格上觀察得來的;這裡不但論定了《離騷》是屈原的代表作，而且指出了它的特點，是以古見今、以小見大、以近見遠、以物見志的浪漫主義的象徵手法;主要地發見了作者同基於一般人的精神狀態上，而從自己的特殊的遭遇裡，鍛鍊了發展了而自成其崇高的偉大的心靈;發見了作者的生平人格和作品風格的完整、有機、訴合無間，賦予了作品以不朽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