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新考
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新考
【導讀】《上安州裴長史書》一文當作於公元753年，其中心在於透過申述自己輕財好施、存交重義、養高忘機以及富有才情種種品行，向時為安州長史的裴寬辯解自己遭受誹謗讒言，蒙受不白之冤的情況，表明自己當年絕不會追隨李林甫，陷害裴寬等人;並表示如果裴寬不相信自己所言，將再次進京、弄清事實真相的決心。
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新考
李白的《上安州裴長史書》是考定其生平和作品系年的重要資料，由於此文出自李白本人之手，故其所述生平經歷比其他任何史料都更具權威性，向來為李白研究者所重視，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已成為考證李白生平的座標系。自清代王琦起，即根據《書》中“常橫經籍書，製作不倦，迄於今三十春矣”一語，將此《書》定為李白三十歲所作，以李白生於長安元年(七○一年)推算，作年為開元十八年(七三○年)1。儘管後來學者對李白生平研究樹諸多新義，而對此《書》之判斷與使用卻無任何異議。持李白“兩入長安”說之學者更以《書》最後所言“西入秦海，一觀國風，永辭君侯，黃舉矣。何王公大人之門，不可以彈長劍乎?”為其“決定離開安陸，到長安去找政治出路”以及一入長安時間即在開元十八年的證明2。
然而，李白此《書》在許多關鍵問題上存在諸多疑點，這是不可否認的。其中最大疑點是一直無法確定所謂“安州裴長史”為何許人。宋代洪邁在《容齋四筆》中即提出疑問並做出解釋：“裴君不知何如人，至譽其貴而且賢，名飛天京，天才超然，度越作者，稜威雄雄，下群物。予謂白以白衣入翰林，其蓋世英姿，能使高力士脫靴於殿上，豈拘拘然怖一州者耶?蓋時有屈伸，正自不得不爾”云云。又，明代胡應《續筆叢》認為文中“本家金陵”乃“萬萬不通”，因此斷為偽作。王琦力駁其說，維持了李白此《書》之著作權。3此外，學者對李白與許氏婚姻年代的推斷也基本依賴此《書》。由此可見，《上安州裴長史書》是一篇資訊含量非常大卻又充滿疑問、很值得深入研究的文獻，確切弄清其具體含義，對於考察李白生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
由於學者對王琦系此書之作年為開元十八年向無疑問，而遍查開元年間在安州任長史之裴姓人物不可得，因此，對《書》中裴長史究竟為何人，一直闕遺。當代學者對與李白交遊的諸多人物進行了深入考索，但於此裴長史，一直迴避不談。而解決這一問題正是破解此《書》真實含義的關鍵。
首先需要突破的是自王琦起將此《書》繫於開元十八年這一沿襲已久的看法。此一系年，乃根據《書》中有“常橫經籍書，製作不倦，迄於今三十春矣”一語，即斷定李白作《書》時年齡為三十歲。按，此句為李白在《書》中回顧自己早年生活經歷，謂：“少長江漢，五歲誦六甲4，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常橫經籍書，製作不倦，迄於今三十春矣。”按照王琦的推算方法，則是李白一出生就能“橫經籍書，製作不倦”，真是不折不扣的神童了!其實，一個人能夠閱讀經典，進行創作，至少是在二十歲之後，則“迄於今三十春”不應自其出生時算起，而應加上其尚不能“製作不倦”時的年齡。根據下面的考證，筆者認為，李白上此《書》之年齡在其五十三歲，時為天寶十二載(七五三年)。
再來看《書》中的裴長史。對這位官員，李白《書》中作了充分的描述和頌揚：
伏惟君侯，貴而且賢，揚虎視，齒若編貝，膚如凝脂，昭昭乎若玉山上行，朗然映人也。而高義重諾，名飛天京，四方諸侯，聞風暗許。倚劍慷慨，氣幹虹霓。月費千金，日宴群客。出躍駿馬，入羅紅顏。所在之處，賓朋成市。故時人歌曰：“賓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門。願得裴公之一言，不須驅馬華軒”。白不知君侯何以得此聲於天壤之間，豈不由重諾好賢，謙以得也?而晚節改操，棲情翰林，天才超然，度越作者。屈國，時惟清哉。稜威雄雄，下群物。白竊慕高義，已經十年。雲山間之，造謁無路。今也運會，得趨未塵，承顏接辭，八九度矣。常欲一雪心跡，崎嶇未便。
此節文字殊多“玄機”。《書》中不但稱裴長史“名飛天京，四方諸侯，聞風暗許”，而且引徵“時人歌”：“願得裴公之一言，不須驅馬華軒”等等，可以想見這樣一位人物豈能是一般的“地方官吏”?“屈國”一語更透露，裴長史是被貶官來到安州的。更重要的是下文“白竊慕高義，已經十年”一語，果若此《書》作於李白三十歲，則李白自二十歲時即已得知裴長史其人並欲與其結交，當時李白尚未出蜀，由何得知裴長史?當時裴某又在何處?皆無可考據。“今也運會，得趨未塵，承顏接辭，八九度矣。常欲一雪心跡，崎嶇未便。”云云，則表明李白此時在安州已與裴長史交往多時，且欲向其“一雪心跡”，又隱約透露種種心曲。接下來是：
何圖謗忽生，眾口攢毀，將欲投下客，震於嚴威。然自明無，何憂悔吝!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過此三者，鬼神不害。若使事得其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自屏於烹鮮之地，惟君侯死生。不然，投山竄海，轉死溝壑。豈能明目張膽，託書自陳耶!
正如學者普遍認為的，李白上此《書》的目的是為雪謗。細細品味文意，此謗又定與裴長史有關係，否則“若事得其實，罪當其身”云云就是無的放矢。但按照傳統解釋，三十歲尚偏居安陸，未參與過什麼重大政治活動的李白能有什麼大“罪”需要如此鄭重地為自己開脫呢?這也正是洪邁所詫異的：“蓋世英姿，能使高力士脫靴於殿上”的李白，“豈拘拘然怖一州者耶?”但李白下面“自屏於烹鮮之地，惟君侯死生”等語，又說得如此嚴重，顯然不是什麼小事。所有這些，按照李白開元十八年上書來推斷，是無法解釋清楚的。
此外，此《書》還有諸多疑問難以解釋。如“昔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云云，安旗、天緯以為：“白於敘事，多有誇大。此言‘散金三十餘萬’即一例。……不一年而散金如此之多，無疑言過其實。越二年，再遊江夏時，營葬吳指南於城之東，竟至‘乞貸’，何三年之間，貧富相懸乃爾!”5此疑也是因將此《書》系年於開元十八年的結果。實際上，此處所謂“東遊維揚”，絕非指開元十五年間事，而是指天寶六年至天寶七年居揚州“狂放不”之時。唯有此時，李白才可能“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而且並非誇大，而是紀實6。李白上此《書》，意在雪謗，證明自己的誠意。若此時仍作誇飾不實之語，豈非授人以把柄?李白豈能如此蠢笨!又，《書》中記“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為益州長史，白於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禮。因謂群寮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識，具知此談。”“四海明識，具知此談”一語又豈是李白開元十八年時可以道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