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李白的政治理想及其成因
淺析李白的政治理想及其成因
摘要：李白的政治理想非常複雜，其中關於個人的部分清晰明確，即以成為輔弼之臣為主要目標，而關於國家、社會的部分則只有“寰區大定”之類籠統、模糊的表述，缺乏明確、具體的內容。之所以這樣，一方面是由於當時社會錯位的人才標準的影響，另一方面也與李白龐雜的思想體系有關。
關鍵詞：李白政治理想成因
在李唐時代的大詩人中，李白無疑是最複雜的，對李白的研究也一直是古代文學研究的熱點。李白畢生熱衷於政治，因而研究政治對李白詩歌創作的影響很有必要，這方面已經有很多學者做過論述。但在這些研究中，人們往往關注於具體政治事件對李白詩歌創作的影響。李白有為李唐王朝建功立業的強烈願望並終身求仕，雖然遭受過很多打擊和挫折，卻矢志不渝，若無堅定的理想、信念支撐，是不太可能的。那麼，李白的政治理想究竟是什麼？
長期以來，學者們對李白的政治理想做過很多研究並有很多精彩的論述，但已有的研究也多是根據李白作品中的隻言片語，認為李白的政治理想就是“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以下簡稱為《代》）、“濟蒼生”（《梁園吟》）。但如果綜合分析李白的有關作品，並結合李白一生所為，則會發現，李白的政治理想可能要複雜得多。簡而言之，李白可能並沒有形成一個明確、具體的政治理想，他的政治理想可能只是一種模糊的概念。本文力圖在揭示李白政治理想本質的基礎上，探討這種政治理想的成因，從而進一步理解李白人生的悲劇性與文學創作的成功之間的巨大反差。由於李白是中國古代悲劇性文人的一個典型代表，因此本研究也期望能對其他悲劇性文人的研究有一定的參考與借鑑意義。
一、李白的政治理想
所謂理想，是指人生的奮鬥目標，是人們對未來的一種想象。對未來政治生活的美好想象即為政治理想，一般而言，政治理想當包括兩個方面：個人理想，即期待自己在政治上的作為；社會理想，即嚮往的理想社會或治國方略。
（一）個人理想
李白在很多詩文中都表達了個人的政治理想，如“東山高臥時起來，欲濟蒼生應未晚”（《梁園吟》）①、“餘亦草間人，頗懷拯物情”（《五古·讀諸葛武侯傳書》）、“平明空嘯吒，思欲解世紛”（《贈何七判官昌浩》）、“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行路難三首其一》）。不難發現，李白對出仕有著極為強烈的願望。可以說，進仕是李白政治
理想的重要內容。李白在《代》中更是毫不掩飾地說出了自己的具體目標：“願為輔弼”。吾與爾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申管仲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慧，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可見，李白期待的不是一般意義的進仕，他要做的是輔弼之臣——宰相一類的重臣。這一點已是很多學者的共識。如陳貽焮認為：“（李白）最大最主要、為他長期所追求而始終不渝的（目標）則只有一個——想做宰相。”餘恕誠認為李白嚮往著“由布衣躍升為帝王之師”。
（二）社會理想
與“願為輔弼”這樣清晰明確的個人理想相比，李白的社會理想則顯得複雜、隱晦得多，我們需要對其作品進行深入分析才能有所收穫。
1.理想社會
我們首先分析李白嚮往的理想社會。同樣是在《代》中，李白也描述了自己理想中的社會，他以“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來概括。這種描述與儒家類似，因此很多學者認為李白追求儒家理想的社會，即天下大同，施行王道仁政。如葛景春認為李白的.政治理想和杜甫類似，就是“致吾君於堯舜”與“再復魯道”。“魯道”指的正是儒家理念中的理想社會。然而，“寰區大定，海縣清一”畢竟只是一種天下太平的籠統概念，在未發現更明確表述之前，武斷地將其等同於儒家的理想社會，未免顯得草率。
李白在另一篇作品《明堂賦》裡讚美唐玄宗努力尋找治理天下之至道，要實現“幾華婿之故鄉”的理想。“華胥國”出自道家典籍《列子·黃帝》篇，其特點是“自然而已”。華胥國與老子的“小國寡民”是有區別的，它是道家所推崇的另一種“天下大治”的社會。然而，若根據“華胥國”認定李白推崇道家的理想社會，則會面臨很尷尬的局面。比如道家經典中的“華胥國”平等自然，否定君權（“其國無帥長”），這顯然與李白多處表現出的忠君思想（如“霜凋逐臣發，日憶明光宮”（《魯中送二從弟赴舉之西京》）相矛盾。因此簡單地認為李白追求的是道家理念中的理想社會同樣顯得草率。
事實上，李白關於理想社會的表述，不管是“寰區大定，海縣清一”還是“幾華胥之故鄉”，並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都是一種籠統概念上的太平盛世。李白對此概念並無進一步的描述或詮釋。因此，李白的理想社會是模糊不清的。
2.治國方略
李白所期待的治國方略通常認為更傾向於儒家的治國理念。這是因為在《代》文中，李白表現出“達則兼濟天下”的濟世思想（類似的表述很多，如《梁園吟》雲：“東山高臥時起來，欲濟蒼生應未晚。”），這與儒家思想所倡導的積極入世的精神相符；同時，為“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李白期望能“奮其智慧”，這無疑符合儒家積極作為的行事原則。但事實上李白作品中積極進取的態度並不能作為其儒家治國理念的依據。對此，徐中玉在為《李白思想研究》所作的序文中有專門論述，他認為一個人即使是大字不識的文盲，其人生態度也是“處於積極進取與消沉止足兩者之間的若干狀態之中”。我們還應該注意到，儒家治國的精髓在於施行仁政、王道，李白所推崇的卻是王霸之術，“申管仲之談，謀帝王之術”，這與儒家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儒家對管仲的“術”是很不以為然的（《孟子·公孫丑下》中孟子就有“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的表述）。因此李白不太可能完全認可儒家的治國理念。而在《明堂賦》裡，李白一面以“元元澹然，不知所在”讚許自然無為，另一面又大肆頌揚唐玄宗勵精圖治的作為，如“乃目極於天，耳下於泉，飛聰馳明，無所不察。考鬼神之奧，推陰陽之荒”、“下明詔，班舊章，振窮乏，散敖倉”，“建翠華兮萋萋，鳴玉鑾之鉠鉠”。可見，李白並不認可道家自然無為的治國理念。事實上，李白嚮往的治國方略並不符合任何一家一派的主張，只是一個模糊不清的概念，李白在詩文作品中也未對其進行明確表述。
綜上所述，李白的政治理想具有很鮮明的特色：一方面，李白有很明確的個人理想，即成為輔弼之臣。另一方面，李白的社會理想顯得複雜且模糊，表述籠統，缺乏具體、明確的內容。
二、李白政治理想的成因
影響李白政治理想形成的因素很多，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錯位的人才標準
錯位的人才標準是導致李白的強烈求仕願望和過高政治自許的重要因素。李白的文學才華備受稱讚，比如杜甫就評價李白“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與李十二白同尋範十隱居》）②、“敏捷詩千首，飄然思不群”（《不見》）、“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韻》）。李白對自己的文采也頗自負，《冬日於龍門送從弟京兆參軍令問之淮南覲省序》就記載了別人問他“兄心肝五藏皆錦繡耶？不然，何開口成文，揮翰霞散？”時他很開心地“撫掌大笑，揚眉當之”。但中國古代文人普遍要面對一個很奇怪的人才標準，他們的遇與不遇不以文學上的成就，反而根據政治上的窮通為標準，文人的價值實際上是錯位了，他們可以透過文學之才獲得政治上的待遇。盛唐時期，帝王喜好詩文，明經地位下落，科舉時有關儒家經典的考試可以詩代替，謂之“贖帖”，文人以詩取仕屢見不鮮。在這種情況下，李白這種“開口成文，揮翰霞散”的天才自然對政治生活充滿期待。將文學才華等同於政治才能不只是李白一個人的誤解，可能是整個時代文人的普遍觀點，如李陽冰也透過“朝列賦謫仙之歌，凡數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草堂集序》③）來表達對李白政治上失意的惋惜與遺憾。可以說，這種錯位的人才標準為李白的積極入仕提供了動力。
（二）錯綜複雜的思想體系
李白思想的複雜性可能是其社會理想形成的重要因素。李白受儒、道、縱橫等諸家思想影響，這些思想相互交織，相互影響，共同構成了李白社會理想的思想來源。
李白受儒家思想影響較大，但他對儒生卻很不屑，他在《嘲魯叟》中直接以“魯叟談五經，白髮死章句”諷刺魯叟只知章句之學。李白的言行也不符合儒家儀規，後世儒家學者對他多不認可，如宋人趙次元認為李白的之詩“多在風月草木之間，神仙虛無之說”，無助於“教化”。（《杜工部草堂記》）羅大經也認為李白“不過豪俠使氣，狂醉於花月間耳”，對社稷蒼生，“曾不親其心膂”。［大儒蘇轍更是直接批評李白“不知義理之所在”：
李白詩類其為人，駿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不知義理之所在也。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為難；語遊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為非。此豈其能也哉？白始以詩酒奉事明皇，遇讒而去，所至不改其舊。永王璘將據江淮，白起而從之不疑，遂以放死。
在蘇轍看來，李白根本就不是儒家信徒，在人格上存在嚴重的缺陷，其行為更與儒家相悖。由此可見，儒家絕非李白的主導思想。
道家對李白的影響也很大，集中表現在山林之隱上，但“我們只要回顧李白的一生，就會發現他在不同階段是出於不同的理由而選擇遁隱山林”，這與道家所追求的清靜無為是大不相同的，而其一生執著於仕途、追求有為的做法更與道家的思想相悖。所以，從李白的現實動機和生活實踐來看，他也不是一個道家思想的實踐者。
很多學者還認為主導李白的思想是道教或者說是仙家思想，如“李白的嚮往山林，與其說是崇慕道家的自然境界，不如說是嚮往仙家的自由和長生”。然而，從李白《代》文來看，李白其實是不滿足於這種求仙問道的生活：“安能餐君紫霞，蔭君青松，乘君鸞鶴，駕君虯龍，一朝飛騰，為方丈、蓬萊之人耳，此方未可也。”由此可見，仙道不過是李白落魄無助時的一種寄託，不是可以指導其社會實踐的思想。
也有不少學者認為李白的主導思想是縱橫家。縱橫家形成於諸侯紛爭、戰亂頻仍的戰國時期，後世所謂“縱橫術”，不外乎稱雄圖霸的權謀韜略，其方法是在爭戰不已的群雄中馳說逞辯，擇主而從。李白有很多關於縱橫思想的宣示，如“洛陽蘇季子，劍戟森詞鋒。六印雖未佩，軒車若飛龍”（《魏郡別蘇明府因北遊》）。除此以外，李白還有類似於縱橫家的遊說行為，如其所作的《與韓荊州書》，行文誇張，對韓朝宗極盡恭維。在說到自己時，也毫不謙虛，自比平原君門下的毛遂，“日試萬言，倚馬可待”。這和縱橫家遊說群雄的方式幾乎同出一轍。
儘管如此，李白卻很難稱為縱橫思想的踐行者。縱橫之學以經世治時的王霸之道為主要內容，縱橫家也以輔佐帝王成就宏圖大業為主要目標。李白對文學侍臣司馬相如頗為欽慕，“餘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秋於敬亭送從侄專遊廬山序》）、“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贈張相鎬》）。待詔翰林時，李白無任何政治上的建樹，做的只是“文學侍臣”的事，李白也欣然接受文學侍臣的身份，自雲在翰林時“既潤色於鴻業，亦間草於王言。雍容揄揚，特見褒賞”（《代宋中丞自薦表》），同時還很得意地表示：“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章紫緩來相趨。”（《駕去溫泉宮後贈楊山人》）可見，李白更看重的可能是縱橫家飛黃騰達後的榮耀，而非成就宏圖大業的作為，意在其“位”而非其“為”。因此，縱橫也不是李白的主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