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詩歌中對“風流”人物的品讀

李白詩歌中對“風流”人物的品讀

  對李白的研究,前輩學人多集中在對李白生平交遊的考辨、作品別集的辨偽、詩文的解讀分析等方面,而缺少從其詩歌中涉及到的人物的角度人手來考察李白對當時人物的品藻。

  一、李白詩歌品藻“風流”人物的涵義

  對人物的品藻在唐以前早已有之。先秦至兩漢,人物品藻的內容多侷限於經學造詣、道德品行的範圍之內。到了魏晉時代,開始注重人物的風韻、才情、格調、氣度等內在精神之美,最典型的如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專設《品藻》一門。而“風流”作為魏晉人物品藻的一個重要方面,其本義是指風俗教化如風之行,如水之流;後來其詞義有了發展具有眾多意義:可指文學風格、可指男女關係、可指英雄豪傑等。而作為“人格美”意義上的風流,馮友蘭先生認為乃是特指魏晉士人那種自由的精神、脫俗的言行、超逸的風度。其表現形式主要由三方面構成,即魏晉名士的玄談之風、品題之風、任誕之風。

  在魏晉之後,唐代雖也有像《世說新語》那樣專門記載人物言行、品評人物的著作出現,但品評人物的文學因子更多地存在於代表有唐一代文學繁榮的詩歌之中。李白的一千餘首詩歌,有大量的涉及到品藻人物的詩歌,其中提到“風流”的詩歌有14首。這些詩歌中《東魯門泛舟二首》(其二)、《與賈至舍人於龍興寺剪落梧桐枝望濉湖》和《五松山送殷淑》三首詩中涉及到的“風流”主要指山水秀麗、風景美好。故李白詩歌涉及到對人物“風流”的品藻的詩歌有11首。其中的“風流”按其內涵可分為詩酒風流、隱逸風流和俠士風流,這對魏晉時期的“風流”有很大發展。

  (一)“李白斗酒詩百篇”――詩酒風流

  李白詩中的“風流”人物,首先與美酒酣醉、詩文才氣聯絡在一起。涉及到的詩歌有《流夜郎贈辛判官》、《江夏贈韋南陵冰》、《金陵送張十一再遊東吳》、《泛沔州城南郎官湖》、《陪宋中丞武昌夜飲懷古》、《對酒憶賀監二首》(其一)6首,其中的主人公有古人、有當時人,也有自己,但無不酒醉憨逸、才高八斗。首先他自己就是個詩酒俱佳、風流瀟灑之人。如其《陪宋中丞武昌夜飲懷古》中說自己因陪友人宋之悌之子宋若思夜飲南樓而“風流在武昌”;還如其《流夜郎贈辛判官》一詩:“昔在長安醉花柳,五侯七貴同杯酒。氣岸遙凌豪士前,風流肯落他人後”,誇自己當年漫遊長安,與王卿貴戚同醉酒花前柳下,“氣岸凌乎豪士,鄙睨之下,旁若無人”,風度才華豈肯落在他人之後?其中又有醉酒、又有才華,是李白自身真實的寫照。李白描述自己好酒、醉酒的狀態及其酒後詩文風采說明“詩酒風流”是李白品評“風流”人物的很重要的一層含義。酒對李白來說,有著特殊的意義,對此唐人在多處皆有記載。最典型的如杜甫在《飲中八仙歌》中說:“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將李白醉酒後的憨態、豪邁及李白的詩文才氣表現得淋漓盡致。還如李肇《唐國史補》曰:“李白在翰林多沉飲。玄宗令撰樂詞,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能稍動,索筆一揮十數章,文不加點。”《唐摭言・敏捷》亦有相似記載:“李翰林應詔草《白蓮花開序》及《宮詞》十首。時方大醉,中貴人以冷水沃之稍醒。白於御前索筆一揮,文不加點。”這些都足以證明李白在醉酒之後揮毫萬卷、豪放不羈、神情灑脫,迥異常人,於是就被冠以“酒中仙”的美名。有酒量、有才華、有豪放逸仙之氣,是別人對李白的評價,也是李白自己所追求的詩酒風流之特點。

  李白自己有此追求,故也欣賞具有詩酒風流氣度的人。在《對酒憶賀監二首》(其一)中,李白回憶“風流賀季真”嘬典型的“風流”就是“狂”和“酒”。“四明狂客”在和他長安初次見面之時就“呼我謫仙人”,這是賀知章之“狂”,但“狂”中隱含著“才”:“謫仙人”是說李白雄才非世間人物可比,“超群拔俗如仙人也”。兩位有才之人相互欣賞,恃才自傲方為“狂”。賀知章拿“金龜換酒”,與作者常痛飲“杯中物”,二人以酒會友均為酒中豪傑。詩文才氣兼醉酒豪氣,即是典型的“詩酒風流”。在《金陵送張十一再遊東吳》中說:“張翰黃花句,風流五百年”。張翰乃西晉末年人,“黃花句”是指說張翰《雜詩》中的“青條若總翠,黃華散如金”。李白認為張翰此詩寫的好很有才氣,有“辭俊逸而意清新”@的風流。李白用張翰的典故說張十一亦有張翰的才氣,五百年後繼張翰之才氣“風流”者非張十一莫屬。這裡李白認為有才氣的人堪稱“風流”。《泛沔州城南郎官湖》中的尚書郎張謂,也因“四座醉清光”而風流未減。《江夏贈韋南陵冰》中說:“山公醉後能騎馬,別是風流賢主人。”山公是指竹林七賢山濤之子山簡。山簡在鎮守襄陽時“時出酣暢”,常喝的大醉而歸:“日暮倒載歸,茗芋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箸白皆籬”。李白認為,山簡的風流是透過他的“醉後騎馬”表現出來的。但魏晉士人的詩酒風流與李白及其同時代盛唐士人的詩酒風流有所不同。魏晉士人的詩酒風流給人一種沉痛的壓抑感,充滿著人生的憂患;而李白及盛唐士人的詩酒風流給人一種壯美之感,有股豪氣充溢於酒杯和高歌狂嘯之間,讓人覺得瀟灑、飄逸、豪放。這是李白對魏晉風流發展與超越之處。

  (二)“別有天地非人間”――隱逸風流

  李白所讚賞的“風流”人物,除有醉酒豪氣、才華橫溢之外,還有一個顯著的特徵就是出入老釋、隱逸山林。涉及到的詩歌有《別山僧》、《答杜秀才五松見贈》、《尋魯城北範居士,失道落蒼耳中,見範置酒摘蒼耳作》、《贈孟浩然》4首。在《別山僧》中,作者先寫山僧飄忽的行蹤:他舟賞水月、夜宿涇溪,平明又飛仙於雲外山巔,然後說“謔浪肯居支遁下,風流還與遠公齊”,認為只有支遁、慧遠這樣的著名高僧堪與其風流比肩。雖然李白沒有明說此山僧是誰,但慧遠被推為淨土宗之初祖,支遁則“神宇雋發,為老、釋風流之宗”。李白對他們這種“風流”的欣賞與推崇,為“風流”加入了隱逸的內涵。在《答杜秀才五松見贈》中,李白為了寫杜秀才的才華人品及其與自己的友誼,分別從側面例舉了若干“異代風流各一時”的名人:才華橫溢者有楊雄、蔡邕、袁宏、謝胱,隱逸者有商山四皓、陶安公、阮咸、陶淵明等人。這裡可以看出,他在認同“風流”時將隱逸同才華橫溢並舉,為“隱逸風流”中加入了新的涵義――隱逸兼才氣。而在其餘二首中,李白又為隱逸風流注入了醉酒豪氣。在《尋魯城北範居士,失道落蒼耳中,見範置酒摘蒼耳作》中,作者敘述自己頗費一番周折找到隱逸的範居士,找到後,範居士備美酒、獻果蔬,二人酒酣耳熱、吟詠古辭,以十日之歡中盡享千載之期,盡顯“風流自簸盪,謔浪偏相宜”之態――便為隱逸風流中加入豪飲縱酒之涵義。還如較為著名的《贈孟浩然》一詩:“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雲。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李詩直解》雲:“此贈孟浩然之風流而贊其隱德之清高

  也。”應時《李詩緯》評“紅顏”四句:“四句總言其風流處。然上二句敘事,下二句敘情。”李白愛孟浩然之風流,主要欣賞他“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雲”的隱逸風流。他從少年時候就對榮華仕宦不感興趣,年老時歸隱山林,醉酒邀月,迷花不仕,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孟浩然隱逸風流的主要內涵,是以隱來保持自己高潔的德行、清白的品格,獨善其身,但其中加入了醉酒豪情的一面。

  李白對隱逸風流的極度讚賞是有其時代原因的。唐代士人仕進多途,不參加科舉考試甚至不以文字顯示才華的人,僅憑隱居養望,也可求得仕進。《新唐書・隱逸傳》曰:“唐興,賢人在位眾多,其遁戢不出者,才班班可述,然皆下概者也……然放利之徒,假隱自名,以詭祿仕,肩相摩於道,至號終南、嵩少為仕途捷徑,高尚之節喪焉。”《舊唐書・隱逸》曰:“高宗、天后,訪道山林,飛書巖穴,屢造幽人之宅,監回隱士之車。”也就是說唐代有才能的人都想謀求出仕,但也有一些隱逸者是為出仕而去隱逸,借隱逸之名行出仕之實走終南捷徑。隱逸一般多在亂世,而唐代特別是盛唐,為什麼還流行著隱逸呢,綜其原因,“一是以退為進,以隱求仕。二是功成身退,以隱避禍。三是獨善其身,以隱避世。”李白所欣賞的隱逸風流人物,具有“以隱求仕”和“以隱避世”的兩個特點。

  (三)“縱死猶聞俠骨香”――豪俠風流

  “十步一殺人,千里不留名”的李白極其崇尚豪俠,他的思想中充滿了任俠思想。李白的詩歌中涉及人物品藻時談到豪俠風流的詩有一首――《敘舊贈江陽宰陸調》,說他年輕時曾因好任俠而險遭不測:

  風流少年時,京洛事遊遨。腰間延陵劍,玉帶明珠袍。

  我昔鬥雞徒,連延五陵豪。遨遮相組織,呵嚇來煎熬。

  君開萬叢人,鞍馬皆辟易。告急清憲臺,脫餘北門厄。

  李白風流年少,仗劍遠遊,道遇兇險。後遇陸調“開萬叢人”而獲救,心存感激。他把自己的遊俠行為稱為“風流”,首先與其身世有很大關係。李白祖籍隴西,先輩們流亡邊地,長期受邊塞兄弟民族強悍民風的浸染,這對李白尚武好俠的性格形成了一定的影響。除此詩之外,李白沒有用“風流”一詞,但談到豪俠之士的遊俠詩有50多首,其中不論對古代遊俠還是對當代俠士,都痴迷般地崇敬:讚賞的古代俠士有荊軻(《贈友人三首》其二)、高漸離(《少年行二首》其一)、魯仲連(《古風五十九首》其十)、戰國“四君子”(《扶風豪士歌》)、專諸(《結襪子》、《醉後贈從甥高鎮》)、侯贏、朱亥(《俠客行》)、張良(《送張秀才謁高中丞》)、劇孟(《白馬篇》、《結交少年場行》)等,在《贈從兄襄陽少府皓》、《行行且遊遊獵篇》、《少年行三首》等詩中,則表現了對當代遊俠的讚賞。李白對他們俠義行為和精神的認同,更強烈地促成了他的俠義品性,而造就其生活中的許多行為就是俠行。如魏顥《李翰林集序》說他:“塵任俠,手刃數人。”《新唐書・文藝列傳》也稱李白:“喜縱橫術,擊劍為任俠,輕財重施。”李白自己在《與韓荊州書》、《上安州裴長史書》等詩文中也多次提到自己的遊俠行為。豪俠最可貴的'品質是重信守義,重感情與氣節,言必信行必果,慷慨相助、義薄雲天。李白不僅以這些豪俠氣概來品藻、讚美他所欣賞的豪俠,且自己身體力行,透過對遊俠行為和精神的讚賞與認同賦予其更強的時代氣息,將其提升到更高的層次。他“在俠的世界裡噴湧而出的生命情調中融入自我俠風激盪下的理想追求和人格嚮往,在詩人、俠客的藝術整合中,創造了富有時代感、人格美的藝術境界”,此藝術境界代表著盛唐士人共同的審美理想與生命追求。這就是他對豪俠人物“風流”品藻體認的意義所在。

  二、李白對“風流”人物認同的文化背景――盛唐氣象

  李白詩歌中對“風流”人物的品藻,原因眾多。較為重要的是與其特定時代的文化背景――盛唐氣象密切相關。

  李白對“詩酒風流”的體認,與盛唐氣象密不可分。李白及其同時代的盛唐詩人,不僅僅為飲酒而飲酒,而是藉助酒精的力量,展現出一種才華之美:一方面促成他們勃發的狂傲之氣;另一方面也使其在醉酒的狀態中找到靈感,與心靈境界相契合,恣意地表現出詩歌中高超的藝術境界。李白及盛唐詩人表現著酒的情韻,將酒融入了性情、融入了詩歌,使其成為詩歌內容的一部分。這種以李白為代表的盛唐詩人整體上都有的“詩酒風流”精神,是整個盛唐氣象的體現。楊義在《李杜詩學》中說:“‘斗酒詩百篇’已經成為‘醉態’盛唐的旺盛蓬勃的藝術創造力的象徵。象徵著傲岸雄放、超越世俗的詩學激情,象徵著強大自信的國力能以包容的廣闊的自由創造空間。”李白及其所欣賞的人物,都帶有這種在“醉態盛唐”中體現的盛唐氣象與盛唐精神,這使其在自由的氛圍中展現著高揚的個體精神,最大程度上發揮著詩酒結合的內涵。

  李白所讚賞的“隱逸風流”,也是盛唐氣象的體現。不僅李白欣賞隱士們的隱逸風流,而且他和同時代的盛唐詩人大都親身體驗過隱居的經歷和生活。如岑參先後隱居嵩山、終南山,常建結茅於太白西峰,“性疏簡,厭薄世務。慕神仙。服餌丹砂,期輕舉之道,結好塵喧之外”的李頎曾隱居嵩陽十年,李白本人也曾隱於嵩山、山東徂徠、廬山等地……盛唐人之所以如此喜好隱逸生活,與當時的社會風尚離不開。首先道教是唐代的國教,唐代皇帝以老子李聃的後代自居,求仙訪道、隱逸煉丹在當時蔚然成風。唐人喜歡隱逸與此密切相關。不僅如此,唐代士人因為可以透過多種途徑求仕,不參加科舉而靠隱居提高自己的聲望和名氣,走終南捷徑,從而做官求仕建功立業,也不失為一條可取的道路。於是在盛唐氣象極度包容的文化下,釋、道的隱逸獨善其身和儒家的治國達濟天下在這裡找到了完美的結合點。

  李白對“豪俠風流”的認同也與盛唐氣象相聯絡。在盛唐詩人心目中,俠士不僅是一個特殊的群體,更是一種精神氣質的象徵,象徵著自由與豪情,充滿著朝氣,這與林庚先生為“盛唐氣象”所定義的“蓬勃的氣象”與“蓬勃的思想感情”一致。李白對遊俠行為和精神的“風流”體認,代表著他對這種理想化的俠義氣質、人生境界與人格理想追求與嚮往。且作為盛唐遊俠詩人的代表。他的身上幾乎體現了盛唐時代所蘊含的尚武任俠精神。盛唐文化是一種多元文化,盛唐氣象就是在其滋潤下形成的一種相容幷包、兼收幷蓄的盛唐人特有的風尚與氣象。而遊俠精神中的狂放、豪邁等氣質與品質,在這種土壤下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發揮與最大限度的包容,使“少年俠士的形象成了當時人的偶像,強梁豪邁的氣概成了當時人的時尚,許許多多的人都在內心中期待自己成為具有這種風度的偶像”,於是他們重信守義,重感情與氣節,重精神自由,率性豪邁……李白及其所欣賞的人物都具有相類似的特點,這是盛唐氣象呈現的一個時代精神面貌的反映。

  綜上,我們認為,李白的11首涉及到對“風流”人物品藻的詩歌中,按其所品藻的人物型別可分為詩酒風流、隱逸風流、豪俠風流三類。其中詩酒風流的人物特點是酒醉狂放、才華橫溢,隱逸風流的人物特點是德行高潔、兼善詩酒,豪俠風流的人物特點是快意恩仇、重節仗義。這不僅是李白對“風流”的人物體認,更是盛唐士人共同的人物審美理想與人格生命追求。這與當時特定的文化時代背景――盛唐氣象息息相關。首先,盛唐人在醉酒中展現著才華美,在自由中體現著昂揚的、積極向上的個性精神,這便是盛唐氣象所呈現的盛唐精神。其次,盛唐氣象的文化背景極度包容,釋、道的隱逸獨善其身和儒家的治國達濟天下能完美結合。再次,豪俠仗義不僅體現著盛唐氣象“蓬勃的思想感情”,並也在多元文化的滋潤下與盛唐主流文化相互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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